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被贴上了调皮的标签。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也记不清了，反正从我记事起，大人就时常说我调皮。我经常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当然，只要我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那么总免不了大人的一顿骂。
调皮的人上了小学之后自然会被打上“坏学生”的标签，乖巧的人自然就成了老师的宠儿，亦即是“好学生”。“坏学生”的标签使伴随着我长大的除了老师的投诉和同学的投诉就是大人的各种责备。
像我这样的“坏学生”，最有代表性的经历就是家长被老师请到学校去谈话，俗称“见家长”。前几次我还觉得很害怕，后来我渐渐地就习惯了。
“见家长”通常是因为在学校做了坏事，然后被多管闲事的同学向老师投诉。而充当这一角色的就通常是老师的宠儿，即所谓的“好学生”。
即使是“坏学生”，也会有他的理想和抱负，试想那个“坏学生”没有曾经想过要争取和“好学生”一样的权益？我也有过极力的争取，然后是绝望。
不过至少在小学时，我已经绝望了。而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我老妈的一句话。当时我和一个同学为了争夺一个参加校运会的名额而打架，我妈连情况都还没问清楚就对我说：“人家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了，有什么可能主动去挑衅你？你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啦！”
愚笨的我到那时候才发现，不仅是老师对待“坏学生”是这样，其实连自己老妈也是这样，“好学生”和“坏学生”的思想早就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现在已经根深蒂固，无论是在谁的心中，即便是自己老妈也是如此。不过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就看透了好多，不会再笨到去追求“坏学生”的权益，安安心心地做回“坏学生”才是最实际的。
小学时，时常听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到后来才知道它的完整版本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虽然那时候不知道它的具体含义，但是我却知道那是写各类的总结必要的一句话。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在写少先队入队申请书的时候。
当时只是一年级，字也不会写几个，但是有一天，老师却和我们说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少先队入队申请书，而且考虑到我们不会写，还要求由家长代写。我不知道什么是申请书，更不知道什么是少先队。但当我回到家和我爸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家里人却十分重视，这种莫名其妙的认真反倒让我吓得我整晚都不敢搞小动作，不敢乱喘气。吃完晚饭，我爸就开始写了，还努力地把字写得很好看。途中，他问我妈：“现在还是不是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啊？”
“是吧。”我妈其实也不太确定。
然后，我爸就在我的申请书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会努力成为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少先队员。最后还签上了我名字。
现在想起来，实在滑稽至极。
然而，当时我爸这么认真写的申请书我却完全不知所云。但不久我就发现，看不懂也没关系。当时第一批入少先队的毫无悬念的就是那些老师的宠儿，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老师直接收走了他们父母写的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被戴上了红领巾，根本没人理会里头写的是什么。我没能在第一批加入少先队，那是自然的事，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妈却不是这么认为。
我没能在第一批入少先队，对我妈的打击似乎很大。
家长的想法其实异常复杂，他们尤其喜欢揣摩老师的心理，即使是老师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家长都会觉得内有乾坤。例如老师刚好没听到家长打来的电话，家长就会认为老师故意不接，从而认为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不关心或者不在意等等。
我妈瞎琢磨出来的结论也只有一个，那便是：第一批入少先队的都是“好学生”，我没能入，那肯定在老师眼中算不上“好学生”了。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每天上学前我妈都会叫我要认真上课，不要违反纪律，要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可惜这完全是在对牛弹琴。
随着身边的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我才知道，每个学期都是有固定的入队名额。不能说入了的一定是“好学生”，但入不了的一定是“坏学生”。
我加入少先队的过程异常的曲折，那张入队申请书放在书包里近两年，途中还被洗衣机洗过，差不多放烂了都没有派上用场。我妈不知是对这件事失望了还是看透了，也很少和我提及关于少先队的事。当我快要淡忘这件事的时候，老师却叫我加入少先队了，连我的申请书也没有收就给我戴上红领巾了。
因为那是最后一批了，剩下的就只有少数像我一样的“坏学生”，不入也得入。
那天我戴上了红领巾，别人所说的自豪感我一点也没有，我只觉得颈部像是有蚂蚁在爬，异常的不舒服。那天回到家时，家里人看到我，居然问我这红领巾是哪里捡的？我感觉自己在这一瞬间明白了好多东西，无论我做什么其实都没能改变自己在大人心中的印象，关键不是在于我是不是少先队员，而是在于我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学生”。而这个标签就像用是劣质的胶水一早就贴在我脸上了，怎样也抹不掉。
自从我上学以来，就一直都存在班级之间的评比，每个月都会按照分数的多少来划分是否为文明班。这种评比方式的准确叫法应该是量化管理：比如有学生上学迟到扣该班1分，没戴红领巾扣该班0.5分，在走廊追逐打闹扣扣该班2分。计算方法便是把所有评比内容都变成可以计算的分数，最后再用来评比。
当然，被扣掉的班分，最后也会被班主任通过各种形式的惩罚转嫁到学生身上。
女生还是很有班级荣誉感的，她们会很关心我们班能否评上文明班。当时有一个很刁蛮的女生坐在我前面，她很喜欢把外套放在椅子上，经常会不小心掉到地上弄脏，然后就耍无赖说是我踩脏的。每次我都得想不同的办法糊弄过去，弄得好像真是我踩脏似的。
但有一次她非要抓住我不放，尽管是她在耍无赖，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我的，并且万一事情闹到去我父母那里，必定会有大麻烦。我忽然想到学校附近好像有家洗衣店，而且我也不知道洗衣店洗衣服要很贵，以为这只是几元钱就可以解决的事。便想出来一个馊主意，那就是让她拿去洗衣店洗，然后我给回她钱。
后来她向我索要几十元的洗衣费。那时候几十元是我的所有零用钱了，我马上就后悔了，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她却突然大发慈悲对我说如果我们班能拿到文明班，那么我就不用给钱了。不过我却开心不起来，我记得那个月我们班已经扣了很多分了，我感觉她完全是在捉弄我。戏剧化的是，我们班真的拿到了文明班，我也从而避免了一场“破产”的灭顶之灾，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文明班的好处。
自从我入了少先队后，班里的同学就全是少先队员了。从那时候起，戴红领巾就成了一件日常必做的事。每天学校门口都会有老师和值日的学生在，当发现有人没戴红领巾，就会上前记名，从而扣该班的评比分。一旦被记名，自然少不了班主任的各种“盛情招待”，抄书和罚留堂等等都是家常便饭。像我这种“坏学生”就更加不用说了，若果我没带红领巾，老师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为集体抹黑的；如果“好学生”没戴，那么老师只会认为那是不小心忘记了而已。
后来有家长认为戴着红领巾容易在打闹时候发生勒颈，以致窒息，学校便把戴红领巾的规定改成了戴做成胸针的队徽。但是不久之后，又有家长认为队徽的金属部分有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又再次要求学校使用别的方式。不过无论怎么改，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既然有扣班级分，自然也有扣个人分的。每个人都有一本记分本，由于封面是红色的，又称红本。但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一场噩梦，里面记录的都是我受各种惩罚的理由。
那时红本的计分周期为每星期一次，平日老师也会直接拿红本来扣分，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平日没扣分就万事大吉，星期五老师还会收来写评语，那些平时被值日生记录的都会在这个时候一次过给扣回来，最后打上优、良、及格或不及格差这些等级。拿到了文明班的那个星期，老师会给我们每人都加分，不过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我扣。真正的噩梦便是每星期都得让家长签名，周末过得怎么样，就得看这本红本了。可以说，当时的红本牵动着千万学生的心。
话说这个红本所牵出来的故事还真不少，最多的时候，“坏学生”都会选择把红本藏起来不让家长看到，然后编一个老师还没发红本的理由，例如老师这个星期开会没空。但这样仅仅是缓兵之计，父母迟早有一天会知道，又或者只要父母打个电话问问老师那就全完了。这样的事情我干得太多，以至于后来父母都不相信了。于是，我就变本加厉地发明了新的狠招。
我干脆一不干二不休，把红本撕毁后谎称丢了，打算一了百了。然而，老师和家长也不是傻瓜，红本总不可能每次都丢。这样的事情重复几次之后，就不能再耍这样的把戏了。与其天天提心吊胆，还不如老老实实受罚。
每个人都有自作聪明的时候，我当然也有过。有那么一个星期，我好不容易才熬到星期五早上都没被扣分。我装着认真上课的样子，放弃了各种坏孩子的游戏，可谓是在夹着尾巴做人。可惜人总有松懈的时候，我到了星期五终于原形毕露，结果马上被扣分。本来这样子也没什么，也就是几分而已，总比之前每天扣分要好。但偏偏这时候我内心异常不甘，我不想白干一个星期还被扣分，即使是一分我也不愿意。于是，我就用唾液把那个扣分抹掉了，但是这样做得太明显，纸都磨破了。老师一收上去就马上发现了问题，结果便是罪加一等。
自从这次弄巧成拙之后，我反而不再在意这个红本了，夹着尾巴做人太辛苦，还不如像以前那样疯狂五天，痛苦一个周末好了。
比红本更可怕还有评价手册，它决定的是寒暑假过得怎么样。试想一下，平时的红本顶多就是让我过上一个痛苦的周末，被骂或者打完后，家里的气氛不对劲也就是那么两天，很快我又可以回学校疯狂了。但如果是假期这么长的时间，我要天天待在家饱受这样压抑的气氛才是最要命的，这样的冷暴力比普通的家庭暴力要可怕得多。
评价手册里会记录好多东西，最主要的还是老师写的学期评语。每次老师的评语开头都是：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然后就没有一句好话了。结尾时，老师还不忘客套上一句：如果你能把你的聪明才智用在学习上，必定学有所成。这样的评语能让我过一个好的假期实在是太高难度了。
期末时，父母最关心的还是奖状，这也是父母用来攀比的资本，尤其是寒假，春节的时候父母都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
我拿过最好的奖状是“文明学生”，那还是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可能是为了鼓励学生吧，反正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拿了“三好学生”。
家长能看得上眼就只有“三好学生”这个奖状，然而这都是通过平时的综合表现得出的结果，自然与我无缘。只要没有“三好学生”，即使有再多其他的奖状，那都是扯淡。
奖状其实是一样让人很来气的东西，带有很大“假慈悲”的成分。像我这样的“坏学生”，每个学期末还是会有几个奖状的，就像文艺积极分子和体育积极分子之类的，全都不着边际，我回到家还是得过一个令人讨厌的假期。奖状让我心安理得地自暴自弃，到了后来，奖状还做得越来越缩水，所有的奖项都印了在同一张纸片上，气得我一拿到马上把怨恨发泄到了奖状上面，顺手就把它撕成了两半。
奖状在大部分学生心中还是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特别的理由，奖项也不可能被取消，更没有人会自己去把它撕毁。
然而到了五年级，便有老师打破了这个规矩。
方老师是我一到四年级的班主任，五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姓梁的中年妇女做班主任，她做事的手段比较偏激，有时候会丝毫不顾学生的面子做出一些让学生意想不到的事。
奖状其实在临近期末的时候已经提前做好了，但越是临近发奖状的时候，这个奖状便越是有危险。
只要临近期末，学生犯了错误，又或者只是上课开了个小差，而梁老师刚好那天心情不好，便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梁老师会当场拿出该同学奖状，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撕烂丢进垃圾桶。心理承受能力比较脆弱的同学会当场放声大哭，其他同学至少也会看得目瞪口呆。
但只有我丝毫不感到惊讶，甚至希望她把我的也撕了，免得我自己撕太麻烦。然而，当我越想被撕的时候，她却越是不撕我的，甚至有个学期她还给我了我6个奖，但都完全不着边际，回到家还是老样子。
或者她也有过和我相似的童年，所以也爱撕奖状。不过事实是怎样的，我也无从知晓，就让她的经历永远是个谜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