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纯如的自杀是由药物所引起的。这是精神病药物改变一个人本来性格的经典案例。我不需要重复那些有据可查的大量奇怪案例【6, 9】，在那些例子中，本来性格温和的抑郁症患者服药后突然变得暴力并具有破坏性。从纯如精神崩溃到她自杀，时间相当短，不过三个月而已。在这段时间，她正好开始服用精神病药物。她结束自己生命时所选择的悲剧而暴力的方式也大违她的本性。纯如生命最后那段时光急转直下的状况和暴力举动很可能是因为她服用的那些药物所引发的。我承认，我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医师。但作为一名生物化学研究人员，从我密切照顾纯如的那半年观察所得以及我自己的独立研究结果，这是我所能得出的最好的结论。
旁观者指出，或许有其他因素促成了纯如的自杀，比如她接受的辅助生殖治疗或许对她的情绪有影响。但据我所知，纯如只服用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促排卵药物，不过是2001年12月前几周。她的情绪变化却始于2004年。
还有人说，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话题太过阴暗沉重是她自杀的诱因，还据此宣称，或许人们不应该再去写这种阴暗沉重的题材。但我知道，纯如绝对从来没有为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而后悔过，她也不后悔向全世界揭露历史上这悲惨的一章。绍进和我都相信，《南京大屠杀》这本书不是导致纯如自杀的真正原因。毕竟，这本书写作于她去世7年前。不幸的是，纯如把20世纪40年代美国二战战俘在菲律宾的恐怖遭遇当做她下一本书的主题。尽管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同样令人痛苦，对纯如的精神健康显然没什么好处，但我也不觉得这是导致纯如抑郁的主要原因。
纯如的死能否避免？我坚信，如果她可以在身心两方面都好好休息一下，不去服用任何精神病药物，或许便会恢复过来，今天还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心理治疗或许也能有所帮助，正如我们所知，世上根本不存在可以令病人立刻摆脱抑郁的神奇子弹。休息和抚慰或许可以帮助纯如有条理地解决自己的个人和职业问题。她曾经成功战胜了生命中的众多阻碍。纯如一直是一个对生命充满热情的坚强女子。悲剧在于，没人给纯如机会令她从身心疲惫中恢复过来。医生马上给她开具了抗精神病药物，然后又是抗抑郁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使她本来的焦虑和轻度抑郁加重了。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精神病药物的潜在危险，在服用之前三思而行。尽管数据显示，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患者的自杀率较低，但这仍比服用糖丸安慰剂组为高。每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我不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在任何人的家中重演。
媒体听说纯如精神崩溃的消息后，在报道中称，医生对此的诊断是可能为一次躁郁症发作（但这一诊断从未被确诊过），人们开始对纯如的精神状况无端猜测，尽管他们并不了解纯如生命最后6个月中的情况。这实在令人沮丧。一本已发表的著作甚至猜测，纯如早在1999年时就出现了精神病的征兆。所有这些言论都是出于无知的妄自揣测。一些人甚至认为，纯如的激情和写作动力或许是躁郁症中躁狂阶段的表现。熟悉纯如的朋友和学过临床心理学的人都对此强烈反对【3】。照这种说法，任何精力充沛、志向高远、力求完美的人都会变成躁郁症患者的。我不认为这种将一切简单化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纯如是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她不希望自己的艰难处境为外界所知。她希望将整件事情保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上依然存在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事实上，在亚洲文化中，精神病尤其是个敏感话题，可能导致非常残忍的评头品足。出于对纯如隐私的尊重，我们应她的请求，将她患上抑郁症一事严格保守机密。但在纯如死后，我们决定接受美国亚裔精神病网络（As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Network）的邀请，代表精神病患者公开发表演讲。对精神疾患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来自亲友和社会的支持，对于精神疾病的恢复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的教训。
生命一旦消逝便不会再来。我真诚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的家人。许多精神病专家【6】现在认为，心理疗法、信仰、来自家人的爱与支持对于帮助精神病人痊愈至关重要。目前，抗抑郁药所能带来的益处仅比糖丸安慰剂略好。这表明，事实上，常常是希望消除了抑郁，而不是某种特定药物。我们对人类大脑的功能所知还十分有限。
当本书付印之时，纯如已经去世6年多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萦绕在我眼前。那些画面——她纯真的微笑，她开怀的大笑，她好奇的眼神，她无休无止的提问——一直陪伴着我。但最重要的是纯如的精神：力求最好，永不放弃对历史真相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南京大屠杀》触动了全球华人团体，对于迫使日本反思二战罪行的国际运动起到决定性意义。然而，直至今日，日本仍不肯向战争受害者作出书面道歉，也不肯对那些人生因为浩劫而摧毁的人们作出赔偿。更糟糕的是，日本拒绝将其二战期间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告知自己的国民和下一代，
作为一个面对女儿悲剧性的死亡事件的母亲，我的立场独特：我可以用余生追悼我的爱女，或者我可将自己的所失转化为某种积极举动。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纯如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来阐述她写作那本书的原因。对我来说，完成纯如未竟的事业——教育下一代记住残忍的历史教训，以求历史不会重演——也是我的使命。
纯如去世一年半后，2006年3月28日，她生日的那一天，我和绍进还有纯如的一些支持者一道成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www.irischangmemorialfund.net），希望完成她未竟的事业，缅怀她不折不挠的战斗精神。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边撰写本书，一边投入到向下一代宣传发生在亚洲的大屠杀的教育活动中去。这项工作给了我活下去、向前看的理由和勇气，并带给我未来世界可以变得更加和平和谐的希望。
纯如希望世界记住她的作品、她说过的话。她总是说，生命终将消逝，但书和文字可以流传。1997年1月，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她写道：“文字是留住灵魂的唯一方式。演讲之所以令我激动，因为虽然演讲者已然作古，长眠地下，但他们的精神却世代流传。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宗教——最好的永生。（如今，或许这也是获取永生的唯一方式。）”如果真如纯如所说，“文字不朽”，“书是写作者实现永生的终极方式”，那么，她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如果她能活得再久一些，成就或许会更大。
本书即将完成时，我开始思考这一终极问题，一个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并将继续寻找下去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答案因人而异。当我想起纯如的一生、她的演讲、她写给我和她父亲的那些信件，她清楚地表明了，她是一个倾听自己内心、追随激情，努力创造某种具有永恒价值之物的人。她要“特立独行”。她想要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属于具有批判精神的少数人，而不是唯唯诺诺的大多数”。
2003年6月，在接受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采访时，纯如披露了她内心中的激情：“……写那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主题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我一生中，那些与正义被侵犯有关的主题总是能引起我的共鸣……出于某种原因，每当看见不义之事，或是其他人的自由遭到侵犯，我就会恼怒不已。”
本书行将结束时，我本打算找一句名人名言收尾，最好是某个拥有与纯如同样人生哲学的人说过的话。就在此时，我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它可以代表纯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为别人而度过的。
补充说明
写成这本书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8岁男孩。他和爷爷奶奶住在伊利诺伊中部，离父亲布瑞特的家不远。布瑞特2006年1月再婚，他和他的妻子有了两个孩子。
绍进和我仍住在圣何塞的那栋老房子里。克里斯托弗每年春假和暑期来看我们两次，他很喜欢到加利福尼亚来。在管理张纯如纪念基金之外，绍进和我还积极参加湾区一些组织如史维会的活动。因为克里斯托弗患有自闭症，我们也加入了湾区的“特殊需求儿童之友”组织。有时间的话，我希望可以帮助一些全国性的组织开展预防自杀的工作。
悼词
詹姆斯·布拉德利
2004年11月19日，加州洛斯阿尔托斯
我站在这里，想要向两岁的克里斯托弗传达一个消息。
我的名字是詹姆斯·布拉德利。
我的父亲是约翰·布拉德利。
我的父亲是曾经在硫磺岛上竖起星条旗的勇士之一。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并未从父亲那里听到多少有关那张著名的硫磺岛上星条旗飘扬的照片的故事。因为他不能说。
我父亲死于1994年。
在他死后，我开始追寻他不能说的那些往事。
克里斯托弗，你的母亲是张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