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还没到日内瓦之前，我们已经去过了伦敦、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和巴黎。等到巴黎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厌倦了这种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不想看到更多的博物馆或历史建筑了。
最终，我们到了日内瓦。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绍进在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工作。我们住在日内瓦机场附近的一栋高楼中。纯如白天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名为La Rond的英法双语幼儿园。
我们利用身在日内瓦的机会周游瑞士和邻国的大小城市。当在欧洲度过的四个月结束时，每个人都看够了城堡、教堂、博物馆、喷泉和雕塑，都盼着回家。
回到美国后，纯如被送到我们家附近的鲍腾菲尔德学校的附属幼儿园。纯恺则开始上街对面的那家蒙台梭利幼儿园——就是纯如以前去过的那一家。
有一天，纯如回家时带回一张幼儿园老师的字条。上面说纯如有语言障碍。老师想征求我们的许可，将纯如送去参加幼儿园一个每天半小时的会话治疗课程。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会话治疗？绝不可能！”
然而在和老师谈过话后，我们才知道，纯如在学校里非常害羞，在所有的课堂讨论中都一言不发。这与她在家里的表现截然不同。纯如在家里话比一般孩子都多。她没完没了地跟我说啊说，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一切。于是，我们同意每天把纯如送去参加那个特殊会话课程。我们还接受了老师的建议：邀请纯如的朋友到我们家来玩，加强她的社交技能。没过多久，纯如在学校开始活跃起来，在班上结识了不少好朋友。许多年后，纯如在电视访谈中侃侃而谈时，我对朋友们说，纯如小时候害羞得要命，在学校不喜欢说话。没人相信我的话。
1973年秋天，从欧洲回来后，绍进和我益发坚信，不仅要教两个孩子说中文，还应教他们阅读中文和以中文写作。我们在家里说中文，即使两个孩子用英文跟我们说话，我们也用中文回答。这个规矩有时难于实施，因为纯如和纯恺彼此用英文交谈。到纯如上幼儿园时，我曾认真考虑过成立一个中文班，这样纯如可以系统地学习中文写作。
那时候，香槟–厄巴纳城中的华裔并不多。中国孩子很少，如果不对外招生的话就凑不成一个中文学习班。此外，因为许多华裔家庭认为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学中文会妨碍孩子学习英语的进度，招生就变得越发困难。不管怎样，在我和另外一些人的耐心劝导下，1973年秋天，中文学习班开课了。每周六上午，十来个孩子会到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的一间教室来上课。
来上课的孩子们看不到周六早上的卡通节目，而且要像上学一样早早起床。他们的确有很多抱怨。当纯如问起为什么必须要在周末上中文学习班时，我们告诉她，在这个日益变小的世界上，多学一门语言对她大有好处。我们还向她保证，如果她能熟练掌握中文，将来假若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至少可以在联合国当一名译员。这个回答令早熟的纯如非常满意。
我们努力把这个中文学习班坚持了好几年，直到两个孩子都小学毕业。在教中文的时候，我们决定教孩子们繁体字（而不是中国大陆使用的简化字），不过我们也采用了大陆的汉语拼音来教他们发音。那时候，同时教繁体字和汉语拼音还是一种创新。我们不去想使用拼音的政治含义。时间证明我们作了正确的选择，这种教学方法显然对我们的孩子有利。幸运的是，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语言学教授郑锦全（C. C. Cheng）当了这些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回首往事，我们感到，纯如后来之所以不觉得自己在美国是少数族裔，一个原因可能是她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她深知自己的根源自何处，并为身为美国华裔而感到自豪。
对四口之家来说，布罗德莫大道上的这栋房子尽管后院很大，但实在显得局促。纯如和纯恺都长大了，需要自己的卧室。从欧洲回来后，我花了点儿时间寻找更大的居所。1974年，绍进被提升为物理系正教授。看上去我们似乎会在香槟–厄巴纳住上一段时间，找个好点儿的住处很重要。
我们在厄巴纳东南部买下了一栋在建房，该地区的小学教学质量相当不错。房子竣工后，我们于1974年4月搬入新家。纯如开始在新家旁边的扬基岭小学（Yankee Ridge Elementary School）就读。
那个夏天我一直在忙于装饰新家，绍进也开始在后院营造新的菜园。我们再度为孩子们在后院搭起游乐设施。因为房子很新，所有的景观规划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草皮铺好后，绍进和我在前后院都种上了树和灌木。我们两个在炎炎夏日里连挖带刨，栽树种花。如此劳作让我体会到美国西部早期开拓者的生活，只不过少了牛罢了。在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辛苦地工作，只求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美好的家，并且实现我们自己的美国梦。
我们的房子紧挨着这个小区最后一个地块。这块地还空着，旁边就是大片玉米田。纯如在人行道上骑着带有辅助轮的小自行车探索周围环境。纯恺则忙于在屋旁的空地上用纱网捕捉蝴蝶和其他昆虫。这片空地上满是野草，还长了一些苜蓿，因此吸引了众多蝴蝶。纯恺幼时一度迷上了捉蝴蝶。他和纯如分享这一爱好，我们经常看到两个孩子外出捕捉昆虫：纯恺捧着玻璃罐，纯如拿着纱网。有一次，他们居然抓到了一只婴儿手掌那么大的极其美丽的蝴蝶。
新学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在新家安顿下来。我们为纯如买了一架全新的鲍德温牌（Baldwin）立式钢琴，让她开始学琴。我年轻时从未有机会学习任何乐器。弹钢琴是我童年的梦想之一。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我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期间生于重庆。当抗战于1945年结束后，中国又迅速陷入内战。为了躲避战争，我的父母带着我们千里奔波。我的童年记忆充满了恐惧、忧虑、疼痛和惊吓。我的父母一直在谋算如何才能活下来，根本无暇顾及基础教育以外的事。当然，也根本无法奢望什么钢琴课。当绍进和我终于有能力在1974年购进一架钢琴时，我把自己的童年梦想寄托到了孩子们身上。我热爱古典音乐，希望通过不断的熏陶，也让孩子们培养起对音乐的爱好。
我们逐渐认识了其他华裔邻居，他们的孩子都还很小，也在扬基岭小学上学。曾经算了算，在我家附近住着差不多10家华裔，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所有这些家庭都与伊利诺伊大学有着某种联系，而且他们都有着与我们类似的家庭背景。
1974年夏天，8月29日，绍进和我庆祝了我们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对我们的四口之家和新房子心满意足。我们住进一个新的社区，孩子们有了个新学区。我们的生活进入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惊喜的新阶段。我们的美国梦梦想成真！
1974年9月，纯如开始在厄巴纳扬基岭小学上一年级。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看着自己的孩子第一天上学去，实在是百感交集。
这个社区的大多数孩子都是伊利诺伊大学教职员工子弟。因此，每个家庭似乎都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在意。父母的期望值很高，孩子在学校里面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纯如回到家总是跟我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她经常告诉我说，有人嘲弄她，或是故意找碴儿。纯如很容易受伤害，我们时时需要安抚她，劝她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这些日常谈心令我和纯如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母女关系。她的敏感经常令我吃惊，这种敏感我很少在其他孩子身上看到。我提醒自己，纯如是与众不同的，我需要对她极度耐心。
1974年感恩节前，我计划像美国家庭一样庆祝这个节日。我们有一套里外一新的房子，我希望全家人感觉这里是个家——一个充满爱、喜悦和感恩的家。以往的感恩节，我们通常只是应邀前往美国朋友的家中，和他们一起庆祝，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我们之所以决定庆祝那一年感恩节，真实原因源自纯如，我们的骄傲的一年级生。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问她，我们家会不会庆祝感恩节。
他们问，“你妈妈烤不烤大火鸡或南瓜派？”
我们家不烤。她为此感到很羞愧。
于是我跟她说，“好吧，今年我们会有一顿感恩节大餐！”
感恩节前一天，我把家里的菜谱都翻了出来，想要弄清楚怎么烹制火鸡。即使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这种禽类的块头也未免太大了，而且，整只的烤火鸡也不合我胃口。我说服纯如，烤火鸡的肉老而无味，跟锯末差不多。我还告诉她，我在《美好家居》杂志的烹饪手册里发现了一个菜谱，既简单又很接近中式烹饪。具体方法是把火鸡的鸡胸肉切成小块，浸在融化的奶油里，然后滚上面包屑烤，直到肉质变嫩。看起来纯如接受了我的想法。我还“烤”了一个南瓜派、一个核桃派和一些面包卷。不过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从超市里买来的冷冻半成品。纯如最喜欢南瓜派。
我记得那天异常的寒冷，风特别大，甚至可以听见狂风呼啸着扫过玉米地的声音。而我们躲在温暖的家里，呼吸着奶油和肉桂的香气。纯如和纯恺在厨房里跟着我转来转去，期待着火鸡和派。纯如不停地给我讲老师在课堂上介绍给他们的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和英国清教徒开拓者的感恩节故事。她说，感恩节晚餐上还应当有蔓越莓果酱。哦，对不起，我们忘了买蔓越莓，我说道。她说，还应当有红薯。哦，太抱歉了，这我也不知道，我说。叫我如何能忘记那动人的一幕呢？我仍记得纯如和纯恺等待享用他们生平第一顿美式感恩节大餐时期待的目光——虽然没有蔓越莓果酱也没有红薯，他们却依然兴致盎然。
圣诞节将近时，纯如和纯恺帮我装饰圣诞树。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我们和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一样，都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个节日和新年。我们买了一棵塑料圣诞树，因为我一向重视环保，不愿为任何理由去浪费树木。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我们每年都给亲友们寄圣诞卡片。我提醒纯如不仅要寄给外公外婆，还要寄给爷爷奶奶。在我们家，这是一个传统：我总是帮助纯如自己制作圣诞卡片，寄给身在纽约的外公外婆。纯如希望用中文署名，炫耀一下她的中文水平。她把她的中文名字写得大大的，几乎占了卡片的一半空间。我父母收到卡片很开心，结果就是，他们寄回来一大包中国糖果和点心。这是多么恬静祥和的家庭生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