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曾获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开始从事历史、哲学、社会学问题的研究，现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妇女学系和修辞学系教授。
她的主要代表作是：《有机体的感觉：巴巴拉·麦克林道克的生活和工作》（1983年）、《性别与科学之沉思》（1985年）。此外，她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理论物理学、分子与数学生物学、女权主义理论、20世纪生物学史、演变生物学、哲学等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探讨了科学研究中的性别问题，其中包括性别的含义、科学含义、女权主义与科学的关系、在现代科学的起源中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科学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问题、性别与科学研究的关系等。文中以细胞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道克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为例，证明科学的发现不仅取决于对自然的客观观察，而且取决于对生物体的感觉。文章批判了西方科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即把男性与“智慧”、“客观”联系在一起、把女性与“自然”、“情感”联系在一起的两分观念。
Ⅰ 引言
1.1 性别的内涵
把人类划分成不同类别的标准很多，在划分不同的文化种类时，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制定各种不同的标准。他们的重点可能放在身材、年龄、肤色、职业、财富、尊严、智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上。然而，所有的文化在区分人类种类时都强调了性别。虽然划分性别差异的主要指标各不相同，但是很显然，人们总能按照一些基本规则轻易地将男性与女性区别开。此外，人们总能准确无误地确定男性和女性。当我们运用这些规则来观察育龄成年人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文化背景却有明显的共性：人类从来都将人类群体划分为男女两大部分。因此，我们认为，从简单意义上来看，性（Sex）一词代表了我们的自然属性。当然也可以说，不同的性别在人类繁衍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人们对性别差异的内涵的理解带有一定的偏见。
但是，在跨文化共性中，我们也能发现一种最简单的区分标准。我们发现这种标准带有明显的文化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表现为：人们确立的界限、界限的重要程度、它所反映的特征、在建立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秩序中所起的作用等。正是为了强调这种文化的多样性，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们确定了性（Sex）与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他们指出“性别”表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代表了男性与女性的文化特征。
这种区别的内涵在于强调了影响男女两性发展的非生物因素（即：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重申了西蒙娜·波伏瓦著名的格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塑造的。”同时，它还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长期以来对性别差异的含义（即：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含义）的质疑转向对构成这些差异含义的质疑。用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话来讲，就是“性别是一个在争取缩小性差异的概念”。
女权主义者很快发现，这种令人信服的分类法行之有效。因此，女权主义者的注意力很快发生了转变：过去他们强调，性别是引导人类心理发展的文化标志，现在他们认为性别是组成男女之间社会和性关系的文化结构，接着他们又发现，性别是一切形成的劳动分工的基础，正是这种分工，将妇女、妇女工作及其价值，与人类文化的主流标准割裂开来，即认为妇女及妇女工作与客观性、伦理道德、市民权利、权威、甚至“人类本质”等概念无关。因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中，性别和性别准则就构成了一幅无言的、形象的画面，甚至某些领域妇女尚未涉足。
这种转变具有双重性：首先从性转向性别，其次，在塑造成年男女发展中，从性别所发挥的作用转向性别在勾画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图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成为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们都试用扩大分析范围以充实早期女权主义思想，他们试图分析个人和公众对性别的看法是怎样在各自领域中影响各种理论假设和范畴的。我个人对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是这样定义的：
“一种引人关注的方式，一个使某一特殊问题曝光的镜头：把人类历史描述成男性史和女性史意味着什么？这种做法如何影响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组合方式？如何影响对不同领域的评价？如何影响评估男女的真正价值？”
带着这些问题，女权主义学者们开始深入调查在传统的学科中一些基本理论观点的性别标志的轨迹。当然，他们早期主要是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们的视野扩展到了自然科学领域。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一种二元制（等级制）结构，这显然又是建立在男女两性关系的二分式之上的，即：公共／非公共、政治／个人、理性／感情、公正／关怀、客观／主观、权威／爱心等。这些范畴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他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改变这种关系的排列顺序，而是要改变这种关系，树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建立起新的性别范畴，将人类生活和思想变成一个相互承认、相互支持、相互定义的两个对立面的多元体。
1.2 女权主义和科学
在上述广义的分析网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的内容，这就带来了许多特殊的机会、特殊的困难和危险，因此就需要特殊的重视。一方面，在自然科学的基础范畴中，性别标志的出现（如智慧与自然、理性与感情、客观与主观），比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更引人注目。同时，自然科学中的中心议题主要是方法论问题，因为方法论超越了特殊性，不受个人或团体的控制。正如60多年前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所指出的，“实际评判的公正性和理论知识中的客观性，就其形式和主张而言，属于人道范畴，但就其真正历史面目而言，它们是彻头彻尾的男性化范畴。假如我们把上述概念当成绝对概念，用‘客观’一词加以描述，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种族历史上，客观性＝男性这一等式依然成立”。
西美尔的结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女权主义对自然科学加以评论时会遇到许多困难。的确，西美尔自己似乎也陷进了这一魔圈：在评判这一等式成立时，他无法确认等式成立的背景——是文化背景，还是生物背景。在上述一段话中，似乎指的是生物背景。在提及“我们种族历史”时，他并没有明确“我们种族”的定义，作为一位后现代派北欧人，他故意删去了其他文化历史（以及其他诸多“种族”），提出这样的结论，即：“客观性”真正是男性的特权产物。
女权主义自然科学评论的起点就是将这一等式组合一个难解的谜语：科学智慧这个概念是如何被理解为只属于男性的和超越肉体的？客观思维这个概念（即超出自我，非人格化的公正思维）是如何被理解为“男性思维”的？
人们也许会认为，上述问题（即难题的谜语）是那些非科学家但希望成为科学家的妇女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无数事实表明，一般的妇女和女科学家一样，完全能够自如地应付一切难题。的确，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认为，“客观性”等于“男性化”的观点，促使许多女科学家们加倍努力，以掩盖（或否认）这种观点给她们带来的规范式的矛盾。
就我个人而言，在我因分析研究需要而将这种观点当做一个难解之谜，而不仅仅当做一个真理或谬误之前，我也经历了一个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以获得一种认同，这与女科学家的经历相仿。我开始意识到：除了实际存在以外，观点、信念甚至语言也都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我才开始把科学、客观性与男性化之间的普遍联系看做一种世界观。它不仅反映了男女个人的生理和智力能力，而且反映了一种集体意识；这种普遍联系实际上是一组由身体和语言创造的信念，这一信念在语言的帮助下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制约着男女个人的言行举止。对我和我的同龄人而言，正是借助女权主义理论这个镜头，对科学的认识开始从文化而不是从生物的原则出发集中到性别问题上来，性别本身也是一组观念，它在特定的领域中，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不仅要重视对现在科学史上性别理想化角色的有效分析，还需要进一步认识“性别”的社会特征和力量，以及“科学”的社会特征和力量。
1.3 科学的含义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努力设法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其结果，只产生了某些形式上的知识体系和追求知识的过程。直到20世纪末期，我们才称其为“科学”。就像文化可划分“男性化”与“女性化”两大范畴一样，“科学”也是我们给一套实践和知识体系所起的名称。直到现在，由于各种带有“科学”标记的实践不断出现，这个术语很难有确切的定义，因此，我们只能采用传统的定义。尽管这种定义具有明显的学科多样性和历史多样性，我们仍然可以按其目前的形式，即构成现代科学意识形态的目的、价值观和假设，给这一领域确定一个广泛的标准化的范围。我们还可以从“科学革命”开始追溯其发展的轨迹。
为了认识现代科学的传统定义，女权主义理论家们主要求助于过去30年中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状况。1962年，托马斯·S。 库恩（Thomas S。 Kuhn）在研究科学革命时，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收集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发展动力的认识。库恩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科学思想史上的转变无法用一种完美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的观点。他写道：“一般来讲，在新的范例创造、传播和运用以后很久，才会产生决定性的论点。”科学发展的意义在于，科学能量的投入能产生技术效应，但是新理论方面的变化，及其给世界观带来的变化并不代表一种合乎逻辑的或经验式的必然，而是代表了一种科学和超科学需求的综合。这种观点的直接含义在于，不同的事实的总和、不同的科学问题的焦点，不同的知识构成以及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都是“科学”必不可少的，都与科学发展相一致。
1962年以来，由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孜孜不倦地从定义和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角度来提示超科学力量的作用，所以，大量资料得以发表。在这项研究中，有两点疏忽值得一提：一个是性别问题，现在它成为一个社会范畴；另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人领域问题。
因此，女权主义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研究和改革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它既强调了在传统科学中以及现代科学社会研究中，性别是感情和智慧劳动分工的基础；它又重现各种与妇女相关的问题，不仅仅从“妇女的角度”，而且从作为一种批判工具来检验排斥妇女的角度，来否定其合法性的二元制的根源。女权主义试图通过人类所经历的这些领域，来扩大我们对历史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理解。在过去，这些人类经历的领域总是归属于妇女：即个人的、情感的和性感的世界。
简言之，女权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结合帮助我们认识到，男人、女人和科学的产生是各种相互交织力量的合力的结果。这就是“科学——性别体系”，我们必须对构成这一体系的离合互动网络的根源、动力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性别观念和科学观念在这个系统中是如何相互沟通的，这个系统在我们的社会中又是怎样运转的，它又是如何对男性、女性和科学产生影响的。因此，性别和科学的中心主题就变成了对支撑科学与男性结合、科学与女性分离的合力网的分析。换言之，就是对男性、女性、科学的构成的研究，更确切地说，就是男性和女性的构成如何影响了科学的构成。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有许多可行的、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框架，都必须包括下列内容：在现代科学准则和价值观发展中，要对角色理想模式进行历史分析；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中，要对男性、女性和科学家的发展进行社会心理分析；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现代科学准则和价值观如何影响科学理论的产生。在下一节中，我要介绍第一种历史分析法，同时简单地讨论17世纪英格兰“科学革命”的推论策略，至于性别与科学的共同准则对男性和女性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动力的讨论，以及为什么某些男性、女性成为科学家的选择过程的讨论，我建议读者看看我的一本著作中的第二部分。最后，在后面几节中，我还要重申这样一些哲学问题（各种类型的问题，有最难答的，也有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从其生存的大的文化背景中获得的准则和价值观是怎样帮助科学发展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已超出了女权主义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引起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的重视。
Ⅱ性别和现代科学的起源
给科学命名的关键在于对掌握科学的人的命名，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了解这一学科，只有弄清了科学及其科学掌握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起学科体系。这一系列活动包括对思维、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命名，从而构成了科学研究的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广义上的社会领域中这些名称的内涵是一致的。
女权主义科学分析的第一步就是把镜头对准了科学话语历史中一直占据主导的性别标记，了解在科学发展的社会和认知领域，这些性别标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尤其要了解性别标志怎样影响、决定了智慧与自然的域（domain）、理智与情感的域、客观与主观的域，所有这些域一旦形成，又反过来重新界定男性与女性的域。
虽然，对17世纪文化而言，将自然女性化、将智慧男性化并非新生事物，但是，这些常见的指代却被赋予了新的关系，由于男性在变化多端的世界中，不断寻找以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政治，这种新关系适应了男性创造的现代科学的理论的需要。1662年，亨利·奥登伯格（Henry 0ldenberg）曾指出，皇家学会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男性哲学……据此男性才智将被冠以绝对真正的称号”。他一方面论及了传统的“男性”、“智慧”和“真正”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帮助组建了这些概念。奥登伯格自然地运用他的同时代人熟悉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因此，他顺理成章地归纳这些概念。
在17世纪的英格兰，“智慧”与“知识”，“男性”与“女性”，“上帝”与“自然”的含义，以及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都是人们争论的热点，那些自诩为自然哲学家的男子们所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并确定一系列早就存在的权威关系。因此，性别语言成为奥登伯格及其同行们主要的、取之不尽的、充分反映隐喻的源泉。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极为重视前辈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修辞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不朽的散文中，只有男性化的智慧，彻底摆脱了女性影响，才能真正地达到他提出的“智慧与自然之间纯洁、合法的统一”的完美境界。培根预见“纯洁、神圣的”、“与事物自身”的结合，这种结合将造就“一代神圣的超人和英雄”，他们能够“带领人类走向自然，让自然成为人类的奴隶，尽守职能”。
培根及其追随者们关心的热点并非将自然与妻子、母亲画等号，也非将智慧与男性、丈夫、父亲画等号，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一切天经地义。当时他们关心的是智慧／男性、自然／女性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关系又服从于知识／权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了男性对自然的主导地位，这与过去按特殊力量确立的“伪哲学家”具有本质性的区别，用培根的话来说，就是“男性气质应运而生”。智慧／男性、自然／女性的特点，即智慧、自然、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内涵，不可避免地成为争论热点。
培根雄辩的重点在于智慧／自然结合的各种方式上（例如：“限制”、“烦恼”、“迫害”、“征服”），提示了自然“终极”本质。50年后，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又重复了上述结合的方式，把重点放在自然的能力上。在《对通俗的自然概念的自由考察》一文中，波义耳提出：“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属于上帝，应该将上帝看做是最自由、最聪慧的代理人，而不是认为上帝任命一个聪明的、强大的实体，即自然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他还提出，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发现，“如果真有聪明的、强大的实体，即自然存在的话，她一定是行动盲目的，无能、无法完成自己的职责的。”后来，他又补充道：“男性对自然表现出的尊重，长期以来成为男性控制上帝次等创造物的重要不利因素：因为许多人轻视这种控制，把这种控制当成邪恶、企图摆脱自然在创造世界时所带来的各种限制……”波义耳认为，科学和宗教的结合把这种再造“自然”当成一种“巨大的富有创造力的自动装置”，我们有权力、有责任来检查这架自动装置机器的运转，对其进行仿真、并超越这架机器。
众多的社会、政治因素导致了哲学争论，使17世纪英格兰的现代科学体系化，这成为科学历史学家们的一个研究主题。但是，如果说现代科学引申、帮助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那么，它同时也引申、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性别意识形态。我们也许已经习惯于将智慧与情感、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加以区别。但是，17世纪的人们对此却难以接受。这些联系和区别是由现代科学创始之父们所采取的推理性策略所致。当然，这些话语的成立，证实了这些话语与当代变革在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舞台上是一致的。
在培根、波义耳、奥登伯格等人的雄辩中，性别的作用和内涵的明显特征通过将他们的观点与文艺复兴炼金术士们的观点的对比中反映出来。在波义耳协会成立前几十年中，自然哲学家联合起来，希望创立一种“新兴科学”，但是，他们对科学的含义认识不一致。人们常用两个对立的哲学来描述一些热点问题和观念：炼金术和机械学。按炼金术传统，物质化的自然与精神融为一体，对自然的理解必定要求心灵、手和大脑的共同努力。相反，机械论哲学家们力图将物质与精神分离，手脑与心灵分离。此外，还有一种突出的区别：培根的理想是男性化的超人，而炼金术士的理想则具有相反性质；培根追求的是对自然的控制，炼金术士追求的是通过“各种因素综合”获得权威；培根重视结合的纯洁性，提倡智慧与自然的纯洁的结合，炼金术士们也采用了同样的隐喻手法，把智慧与物质的结合、男性与女性的融合，当成自己的本质形象的交合。
相比之下，我们要指责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缺乏“科学”，理由很简单，但是，“科学”的真正含义仍然是争论焦点。如果说炼金术士们没给后人留下什么有意义的遗产，那么，同时代的机械论哲学家也同样是无所成就。这两大学派之间的竞争表明，我们不应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几百年前的事物。尤其是我们用现代视野来评价17世纪流行的巫术之争，就更加毫无意义了。当时，机械哲学家们强调巫术存在的现实性，而炼金术士们认为一切现象都可解释为上帝意志的体现，而机械哲学家们则提出，某些事情是魔鬼的杰作：巫术通过自己杂乱的性行为有力地证明了撒旦危险的存在。
与此相反，皇家学会的主要倡导者，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1anvill）也参加了这场争论，他不仅提出真理与谬误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专有知识和非专有知识的问题。格兰维尔指出，名副其实的虔诚的科学家不应该追求属于撒旦的“深奥的知识”，而应该注重将自身约束在严肃的研究之中。同样，亨利·摩尔（Henry More）也把炼金术士“混淆事物，弄虚作假”的行为当成宝贵的哲学遗产。在划定知识与色情性生活的关系、经验式知识与精神性知识的关系中，炼金术无法完整地界定自然范畴，无法界定专有知识和“真实”知识的范畴。一个世纪以前，柏拉斯尔塞斯（Paracelsus）写道，人们“发现了”“真正的爱情”“具备治疗作用”。但是后来格兰维尔写道：“当意志或情感起决定作用时，真理就束手无策……我们的女性像当年伊甸园里的夏娃，依然玩弄诡计，我们对女性的认识依然离不开夏娃，离不开夏娃这个可悲之母。”他总结说：“一旦情感由女性主宰时，真理就无立身之地。”
上述争论毕竟是争论，这与性别主宰一切的现实毫不相干，但是，这类争论却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女性气质的评价，直接影响了男性的妇女观，影响了妇女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简而言之，影响了性别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欧洲而言，目前流行的性别观念经历了200多年的演变，到了17世纪末，以前广为流行的性别角色的可塑性和灵活性的观点日益衰弱。“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定义日渐流行，因为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这些定义适应了当时工作与家庭分离的现实。男性与女性的活动范围日益明确，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科学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区别、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的区别，工作与家庭的区别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科学极力促成了智慧与自然、理性与情感、客观与主观的分裂。随着女性逐渐失去了其特征，现代科学产生了一种变质的、世俗化的机械的自然观念。这样，科学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的代言人。如果说，某一流行的科学观成为理性和客观标准的依据，科学也同样为新的男性化观念提供了依据。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是与女性化的事物相对立的，所以，现代科学对自然和女性心有余悸。由于母亲形象一方面具有机械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无性别的美德，因此，母亲的本质就是温顺和屈从，这就证实了培根提出的男性具有潜能的观点。
Ⅲ怀疑论者的反驳
当代的科学家们如果偶尔看到前面的争论，可能会耸耸肩说：“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与科学家的研究又有什么关系？”到目前为止，我的探讨范围是科学的话语、主观动机，而不是科学家们的成就或研究。有些读者也许会反驳说，即使是话语，我们的例证都已过时了：它们只反映了过去人们对科学和自然的看法，而不是当代人的看法。这一点很有道理，如果这一论点成立的话，应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个反论也很接近。自17世纪以来，科学话语中盛行的性别形象正逐渐消失，但是，直到现在这种形象依然残留下来了。17世纪自然哲学家们创造的隐喻式结构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当代世界中。自然与女性，思维与男性的自然结合一直是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演变是潜移默化的。当然，17世纪以来，性别准则经历了显著的变革，但是，在不同的阶级、种族中，它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不会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个人。智慧、自然、男性、女性之美的内涵都经常地在变化。主流文化传统历史的核心就在于这种隐喻式结构，长期以来充满了生机活力、影响深远。智慧与自然的分离、理性与情感的分离，客观与主观的分离，都与17世纪的性别隐喻融为一体，直至今天，在当代科学文化中，这些分离更加明显、更加持久，它们已不再需要传统的性别与性别角色的比喻来为自己掩饰了。
20世纪以来，由于当代女权主义的发展，科学内在的进步，科学已不再是男性主宰的领域了。科学成了男性和女性共同施展各自认知才能的领域（虽然白人和中产阶级男性占据多数）。过去人们常用“男性思维”一同来形容认知才能，现在这一术语逐渐被淘汰，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别歧视的色彩。尽管科学话语和科学家的性别构成都趋向于两性平等，但是，女权主义理论仍然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人们曾忽视了女性的价值观念和才能，这对科学的发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科学认知标榜为“男性思维”（这已持续了三百多年）会对科学思想的定义和实践产生什么影响？作为传统文化和物质劳动的组成部分，如何评价女性继承了另一种思维方式？
15年前，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就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要简单得多。因为当时科学的话语及职业构成都是以传统的性别界限为准则的，还因为科学依然是男性价值观、男性权威的堡垒，所以，女权主义理论家要运用“女性”一词来含蓄地反映历来被忽视的女性的美德和价值。他们当时还希望性别化的科学话语的消失将为一种更能反映人类本质（即抛开性别差异）的科学的创立铺平道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显然，要消除对某些女性的歧视，修正歧视性语言固然容易，要迎接女性文化遗留的价值观念的挑战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简言之，过去理论家们所提出的问题，现在看来，只不过是表层的问题而已。问题的核心并没有完全提示出来。妇女在科学领域的出现并没能改变科学，我们竭力地想消去科学中的性别影响，但并没有成功。
难道这意味着当代科学家的怀疑有道理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反论。我们在谈论科学和自然时所运用的语言难道与科学的实践和理论成就毫不相干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我们说科学没有改变，指的是我们日常的表达方式没能直接转变为科学的实践，同样，我们的性别规范也没能直接转变为实在的男性和女性实体。这仅仅强调从另一层面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即提示性别形象在现代科学史中的作用与地位，分析这种形象与文化准则如何影响了科学的认知发展和物质发展。同时，还应分析语言与意识形态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日常发展中的作用。
Ⅳ科学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项环环相扣、全神贯注的活动，如果要远离研究的问题，就无法对研究对象提出任何假设，尤其是无法用语言阐述出有意义的假设。要密切了解假设所提示的观点和数据，考虑周到，全力以赴，而且发现一个新领域或创造一个新领域都会使人陶醉，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最后的结果是科学家们很少反思指导理性分析的假设，这与当代其他知识分子有所区别。
他们的成功在短期内似乎不需要对研究假设进行反思。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每一成就都不是建立在对物质的反思之上的，因为对物质的反思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明确、具体”的答案。的确，他们还会认为，当代科学与17世纪早期科学的区别在于，当代科学认识到应该避免谈论科学，应该用技术性话语取代“日常”用语，因为技术性话语摆脱了日常用语中的模糊性和价值观倾向，适合了现代科学报告的需要。科学家们提出，让数据说话。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数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
众所周知，数据包含了解释。如果某种解释具有一定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数据要为众人所理解，这种解释必须通过一个共性实体反映出来，其中，术语的含义、术语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与术语所指是一致的。简言之，解释需要用一种常用的语言表达出来，科学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是这样。
使用某一语言意味着合作的概念域。这就是说，不仅仅要用恰当的名称来指代事物，而且要会用正确的措辞来提出要求、回答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还要会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判断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何种回答具有意义。每个问题都具有潜在的假设和期望，这就限制了选择答案的范围，只有那些有造诣的回答者才能提供恰如其分的答案。要弄清什么样的解释有意义，什么样的回答恰如其分，这就是某一特定语言实体的成分。
但是，如果某一特征能将科学实体与其他实体区分开，而这一特点又是科学话语所特有的，那么，我们只能这样假设，所有科学家的研究都承认，他们所研究的自然无法通过语言来沟通，因此，无法用语言真实地反映自然。根据这一假设，“自然法规”超出了对语言的相互依存。的确，自然法规超越了语言，以密码的方式编人了逻辑结构之中，它们只承认理性，重视实验。同样，科学的描述性语言应该是透明的、中立的，不需要检测。
坚信科学语言的透明性和中立性，能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同时，还能有效地帮助他们达到真理。这还使科学家们相信，科学的语言是绝对语言，从而保证自己的学科领域不受攻击。透明的语言总是经得起批评的。
因此，那些对科学了解不多的人，很难理解科学语言的“深度”，很难仔细地考察科学实践的程式，无法了解科学解释的内涵，更不能吃透科学语言所阐述的真理，同时，他们亦无法揭示在知识的坎途中出现的各种歧途，所以无法预测未来发展。
经过仔细考察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异同，我们认识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相似性。即使是最纯正的术语也有隐喻、歧义和一词多义。科学的结论只有避免了歧义和一词多义，才是有意义的。对“试验对照”一词的理解，应超出常规，它不仅指的是对变量的对照，而且指对观察方法、思维方法、试验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对照，研究人员只有经历了上述各种方法严格培训后，才能成为某一学科的杰出的专业人员。
即使是最传统的科学家们在展示他们近年在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时，也常常使用一些隐喻。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对一”的对应，科学方法才能真实地反映自然“本来的面目”，这些观点的基础就是将思维比喻为：“透明的实体”，把科学比喻为“自然界的镜子”。简单的逻辑学认为，语言无论怎样组合，都具有局限性，不足以忠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经历，亦无法反映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将科学比作“自然界的镜子”，从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都对科学家有益无害。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这种比喻是正确的。我们认为，这种比喻无助于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的构成，相比之下，当我们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进一步理解科学发展时，这种比喻就成了一种积极的障碍。玛丽·海思（Mary Hesse）曾这样讲过：“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时空域中，事物间存在着繁杂的轨迹和特定的规律。这一时空域可能广阔无际，但它只不过是数学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因为在最大数和无穷大之间存在着一个永无止境的差距。”
同时，“自然法规”的表达方式也采用了比喻的用法，这种比喻有其政治和理论的根源。不管哲学家们一直坚信自然法规的说法只是一种描述，而非规范性，它们经过历史演变而观念化是因为统治者的压力、老百姓的服从。“在人们使用这一术语前，自然法规一词只是上帝对物质世界的发布的命令，”《牛津英语大辞典》如是说，“即使某些作家反对上述观念，也时常引用这个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约定俗成，或者说这是现象产生的动因。”由此可见，“自然法规”的比喻将实体论的等级制带进了科学实践，开始给思维与物质、理论和实践、正常与畸形论资排辈了。就“法律”一词最基本的含义而言，法律所确定的自然顺序的种类主要受制于语言自身内部自然法规的编码程序。一切语言都能描述规则，但是，现存的科学语言却无法囊括各种现存的规则。因此，我们认为现存（或将来）的理论所能反映的各种规则将会永久地限制各种自然可能性和潜在的合理性。
南希·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指出，要充分表达科学的理论成功（或失败），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出“自然容量”的比喻。她对海思及其他一些当代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观点深表理解，她说，要理解科学家们所从事的理论与实验工作之间显著的趋同现象，不仅要重视检验他们所涉及的各种法规，而且要重视理论和实验过程中所采用的局部操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趋同现象产生的根源。卡特莱特指出，我们通常所指的科学法规，为适应某一特定实验的需要，违背（并且根本不考虑）概念性和语言学常规，而这些常规是奠定理论或“法规”的基础。同时，我们常指的科学法规为了适应某一理论观念的需要，还违背忽视了从事一种实验所必需的物质准备。科学法规可能是“正确的”，但遗留的问题依然很多。这些法规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卡特莱特认为，科学法规的正确之处在于它们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特定的环境，代表了人类智慧的产物，从而反映了自然的超前的永恒性。
Ⅴ性别、语言和科学研究
上述哲学修正观点帮助我们重新考虑修改本文的中心议题。本文开始提出的有关科学发展性别化的话语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第一，在确定的科学基本比喻中，性别的公众性概念、非公众性概念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是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第二，在科学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比喻都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属于科学的历史与哲学大范畴问题。早些年，我致力于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从历史上找出一些例证，说明性别概念在为科学与自然命名中的特定的影响。通过挖掘现实，了解科学话语的单一性，深入了解库恩奠定的哲学基础，海思、卡特莱特等人所做的贡献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至少我们可以提示用何种分析方法，能够揭示科学与自然的命名在帮助确立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从事这种研究最重要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史上的理论、比喻、实践结合起来的一个多元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门学科中，按照下列四个相互依存的轴心都可确认一些重要的变量：科学研究的目的；提出的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需的理论方法和实验方法；能为人们所接受的答案或令人满意的解释。对思维与自然不同的比喻，反映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持的不同的心理态度，同样也导致了不同的认知角度，从而产生不同的目的，提出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解释。当然，这种多变性取决于不同准则的选择，在科学发展史上，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选择持续很久，形成了一定的独特性，具有一定的选择压力。
我的研究中最具特色的例子就是对细胞遗传学家巴巴拉·麦克林道克的生活和工作的研究。麦克林道克指出，科学不仅取决于自然，而且取决于“对生物体的感受”。她还认为，“对生物体的感受”同时又是一种思维状态，是一种知识的源泉，是日常试验、观察、解释结果的源泉以及研究的源泉。在麦克林道克看来，最好要从本质的和全面的角度来理解“自然”，所以她的科学研究观接近于自然“能力”的观点，接近于多种秩序形式的观点，而与“自然法规”毫不相干。自然法规将自然描述成盲目的追随者、毫无新意，同时，自然法规又将自然的创造者描述成威力无比、富有创造性的具有高级思维能力的生物。相反，我认为，将自然看成有序列的，而不仅仅受法规约束的观点，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的创造力和无穷性。根据这种新的观点，自然在与观察者互利的关系中，将成为一个积极的合作者，既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当然，自然与智慧之间的这种关系表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虽不十分严谨，但更加接近现实，鼓励人们去倾听物质存在的声音，而否定科学数据是不需证明的。追溯麦克林道克的研究发展，我们会发现，对自然不同的命名方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这种差异起源于她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接着是她对各种数据的排列方式，最后根据她所采用的机械论原则，得出了一种遗传结构。麦克林道克认为，对基因结构的研究、甚至对重复和模仿机械论的研究都是对功能和结构质疑的补充。基因既非串珠，亦非DNA的游离子。它们是结构完整的功能性单位，其功能由其在整个机构中的位置所决定。所以，要完整地理解基因，必须弄清楚基因在与其他细胞以及有机体的关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因此，她认为细胞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功能性单位，它包含在更大的功能性单位中，这一观点使人联想到人类自身群体的构造。在麦克林道克的研究方式中，对研究对象的接近和认同，都具有创造性“认知”的作用。
麦克林道克因发现了遗传转移而享有盛誉，她认为，遗传重新排列的过程是有机体发展和调整的关键。但是，在她正式被确认发现这一现象以前，她的男性同行们做过许多不同的实验，用不同的语言进行过大量的讨论，他们需要首先确认这一现象的存在。
这一确认过程耗时40年。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时间差为发现差异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这种差异分别由语言学、方法论和观念差异所致，最后它们都达成了共识。我认为，共识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她的经历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历史上到处可见持不同意见者和离经叛道者，麦克林道克正是这样，她的成就曾被埋没，但后来她的成就又被科学所证实。如果不是被她的男性同行们的研究所证明，她的观点和成就将被当做科学史上的“谬误”而被人遗忘。
然而，有时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得到证实的观点也会产生某种误导。麦克林道克的生活、工作经历既非错误，而且她也并非是一个孤独的开拓者。她敏锐地观察了自然，“超时代地”把握了真理。她的成就确是可喜可贺的，这些成就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她的观点的本身，而且取决于她周围的同事承认了她的观点。这里所包含的哲学思想意味着，对她的成就的承认并不是说真理本身无须证明，而是因为人们在表达这一承认时，语言和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趋同。
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本文的重要性在于，麦克林道克是个妇女，她属于自然领域，情感丰富，善于直观事物。尽管这样，她的“女性认知方式”的特征，仍未进入科学的殿堂。这是因为，麦克林道克的实际生活和她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掩饰了上述提到过的各种女性的特征。麦克林道克的所作所为提示了一个多样化、完全不同的事实：一位妇女打破了科学常规和性别常规。她对科学的贡献不再具有女性性别标记，而且，这些贡献在于创造出了一种科学、一种自然观，从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重视；同时，这些贡献又创造了认知、情感的财富，因为过去的科学常被冠以“男性气质”的美称，从而排斥了认知和情感的内容。麦克林道克以其独特的方式重新确立了“科学”、“自然”、“妇女”的内涵，融人了认知和情感的内容，使她自己成为当之无愧的杰出的科学家。曾有人断言自然是男性威力的客体，而女性与科学则是两个互不包含的范畴，对于这一论断，麦克林道克的出现，使重新考察“女性”、“科学”、“智慧”与“自然”的范畴成为必要。她特别渴望摆脱传统看法对自己研究的束缚。从原则上讲，她的这种新观点是十分宝贵的，因此，得到了许多男性和女性的认同。
结束语
在结束语中，我将提出最棘手的问题。从美学和情感的角度来看，麦克林道克的科学观很具吸引力，她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推动主流性别化的科学史发展以前，她的成功鲜为人知。谈到基因换位，我们必须承认，她的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导致了一场观念革命，而且在于由此产生了一个与麦克林道克的观点完全相左的科学领域，即遗传工程学。在过去几年，遗传换位技术的发展，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威力，激发了科学的想象力，而麦克林道克的发现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这里，遗传换位的概念被彻底改变了，但这种新的概念，似乎证据不足，但是人们怎么能与已经得到证实的成功进行争辩呢？
现在我们可以相信，自然现象领域绝对要大于科学理论领域，所以有必要提出新的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不断积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人类一直在探寻世界的奥秘，即使是现存的理论，也有其独特性和时空性，无论我们接受何种哲学思想，事实依然是人们所持的特定的科学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证实了培根的预言，也会屈从于某种无法想象的力量。现代科学发挥着很好的作用。但问题在于：其他的科学观也能像现在这样合理地发挥作用吗？
女权主义者与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一起都在努力研究科学，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将导致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心理诱因、实验制约因素和认知需求等整合为一体。女权主义研究还承担着说明科学的技术效率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再坚持认为科学是自然镜子的观点，如果我们承认超科学因素决定科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理论“发挥作用”的特殊原因呢？
对于上述问题的一种回答就是，对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成功之间的联系提出挑战。我提出另一个思路，这要求改变一下我们的分析重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的重点一直放在科学的表现形式上，没考虑科学作为一种干预工具被用来改变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女权主义理论帮助我们从语言的角度重新审视科学，而不仅仅认为科学是变革的动力。所以，女权主义理论区分了表现与干预的差别，科学真理和科学结果之间的差别，其本身就是我们科学遗产的组成部分。我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深入理解科学发挥作用的内涵，重新审视“成功”的含义。
科学理论无疑会冲击现象，会导致某种变革。如果科学的理论是由那些非科学家通过自身互动、不对人类进行研究而创造出来，对这种理论有效的评判必定是由产生这一理论的互动来决定的。这种社会和技术性互动产生了一个互为依存的需求系统，而各种需求正是通过某些发挥作用的理论或研究计划来得到部分的满足。但是，如果科学的效力或科学的必然性存在于满足这些需求，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其存在于这一需求系统运转中的动机了。
我们可以用严格的常见的方式来描绘一种成功的理论或研究计划发挥作用的状况。一种理论或研究计划要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能提供工作机会，提出恰当的问题；其次必须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最后，必须能吸引追随者，结成联盟获得必要的支持。一句话，必须有能力说服各方人士——赞助机构、科学家、潜在的候补力量，公众等——来关注这一研究，虽然他们的兴趣各异且多变。
一个研究计划要站住脚，首先必须能自圆其说，以维持这一计划的存在。从近期来看，必须具备一个稳定的兴趣网络，或多或少地不受任何与物质世界互动的支配。工作、令人满意的解释、恰当的问题都产生于严谨的研究计划。但就长远来看，必须由科学家在与物质研究对象的互动中提出来各种设想。根据科学内在的准则，解释要令人满意，必须具备某些预见性成就，而这些成就还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当代科学最杰出的成就就在于它能满足大量的需求，它产生了一个适应世界发展、满足各类需求的理论体系。这一成就证明了科学家的智谋远大。通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与公众的互动、与科学遗产的互动，他们成功地制造出能将自然与我们的需要统一的工具。
在惊叹他们突出成就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需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指的是：选择何种自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及使需求与选择趋同的社会安排。只有承认这一趋同性，我们才能提出新的问题：科学家伟大的智谋如何在实现自己的愿望中得以展示，从而满足人类利益的趋同、创造“发挥作用”的科学？
尽管这样，这个问题中隐含了另一个问题。女权主义者从不过问与自然不符的问题，他们摧毁了我们对自然一无所知的观念。我们知道统治者的不足，我们的确担心，主宰自然的动机反映了人类中一部分人的野心。但是，女权主义视野突出的一点就是相信自然不是女性，描述自然最恰当的词是“它”而不是“她”。
也许回答最后一个反论的简单办法就是指出自然不是女性，也不是一个“事物”，无法用“它”来描绘。我们只有通过与自然的互动来了解自然，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自然生物，生于自然，逝于自然。用“事物”或“它”来指代自然，这只是一种谈话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不十分合理。由于没人能超越自然进行选择，我们必须承认，这只反映了人类的选择，因为是“我们”决定这样称呼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语言的客观化、具体化对自然的主宰在何种程度上是合适的、有意义的？在什么条件下，其他语言也同样合适、有意义呢？
在20世纪末提出科学目的的问题，并不是愚蠢之举，也非仅出于科研的需要。科学家早已明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和需求，这曾引起我们的震惊，这期间也出过差错。现代科学的威力表明，我们忘记将人类的生存融进了解知识的目标当中。也许现在开始重新审视、命名、划定科学领域，用语言重新规划科学计划，使其与自然界和人类生存目标相吻合，还为时不晚，这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刘梦 译）
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