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盒子里的蚕虫开始吐丝结茧，如果你好心地把蚕茧剪开一个小口，那么里面的蚕蛹是注定变不成蚕蛾了。
老师和家长却时常充当着剪开蚕茧的“好心人”。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了《春蚕》这篇课文，于是便有了体验养蚕的机会。我们欣喜地接过装着蚕虫的小盒子，看着它们把桑叶吃出一个个小孔，然后这一个个小孔渐渐蔓延直至整片桑叶消失。
我们的童年也渐渐被吞噬，直到消失殆尽。
家里还放着已经尘封的DVD机和翻版的碟片，旧电脑的硬盘中还保存着曾经的流行歌曲。
MP3的电池早已老化，再也开不了机，发黄的漫画书的封面也渐渐斑驳，相册中天真的笑容再也找不回来。
曾经闪烁的QQ头像渐渐变成了灰色，电话簿中的号码越来越陌生。
投影仪的前身是一个用木箱装着的幻灯机，投影出来的数学练习题如旧电影一样不清晰，看久了还以为自己得了飞蚊症。数学老师正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费力读着题目。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幻灯片是她备课了一晚的成果。
打满红叉的试卷和作业本难免害怕带回家，幻灯机的木箱便成了它们的临时归宿。不过老师会时常整理里面的东西，我们的小把戏就暴露无遗了。
来了本部后，便再也看不到幻灯机的影子了，取而代之的是投影仪。
在听了家长们的小道消息之后，我们才发现省一级学校不只是硬件上的优势，本部的同学学习也很辛苦。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做作业做到十一二点，而我们晚上看完电视顶多也只是十点多就睡了，真是天壤之别。自然，我们的学习成绩普遍都比他们差。
适逢当时地铁广佛线即将施工，也许是受此鼓舞，大家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偏偏当时还兴起了“民校热”，家长都热衷于让学生去考民办初中，考上民校的人数多少也成了衡量学校教学质量好坏的标准。这种“民校热”在本部显得更为尤甚，学校也常常在自习课或者周末另开小灶，我们来到本部后都无一例外成了“民校热”的牺牲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六年级生活实在不堪入目。
本部首先来了个分班培优计划，我们的语数英三科都进行了一次测试，然后按成绩分班。这里的分班不是说重新分班，而是说每星期固定时间要另开小灶到别的教室上课。当时按成绩高低依次分为A1、A2、B1、B2、C1、C2和D班。那次的语文考试我异常幸运地分到了A2的班，但当时由于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能去A1还被梁老师狠狠地训了一顿。然而梁老师为了减轻教学的负担，她自己申请去教D班。不过D班的学生也不是省油的灯，三巨头都在D班，教D班的日子她自然也不好过。
英语只分了ABCD四个班，剩下的学生就留在教室自习。我侥幸地分到了D班，那老师叫Cathy。我第一次去上课就因为和同学闲聊了几句就被她赶了出教室，并且说我以后都不用来了。我的父母因为这件事异常着急，怕我考不上民校，便让我去找老师认错，我自然不从，因为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Cathy。谁知那时候我妈还额外花钱帮我报了一个也是本校老师教的周六英语班，那里分ABC三个等级，我自然只能去C班。冤家路窄的是，我又遇到了Cathy，每逢星期六上她的课我都得夹着尾巴做人，我怕再有下次被她赶走会气着我妈。幸亏后来Mary特别照顾我们，让我去了B班，我才松了一口气。
一个月后，又再次重新分班，我都被分去了比较差的班，然而经历了这么多麻烦事的我已经对此毫无感觉，也就无所谓了。到了下学期，学校发现这个分班培优的计划的效果并不明显，也就取消了，变成了各个班的老师在放学私下组织上课。
六年级一直被大人们渲染着紧张的气氛，去到哪里都能听到关于冲刺民校的话。但我心知肚明，考民校这样的游戏我是玩不起的，因为如果我考上了就意味着自己没有退路了，要一直去做一个“好学生”。玩游戏想赢一盘容易，要不停赢下去就很难了。但是，大人是不会允许我中途输掉的。因此，我不想被证实自己有玩游戏的能力，我只想继续做一个“坏学生”。
但是在老师和家长的过分渲染下，我也开始感觉到竞争的残酷，因此时常琢磨着考不上的话要怎样面对家长的责骂。
考上民校对于本部的学生来说这的确是挺简单的，他们大部分人都能考得上，我们分校的就恰恰相反。因此，不少本部的学生压根就看不起我们分校的学生。就连一起上培优班时，他们也会露出不屑的表情。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五月份，民校的考试如期而至。
依照既定的剧情，我走上了考场。我曾经多次想，随便做就好，不要考上。
当知道不能一直赢下去，然后就提前输掉。
这样的事情始终做不出手。所以，最终的选择还是会全力以赴，然后自己把自己逼到走投无路。
我不知道我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考上了其中一间民校，然后便是办理入学手续和交费等等。
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如果停下来，便会摔死。
民校考试结束后，毕业考试也即将来临。
Mary弄了个一帮一计划，让学生帮扶学生学习。也许是因为我考上了民校，Mary认可我的能力，把我安排去教另一位同学。然而我却难改“坏学生”的本性，所有的东西都是蒙混过关。
庆幸的是，毕业考试的改卷老师也放水。即使是平时不及格的学生最后也得了很高的分数。
看似是很美好的结局。
毕业前，学校组织了一个智商测试。面对一大推奇葩的题目，我自然是乱答一通。结果我们班只有两个人被认定为次正常智商，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阿敏。
毕业典礼时，台上的音响重复播放着罗大佑的《童年》。
我们按学号排着队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那一刻开始，这个跟了我六年的40号便完成了它的使命。
40号会后悔和我一起度过的六年吗？
六月末，我们回学校拿公办初中的录取通知书，我特意问了老师：“如果是去了民校，这个就可有可无了吧？”
老师点了点头，她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我望着教室里稀疏的人影，“嗯”了一声。
曾经的一班，现在的五班也许再也不能相聚了。
中午的阳光像往常一样撒向运动场，那个我们曾经一起奔跑过的运动场。
只不过，再也看不到我们一起玩耍的身影。
从此，我们走上了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