“现在看来，战争打不起来，和平可以维护。发展问题是个南北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更多，要放到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解决。要使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穷国、富国都有责任。……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利用和平环境好好地发展自己。”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东西方对峙、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变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和平与发展问题面临严重的挑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为什么说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呢？这是因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为什么发展问题更为严重呢？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是几年就能解决的，而且现行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少数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新的困难。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春讲：“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关于“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的论断，改变了中国长期奉守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表现出了伟大战略家的理论勇气与世界胸怀。
２０世纪初，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认为战争与革命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和时代的基本特征。１９１５年他明确提出：“现代战争产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了。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越出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狭隘的范围。因此，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列强瓜分完毕。
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现在这场战争是资本家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特权和垄断，以延缓资本主义的崩溃。”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思想。那么，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１９１６年列宁通过观察与思考，又指出：“如果忘记一切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大强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培植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列宁的这些思想经斯大林的概括，表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关于时代的论断，是符合２０世纪上半叶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的，是经过实践所检验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基本上继承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只有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才能据此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方针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
从新中国建立到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认为有可能争取１０年到１５年的和平。即使在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针对美国国内不断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台湾国民党势力也叫嚷“反攻”大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骤然增加，毛泽东仍明确指出：“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的思想有所变化。１９６３年９月，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作出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与对战争危险认识相联系，毛泽东多次提出了“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思想，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比如１９７４年他在同北非来宾谈话时就指出：“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打仗。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这个社会制度不变，战争就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判断。和平是对战争的否定，主要是指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它既表明了世界当前的运行状态——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又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根本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是在全面战争、核大战的阴影下前行的。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差点迎头相撞，几乎将整个世界带入核大战的深渊。据统计，当时双方核武器ＴＮＴ总当量达１４５亿吨，相当于全世界每人头上悬有２吨多。包括美、苏在内的３０个国家的３００多名科学家对核爆炸的后果进行电子模拟计算的研究报告称：在一场使用５０亿吨当量核武器的全面核战争中，直接受害者将达２０多亿人，其中１０亿人将被立即杀死。大量核弹爆炸产生的巨量烟尘遮天蔽日，造成地球温度骤然下降，将导致持续数年的“核冬眠”，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因失去生存条件而灭绝。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和平问题成为全球性的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
发展是与革命相对应的，主要是指运用和平方式发展经济与推进社会进步。谋求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有待于努力奋斗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求得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７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逐步趋于缓和，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特别是由于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不等价交换，使南北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世界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谋求更大的经济发展和繁荣，都将经济发展作为基本国策。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少数发达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给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使得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的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是对人类历史客观发展的反映。２０世纪上半叶，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
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的扩张，要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和原料产地。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而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则决定了这种斗争的激烈性与不可调和性，因而帝国主义列强间必然要爆发战争。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来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同样尖锐而不可调和，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顺应历史的发展而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矛盾也日趋激烈，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战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所有这些决定了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时代主题酝酿着重大变化。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走向分化与瓦解，世界战略格局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转变为美苏争霸世界。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全世界瓦解，赢得政治独立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上发展和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三是人类社会逐渐兴起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其影响日益渗透到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现代科学技术不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全面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也推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调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关系的调整，加深了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进程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也造成了南北差距不断扩大。世界上的这些变化，使得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爆发的因素大大减少，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
进入８０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成为时代的呼声与主题。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是美苏两霸相争陷入战略僵持，被迫从对抗走向对话，其主导下的国际形势也从紧张趋向缓和。
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走向政治对话、竞争共存。虽然意识形态、制度不同，但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和合作领域的扩大。三是７０年代以来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各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欧洲，在深刻反思战争的基础上，其联合自强的步伐日益加快，使得欧洲成为世界六大力量中心之一，同时也成为制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和平力量之一。第三世界的崛起以及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大大削弱了霸权主义控制世界的能力，成为一支强大的制衡战争的力量。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也是和平力量的发展。虽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战争与不安定的因素没有完全消除，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争取。
从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人口、能源、环境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矛盾等问题若不解决，势必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既不能靠战争来解决，也不能靠革命来解决。共同的发展愿望和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发展成为世界的根本问题。
五、２１世纪头３０年至５０年是个和平的局面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邓小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曾预言：“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是从美苏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这一事实出发，预言：（１）今后３０年、５０年世界还会趋于缓和。这已经受了１５年的考验，世界确实进一步趋于缓和。（２）谁搞霸权主义，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这个预言已被苏联的垮台证明，美国如果继续搞霸权主义，侵略别国，总有一天也会收缩的。（３）国与国之间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预言，正在不断地被证明着。邓小平的预言不是即兴的，而是经过深入思考作出的战略判断。同年１０月１０日，邓小平对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更为明确地指出：“本世纪内不会打仗，而且可以预见下世纪三十至五十年是个和平的局面。”２１世纪头３０年至５０年会不会是个和平的局面呢？这关系到整个２１世纪的中国战略抉择。一定要认真研究，深刻理解，科学把握。
从提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再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再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概括，几乎都经历过争论。世纪之交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争论更为激烈。争论起因于科索沃战争和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有些人认为，科索沃战争发生以来，需要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作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但原先的判断和看法要改变，而且据此作出的某些重大决策都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具体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１）和平与发展只是奋斗目标而非现实。有人提出所谓的问题与主题的误解问题，认为邓小平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只是在讲“任务”，它所要揭示的是我们应该主要干什么，而不是要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认为把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直接解读为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的。
（２）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紧张代替了缓和，甚至战争正在迫近。如说，“科索沃战争已超出地区热点问题的范围而带来了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的转折性变化”，“已经动摇了国际关系的基础”。“科索沃事件和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处于两次战争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