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生活是怎么开始的？
前面只是从悬崖上猛然跌下，在凉飕飕的空中旋转，失控，翻着跟斗，完全不由自主地往下坠落。峭壁，深谷，有很多平时不可能看到的风景，可惜一落直下千丈，脑子也空茫失控，一切倏忽掠过，眼底只迷离叠印一些杂乱交错的黑影……
现在，到底了？
好像是。
深潭，冰凉彻骨，黑色的水涌，我的大脑漂浮。而我的身体又像瘫在乱石嶙峋的河滩，仰面朝天，双臂大张，一个黑十字。
黑色的水涌很柔媚，像个披着黑色婚纱的骷髅魔女，不住用她冰凉而软柔的身体拥住我，起伏轻抚，吮吸吞吐，把她所有的寒气渗进我的躯体。
漂浮的脑汁终于重新凝聚。刺骨的寒冷复活我的知觉。我没有散架，黑十字摔在万丈深渊下还是黑十字。
这是什么地方？知觉复苏后第一个疑问便是关注它的新世界，而不是关心它的主人，我。
潜意识里当然知道这里仍是牢房。但为什么它如此墨黑，寒气重重。是坟茔？万众墓窟里也应比这里热络暖和。旷野，无边的黑夜？黑夜里也应有鬼火闪烁，风从野地上空刮过。
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黑得眼睛都丧失了存在的墨黑。
一切无有，更黑的幽默便从无有里滋生，人气随之恢复。一个黑影，一双幽黑而闪亮的眼睛笑微微走近我，在我耳边说：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左边墙壁到右边墙壁是五步……
尤利伊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开篇第一句话。这便是我恢复知觉后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无声的声音。它让我感到人的存在，我并没有离开人的世界。
新的生活就从此开始，从一个无声的声音开始。
其他一切，尚未复苏。
这就决定了我冻醒后要做的第一件事：爬行，摸索，丈量这新世界的大小。
我确实是怀着一种幽默的心情在做这件工作，慢慢地而且保持着平稳速度地爬，手往前摸索，当触到硬硬的壁时，又掉回头，且矫正方向再重复一遍。我学过几何，知道首先要取得直角，再按垂直方向取得直线距离，这才准确。
但这准确还不够，它缺乏度量的标准，只能在心中估摸。看来我还得按照伏契克的做法，用脚步丈量。真是的，干吗不知道站起来迈步？真笨！可见我还有许多脑汁飘散在外，没有收回来。
这时才感到站起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我的腿呢？
它明明就在我的身下，沉甸甸地存在着。用手拍拍，它也在，没跑丢了。没有忘恩负义，弃我而去。可是此前它一直藏着，不通知我一声它还在这儿哩。知道它还存在并不是一件好事，伴之而来的便是不会让人愉快的感觉：麻木，肿胀，绵软，冰凉，像一条棉裤被冰水泡成了肿胀的尸体。而冰凌的利刃还在往里猛扎，让还未僵毙的骨髓嘘嘘尖叫。
身体的各部分真是孪生兄弟，你一痛他也叫痛，一窝蜂地凑热闹。这时才感到全身都在发痛。但是怪，唯有脑袋是个例外。这绝对不公平。手脚身体都有保护层，还叫痛不止，而它老兄全裸在外，却不吱不声。
摸摸，它也还在，没有飞去。
再摸摸，加一点力，它的感觉也是好的，知道木头是什么味道。
我的手成了木头？不对，它在脸上找到一种黏糊糊的感觉。这表明它仍是人类感觉最细腻实在可信的器官。
那黏糊糊的感觉变成一种实在的东西为我所知，是第二天我用汗衫充作毛巾，湿了冷水在脸上抹过以后，它们离开我的脸，依附“毛巾”再呈现在我的眼前，紫红色的，一团一团，印象派花海。
现实主义的描绘则简明得多，我血流如注，顺着脸、脖颈往下淌，滴到胸前的大黑牌上，在我的名字和头衔上湿了一大摊。有人还嫌不够精彩，便索性把牌子举起来，将就我的血在我脸上一阵乱抹，染得满脸血红，远胜关公。
现实主义作家是“老戏”，一个月后他才会出现在我的独立王国一统天地里。
那天深夜，印象派、现实主义还都不存在，存在的是墨黑和寒冷。这里冬夜，一般是零下二十度左右。我是寒冷救活的，它让我恢复知觉，并驱使我尽力扶着看不见的墙壁站立起来，摸到木质的门。然后我就用双拳使劲地捶打。并且把嗓门的音量开到最大限度，狂喊：喂，有没有人！喂，有没有人！……
怪哉，好像真的没有人。
这世界死绝了，只有我活着？
歇息一下，我又重新发动机器，做第二轮轰炸。
终于炸起了一点反响，有沉重的脚步声响过来。
闷浊的声音问：你闹什么？
我答：给我铺盖！
没有反响了。再过一会儿，脚步声又沉重地离去，消失。
我等待。但是没有脚步声再响过来。
那年月，最流行一句电影台词，是《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高大的瓦西里把又冷又饿的妻子抱在怀中，抚慰她的那句话：
“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
这时我只知道，今夜，铺盖，不会有的。
算是做了一次拳击运动，捶打那门，身体居然暖和些了。只是一坐下来，膝盖和脚板仍然冰凉。
我得自己爱护自己，保护重点。于是我脱下里层的毛线背心，用来裹住双脚。而膝盖呢，则用双臂紧紧抱住。整个身子坐着团成了一团。
关键时刻，还是父亲救了我。这毛背心是离家长征时，他给我的。深蓝色的，穿在我身上有点小，但包裹两只脚板，还是绰绰有余。救死扶伤者，天使也。这蓝色天使，至今我仍珍藏着，可惜岁月在她身上咬了些小孔。
世界，不以人世的纷争变乱为转移，早晨，太阳照常升起。
随着黎明的到来，笼罩我一晚上的黑色世界终于原形毕露，真相大白。这是一间狭窄的长条形囚室，木地板，高墙壁，没有窗户，只顶上有小方孔，上面还撑着一个圆形的盖。透气孔？天窗？可能都是它。
地板很干净，所以没有草席之类铺垫了。唯一的“家具”，是立在墙角的一个尿桶。朝它淋第一泡尿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裤裆里不妙，黏黏的，凉冰冰的。这肯定是自我知事以来这个部位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也是唯一的一次，屎糊在裤裆里了。说什么“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也是屎”，我这没说的，不存在黄泥巴黑泥巴，它就是屎，最让人讨厌的玩意儿。据说人大了以后，看自己小时候光屁股照的照片，会害羞，不好意思。我这事呢？比起光屁股照片可能更丑十倍吧。我还是如实把它写在这里。没法，这丑事确实在我身上发生过。你也别太恶心，我这不是所谓吓得屁滚尿流那样吓出来的，是脚在肚皮上硬踩出来的。只是当时已打昏在地，没有了知觉，所以直到十余个小时后才被我发觉。
我立即脱掉了全部裤子：棉裤，运动裤，内裤。从尿桶的竹索上折下一节小竹片，做了一次彻底清理。耻辱比寒冷更让人不能忍受。
困难的是水源不足，早晨从门缝里只塞进来一小筒水，罐头那么大的小铁皮筒。我一下成了充分利用水的模范，先含一小口水，嘴里转几转，吐了，算漱了口腥味。然后用汗衫做洗脸帕，轻轻濡湿了，抹脸。印象派杰作。小铁筒里的水也红殷殷的了，但毕竟还是水，染色的水。再淋一点到内裤上，便劲揉搓。当然没有肥皂。然后再淋水，最后冲光。拧干，晾在尿桶竹索上。完了，一次成功的节水实验。
心里顿然清爽。我又是一个干净的人。
早饭，吃得特别香，一个小木盆盛的玉米面粥，清汤汤的，喝完了，再用手指刮干净盆沿吃得一滴不剩。
心里清爽了，肚子暖和了，劲便恢复，竟然想做做体操。一个人玩单间，没有任何人碍手碍脚碍眼皮，木地板又干净，正适合做俯卧撑。我俯下身去，双手撑地，正说下撑，却突然发现眼前有一摊毛发，在淡黄色的洁净木板上黑得醒目。
谁的头发？怎么掉这么一地？
下意识地伸一只手摸摸自己的头顶，怪了，我那手有魔力似的，立即又割草一般纷纷扬扬洒落一片。同时，比昨晚更清楚地感觉到头皮的麻木和钝痛。
看到这么多落发，正如秋天在林荫道散步，看见倏地一阵北风吹落满地黄叶，即刻引起一股伤秋之感一样，我的心房马上一阵战栗收缩。我已经一无所有了，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从现在起，我清醒白醒，要做上山劳改的准备了，我得保护好我唯一的财产，身体。这头发，向来是我强健体魄的象征，如狮之鬃，凤之冠，浓黑密实粗硬，几乎没有人不夸我有一头好发的，可现在，手没断，脚没折，一夜之间，它们却怎么纷纷夭折了？
再一细看，再摸摸头皮，恍然大悟了，这不是它们集体自杀，而是不折不扣的他杀！凶蛮之手从我头皮上硬拽下来的。这时也依稀有些回忆，昨晚那顿暴打之后，我是被人拖着扔进这囚室里来的。除了拽手，大约就是拽我的头发。
见叶落而伤秋是可以使人落泪的，而面对散落地上的我的小尸体们，我却是咽下了一颗颗冰珠子。我立即埋下头，双手在上面一阵狂扫猛拍，让所有已经被连根拔除的头发们，全都归队，我要检阅。
拍打完了，用手掌在地板上慢慢扫拢，竟然有黑蓬蓬一小堆。天啦，掉了这么多，我头上的损失可是太惨重了。而且，都是连根拔除的，所谓斩草除根，它们原来的位置上，还会重新长出新苗吗？反正，后来我常怀疑，我的美发自那次损兵折将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较以前，二十二岁以前，稀疏多了。特别是脑顶门那一带。
后来，我不再吹拿波，留长发，至今仍是剪小平头，不知与此事是否有点关系？
我把那堆尸骸逐一进行了清检，决定留下一小撮作为纪念。留多少呢？没有去想，脑里就自动跳出一个数目：一百○八。于是我挑拣了一百○八根粗壮伸展的，我这种粗人不用手巾，正好棉衣夹层里还藏着一个红卫兵长征队袖套，便用它仔细包严实了，重新塞回夹层深处。可惜，这一百○八条好汉，后来连同红袖套全部掉进磨房下的冰水里，为水底晃动的女神的脸蛋殉情殉葬，全军覆没。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好容易熬出了监狱，却最终还是为美人而彻底死去。
除了开饭，干事哐当开锁，拉开一条窄窄的门缝，由一个老犯把饭盆塞进来，没有传唤，没有审讯，也没有放风几分钟的规矩，一天都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正好做清检头发细数根数这些莫名堂的事，一天，过得还算容易，比初入狱那阵心境清宁多了。
轻易就到晚上，生活又有改善，干事扔进一件牧民藏袍来。当然很破旧，油黑发污，但毕竟是皮革的，还有未磨尽的羊毛。只是抖开一看，毛丛里夹缝里处处埋伏着虱虫虮蛋，比那一次在马帮鸡毛店所见还恐怖。但我正好实践上次的吹牛了，脱光了全身来睡，一丝不挂，也节约了自家衣服。当年在川北农村睡觉御寒的经验也用上了，将被盖脚下用腰带扎紧了睡。现在没有了一切可称为绳索的自杀作案工具，很简单，牺牲一只衬衣袖就行了，用它来将烂皮袍拴紧。
这是一条经受了我亲身体验核查的经验，你可以放心使用的，哪怕只有一张布单，你也照我这方法去做，脱光身子睡比穿起衣服睡暖和，用布单裹严实，脚下拴紧了，再把头蒙上，包管不会喊冷。当然，唯一的缺点是，在外人看来，这样好像成了一具裹着的死尸。但那时这于我无所谓，我自认已经死去。
大约一周以后，我第一次重新走进日光里。我承认，眼睛是有点软弱，不太适应。但还能评价这一座监狱的特点，它像个粮食仓库。
腿脚还争气，走在院坝泥土地上，依然爽健如昔。吞食了几口由风吹送的空气，我甚至还轻松地甩动了几下手臂。这引来不少眼睛看我，我这才注意到其他好多囚室都是有窗户的，虽然钉有密密的铁栏杆。我当时只想看看在铁栏后有没有熟悉的面孔，而没有推敲过一下为何我住的单间与众不同，更不知住房规格与身份等级的关系。玩单间，在宾馆是贵客，在这里，是死囚。
我无知，因此我仍玩我的把戏。
我给审讯者大摆那场发生在长征队内部的“桃色风波”，当时气得我心痛的事，现在我都是讲得眉飞色舞，添枝加朵，只是用“一个女生”这个说法取代了秋萍的名字。
两个审讯员，一个年轻的，一个已不年轻的，也都听得笑微微的。只是年轻的像是热笑，不年轻的像是冷笑。
审讯的严肃性受到破坏，这局面不该由我负责，是审讯者自己引发的。此前，空气一直沉闷，他们机械地问，我机械地答，问得多，答得少，双方脸色都不好看。年长的那个显然很不耐烦，抬腕看了看表，便摸出烟来抽。这时，一直话少的那个年轻的却插问了：
一月二十二号晚上你住在哪里？是不是也在招待所？
一月二十二号？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对，也就是你们冲击机关的头天晚上。想想，好好想想！
这一说，我当然记起来了：我从没有在招待所住过，那天晚上也住接待站。
跟谁？有没有人能够证明？
有，当然有，长征队的全都知道。北京的两个也可以证明，他们两个那晚也在接待站。
为啥你不跟你的队员一起搬过去？
……这时我还不想说，觉得解释起来太麻烦，所以没吭声，算是拒绝回答吧。
他却不丢开这个话题，紧跟着就问：
那……第二天早上你干了些什么？在哪里？
车站，准备回家。
回家？
他像对这个答案很感兴趣，特别记录了，然后又追问：
有没有人可以证明？
有，央--
刚要脱口说出央金这名字，马上潜意识亮起耀眼的红灯，收住了，只说了黑娃和将军的名字。即使咬断舌头，我也不会让央金牵扯进来的！哪怕只是她的名字，你要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上车站查清楚的。他忽然无缘无故地提高声调，像在警告我。
我便很不了然，翻他一眼，不作应答。
他放下笔，两眼像电筒似的逼住我，继续穷追：为什么那时打算离开？
我仍然只翻他一眼，不作答。
说！为什么？这一点你必须坦白交代！
他突然声色俱厉，甚至还拍了一下桌子。
我心里冷笑，你以为你逮着什么重要线索了？球！球莫名堂的事，你要听？好，就摆给你听，看你捞得着什么钢鞭。
我还以眼光，针尖对麦芒，反问：你真要听？
别兜圈子！说，快说，一切与案情有关的我们都要查证清楚！他似乎比我还急，眼光里透着一种焦灼。
我反而不急，先卖了个关子：这里面可没得啥子案情，说有点爱情还差不多……
那年长的这时抽足了烟，把烟头一扔，喝断我：少说废话！还爱情呢，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花岗岩脑袋，只有死路一条！
年轻的瞟他一眼，道：我们就是要撬开他的花岗岩脑袋，让他全部交代清楚。
说，你快说，别磨时间！我便慢条斯理讲开了，大谈我与一个女红卫兵的朦胧爱情故事，长征队的轩然大波，除开加油添醋，夸大其词外，还极力美化“那个女生”，丑化我自己，说我是先起了“打猫儿心肠”，最后又临阵怯场，想逃之夭夭，如此这般，伤了对方，云云。
那年轻的居然一一记录了，且脸上渐渐泛出笑意来。我想，这小子准是当成黄色故事听了，才那么津津有味。
完了，他放下笔，双手托住下巴，似乎很有兴趣地望住我，慢声问：你这不是编的故事吧？有证人吗？
是真是假你去问长征队的，我又没有拍纪录片。
说了半天，那个女学生是哪一个，你还没讲，还要保密吗？他们口气已很轻松，不像审问了。
我也很轻松，说，就算吧，这事又与案情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