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宣传大寨的是地方报纸，如《晋中报》和《山西日报》。1963年8月，大寨开始在《人民日报》上露面，1964年以后对大寨的报道迅速多了起来。到1978年年中，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各地、各县的新闻传媒里，有关大寨的宣传便成了倾盆大雨。有人作过估算，仅新华社对于大寨的报道，不算大寨公社和昔阳县的报道，一年不会少于3万字，加上大寨公社和昔阳县的报道，那就翻一番也打不住，这些报道一般肯定都要上《人民日报》。其他如《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有关大寨的报道量更大。单只这几大媒体加起来，每年关于大寨的报道就不会低于10万字。把15年学大寨运动期间的报道加在一起，数量之大是惊人的。
为了搞好对大寨的报道，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晋中报》都在大寨建了长驻记者组。新华社还安装了固定的新闻照片传真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在那里驻着摄影师，后来随着电视新闻的发展，电视记者也到了大寨。
记者在大寨，不能参加大寨的社员大会，更不能参加支部大会或支委会，也不能不经大寨党支部的批准找社员进行单独采访。其实如果不是党支部同意了，即使有个别记者找到了某个村民，也不可能了解到什么真实情况，因为那个人第一句就要问这个记者：“你经过支部同意了吗？”或者说：“你还是去找支部吧！”
记者采访要走正式渠道，办理正规手续。这就是要通过大寨接待站向大寨党支部递交采访计划，然后等待统一的安排。但等待统一安排并不是个轻松的事，你得有充分的耐心。
曾经长期从事大寨新闻采访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回忆过他在大寨的一段经历。他说，1968年初他开始正式长驻大寨从事新闻采访。他去后，先向大寨接待站的负责人说明来意，递交了“国书”，这是记者们对递交采访计划的戏称，对方让他等着。等了两天，没有任何消息，又不敢到村里去随便找人谈。因为这是纪律，没有经过大寨党支部，不能进村乱找人采访。他也不敢去冒这个险，因为那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社员额头上也没写他们是什么阶级的人，没写他们是思想先进还是思想落后的人，万一去找了一个地主、富农，找了一个思想落后的人，那可是一个立场问题，是采访中的阶级路线的大问题。
冯东书去的第三天晚上，很巧，大寨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到接待站来了。冯便凑上去，自我介绍，表示要进行采访。梁说：“你先熟悉熟悉材料吧。”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讲得很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冯只好继续熟悉已有的材料。又过了一星期，冯想，不能采访，干脆去和社员一起劳动好了，那也能了解许多情况。有一天，梁便良又来了大寨接待站，冯又凑上去，说：“一下采访不了，我去参加劳动吧。”梁听了，还是只有一句话：“你还是先熟悉熟悉材料吧。”脸上还是没有一丝笑容。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冯连大寨的门还没有摸着。
4.神秘化、绝对化、公式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动乱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上层建筑和领导机关，加上中共中央专门作出规定，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农村生产秩序的政策措施，也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群众仍坚守岗位，搞好农业生产，使196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640.9亿元，比1965年增长8.7%；全国粮食总产量达214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0%；棉花总产量达233. 7万吨，比1965年增长11.4%。其他如生猪存栏数、水产品总产量、植树造林面积等都比1965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是，从1966年底开始，“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了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领域，由于“左”倾错误在农业战线的泛滥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急剧向“左”转，在农村开始激烈地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推行一整套“左”倾错误做法，使农业生产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全国农业总产值1967年为651.3亿元，仅比1966年增长1.6%；1968年下降为634.5亿元，1969年为641.8亿元。全国粮食总产量，1967年为21782万吨，比1966年略有增产；1968年减为20906万吨，1969年为21097万吨，产量较之1968年虽略有回升，但仍低于1966年的水平。全国棉花总产量，1967年和1968年两年产量徘徊在230多万吨的水平上，1969年下降为207.9万吨，比1966年减产11%。其他如林业、水产品、生猪饲养量，1967年至1969年间的生产形势均较1966年严峻。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全国农村带来了不良后果，其原因不仅在于大寨的一些“经验”是错误的，是“左”的路线的产物，而且还在于采取了一整套错误的宣传、推广典型的做法。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和耕作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很大。但在学大寨运动中，不分东西南北，都要“念大寨的一本经”，生搬硬套，强迫命令，并强调不仅要学习大寨的所谓“根本经验”，还要学习大寨的“具体经验”，要“一整套地学”。用大寨这样一个“样板”的“经验”硬性指导全国农村所有地区、所有社队，这显然是十分有害的。
“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大寨“经验”，包括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和表现，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又常被概括为“大批促大干”。
1967年4月5日和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前进》和《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两篇文章。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狠抓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记大寨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坚持革命斗争的经历》的文章。文章宣扬大寨大队最基本的经验，“是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坚持不懈地同人斗。”
这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使农业战线的工作不可避免地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许多地方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许多干部遭到错误的批判。
在各行各业学大寨的高潮中，一些本来只是大寨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具体做法，也当成了大寨的基本经验四处推广，甚至将大寨实行的一些明显不符合党的政策规定的做法，也推广到全国去，以大寨经验、大寨办法代替党的农村政策，给我国的农业经济和农村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
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生产领导班子先后在大寨召开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除西藏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大寨经验”，组织了现场参观。据会上反映的材料，当时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省、直辖市已有70%以上的生产队推行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广东、广西、河北、陕西、黑龙江等省、自治区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生产队也超过了半数，其他各地也都在积极试点和推广。1968年4月，当时的农业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军区生产指挥部和农业厅（局）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再次强调“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纪要》还提出，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
那时，人们把一些先进单位看得神乎其神，把它的经验说得完美无缺，有时简直就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任何人不能有半点非议，似乎“一分为二”不适用于那些先进单位。更有甚者，把如何对待这些单位的经验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学不学，怎样学，都成了立场问题、感情问题，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当时的一些文件、报纸、刊物、广播，以及某些领导人的讲话、报告等等，对先进单位渲染夸张、任意拔搞，说它“一贯正确”、“一切正确”。每件事先进单位都表态，每个运动都出经验，什么时髦就有什么，什么新鲜就出什么，各行各业都得学，简直成了无奇不有的“百宝箱”，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总结先进单位的经验时，往往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找出事物发展的固有规律，而是千篇一律，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公式：增产了，就是学习大寨学得好，减产了就是不学大寨、假学大寨或半真半假学大寨。这样就把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矛盾运动简单化、概念化和庸俗化了。
这确实是我们在学习推广大寨经验时的严重偏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深刻教训。
5.“亮点”与“暗点”
大寨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大寨的“亮点”多而又多，但用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大寨也并非一切都属“亮点”，它也有属于“暗点”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立刻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无论手头正在干着什么，心里都要去背那本小红塑料皮书里面的“毛主席语录”，走在马路上都有可能被红卫兵拦住，要你背上段毛主席语录。甚至有的红卫兵到公路上拦截过往的车辆，要求司机背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放行。于是，人们干着活，走着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背语录。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在那个可笑、可悲的年代里却是很正常的事情，否则反到不正常。
可笑、可悲的事情当然远不止这些。相当多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农村生产队，每天早晨起来或上班时要先集中在一起，大家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念几条毛主席语录，歌唱颂扬毛泽东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这叫“早请示”。晚上或下班的时候，还要如前再搞一遍，叫做“晚汇报”。这样的仪式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前也都要如法炮制，否则就是大不敬，就会惹来大祸。
大寨作为全国的一面红旗，按理说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吧，但大寨人没有。陈永贵对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说：“咱们不搞那个‘请示’、‘汇报’，毛主席不在跟前，他也看不到，听不到。”地头会是要开的，在地头学毛著也搞过，但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大寨人并没有走到前面，而且很可能属于落后一派。因为他们远没有达到“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的程度。经常有记者来给他们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他们就按那时格式化的要求，摆上样子，照片拍完了，他们还要去干活。他们知道，大寨之所以能够成为红旗，是因为他们把地修得好，庄稼种得好，离开了这些，只靠读“红宝书”，大寨当不了先进典型。
在极左盛行的年代，全国到处都在斗“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种斗争大量地伴以非人的折磨，在当时叫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斗争在全国的学大寨运动中也到处可见。既然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那么在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时候，顺便也就批了“黑五类”。但是在大寨，即使在极左最为严重的时候，也没有专门去批判过“黑五类”。大寨村在土改的时候也划出了1户地主和3户富农，但合作化以后，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特别地去处罚过他们，没有剃“阴阳头”，没有挂“黑五类”牌子等侮辱人格的过激行动。有一些时候，几乎在全国各地，扫街道、掏厕所都是“黑五类”的活，但大寨村是个例外。在大寨，上述活是党团员抢着干的事情，而地、富出身的人只要像普通人一样好好劳动就行了。他们像普通社员一样劳动，也像普通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村里从没有因为谁是地、富就少给工分或少分口粮的事情。那个年代，来大寨采访、照像的人多，有人担心照相的时候照上地主、富农怎么办，陈永贵安慰他们，你照不上他们，他们都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事实也真的如此，地、富出身的人都被安排在参观者走不到的地方干活。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在全国范围内，地、富出身的人处境普遍凄惨，对于那些人来讲，生活在大寨就算是天堂了。当然，像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大寨人才敢做，他们是一面罩着神圣光环的旗帜，没有人敢说他们的不是。如果换了别的地方这样做，非要让他们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可。但不管怎么说，大寨人是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办了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很快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冲击。大寨在这场运动中处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但大寨的干部、群众却始终坚持生产不放松，而且取得了很明显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