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校园里，苹果花和樱花粲然绽放。小纯如躺在一辆全新的婴儿车里，盖着我妈妈刚刚寄来的粉色小被子。我看着她的小脸儿，甜睡的她看起来如此平静。这是1968年的4月中旬，她出生两周后。
纯如于1968年3月28日出生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医院。那时候，我丈夫张绍进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博士后研究，我则在一条路之隔的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进行我自己的博士后工作。我们都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绍进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我是生物化学博士。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对于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来说不啻于天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最早的一批教授之一，他在这儿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来自世界各地高等学府的博士后纯为作研究而来，而无须承担教学任务。这里没有学生，只有教授和博士后。研究院鼓励并支持能够推动知识进步的原创性思考。念了5年研究生之后，绍进终于可以将全部时间投入到他最感兴趣的理论高能粒子物理领域里去。
1967年夏天，我们住在研究院的宿舍里。那是一间装修完备的一居室，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客厅很宽敞，窗户很大，附带的家具款式新颖美观。房子周围被高大的松树和正在开花的樱桃树及山楂树环绕，草坪足有几英亩。在波士顿那样的城市度过5年研究生生活之后来到这里，简直会有“文化休克”之感。
我从1967年秋天开始在生物系教授约翰·T·博纳（John T. Bonner）的实验室工作。博纳教授在黏液菌领域是世界知名的权威。我的研究方向是黏液菌早期群集阶段阿米巴虫释放出的趋化剂的生化属性。就在我来到这里之前，这个实验室刚刚证实了这种趋化剂的化学成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博纳教授希望我找出阿米巴虫释放的趋化剂在细胞外浓度极低的原因。我最终发现，原来是一种酶可以迅速将趋化剂降解掉。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刚到普林斯顿没多久，我就怀孕了。我需要尽快做出结果，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份博士后工作。在我因为怀孕于1968年1月底辞职之前，我终于完成了研究的试验部分。这项工作后来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其中既有努力工作的成分，也不乏幸运使然。
我的晨吐反应非常严重。纯如比预产期晚两周才出生，这期间我一直十分焦虑。当我最终住进普林斯顿医院产科时，阵痛已经持续了超过14个小时。纯如出生于1968年3月28日下午1点12分。我筋疲力尽，但却非常快乐。看着她的小脸儿，我对生命充满惊奇。刚出生时的纯如头发不多，脸圆滚滚红彤彤的，但在我心中，她绝对是最美丽的婴儿。
纯如出生之前，我们就给她取好了名字。英文名叫Iris，中文名叫纯如。那时候，在婴儿出生以前还不能借助简单的检测手段判断其性别，所以我们经过好几周的思考后，准备了两套方案（一个为男婴的名字，一个为女婴的名字）。我和绍进都觉得Iris是个好名字，绍进尤其如此，因为他深爱希腊神话。在希腊神话中，Iris是彩虹女神，负责传递天堂和人间的消息，每当她经过，身后便会留下一道彩虹。希腊学者因此认为，Iris和彩虹象征着天地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Iris还有“虹膜”的意思，它是眼睛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我们看见世界——不过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Iris还有一个含义是“鸢尾花”。纯如的中文名出自我的主意。在中文里，这两个字是纯洁、天真的意思。我们当时并没料想到，纯如的名字居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她的一生。
普林斯顿研究院的房屋管理部门非常友好，当他们听说我们添丁进口的事之后，便让我们搬进了一间大的两居室。他们还送给我们一张全新的婴儿床。普林斯顿研究院实在懂得如何为知识分子和学者们提供一个富有爱心的成长环境。
因为没有亲友可以帮忙，绍进和我完全按照斯波克医生那本著名的育儿手册来养育纯如。纯如胃口不大。开始时，她每顿只能吃几盎司配方奶，我总是担心她有没有吃饱。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严格记录下她每顿摄入的奶量。每天晚上，我都将这些数字加起来。我的朋友们都嘲笑我有些太过一板一眼了。
纯如出生后的几个月里，绍进非常开心，整日喜气洋洋。下班回家后，他会主动要求抱着纯如，给她喂奶。他甚至还会给纯如换尿布。我一直都没意识到他是如此快乐，直到绍进的一位物理学家同事告诉我说，自从纯如出生后，绍进在工作时也会笑个不停。
这位同事说：“从那时我就没见他合拢过嘴。他睡觉时也会笑吗？”
尽管我们对新生命的到来非常快乐，外面的世界却一片混乱。越南战争就不说了，纯如出生一周后，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被刺杀。整个美国陷入震动。从洛杉矶到纽约，美国大城市里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当我抱着纯如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烧杀掳掠的情景时，我几乎无法呼吸。当我想到纯如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时，心不禁沉了下去。那一周出版的《新闻周刊》（Newsweek）寄来时，杂志封面还是马丁·路德·金躺在棺材里，一位老妇在他身旁哭泣。我对绍进说，我会替纯如留下这本杂志，这样当她长大后，她会知道在她出生时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
接下来的6月5号，纯如只有两个月大时，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刺杀。整个美国再次震惊。这让我联想起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时的情景。绍进和我当时都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我们俩一年前才刚刚从台湾来到美国。整个美国当时都沉浸在哀悼之中。然而现在，除了悲伤，我还感到愤怒。当我抱紧纯如给她喂奶时，我看着她的眼睛，对自己说：我怎么才能保护你，让你远离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我仍保存着1968年4月15日出版的那期《新闻周刊》，它的封面和内页都已泛黄。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纯如已经过世6年了，美国陷入了另一场“越南战争”中。
当时，我并不确定到底是该留在家中做一个全职妈妈，还是继续工作。一方面，我想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也相信母亲曾经对我说的话，没人比当妈的更擅长照顾自己的宝宝。另一方面，我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我真心热爱我的工作。除此之外，从一开始，我就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希望将我所学回报社会。当了6个月的全职妈妈之后，我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让我非常痛苦。看到我如此不开心，绍进鼓励我重返工作岗位。他说，他认为，一个在家但不快乐的母亲，要比一个工作但快乐的母亲糟糕得多。于是，我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教授雅克·法斯科（Jacque Fresco）的实验室里从事兼职博士后工作。1968年秋天，我开始每周上三天班。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绝大多数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就回到家中。很少有针对职业女性的托儿所或互助机构，也没有在职母亲的榜样可供学习。我坚持兼职工作了一年，期间经历了种种体力和精神上的挑战。
每当我把纯如交给保姆，赶到实验室工作时，我都忍不住去想她会怎样。她停止哇哇大哭了吗？如果她还在哭，保姆会怎么做？这些念头非常折磨人。有时候，当我自问是否作了正确的选择时，我完全没法集中精力工作。
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说服身在台湾的母亲过来帮忙。母亲很乐意这么做。她和我们一起住了3个月，但3个月后，父亲感觉孤单寂寞，母亲只好又返回台湾。
不过，在这3个月里，我跟母亲学到了很多。母亲告诉我，纯如看见我离开家去工作的时候就不哭了。她说，“你的车刚开走，她就转身冲我笑了，泪珠还在眼眶里打转儿呢。”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一直对儿童的发育成长深感兴趣，尤其痴迷于大脑功能的生化基础。绍进虽是个物理学家，但他也对许多生物现象抱有兴趣。我们经常在餐桌上讨论，如何应用最新最好的知识成果培养纯如。打个比方说，我们曾在一本儿童行为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对于儿童正常的大脑发育来说，爬行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纯如能走之前，我们由着她在客厅满地乱爬。
绍进尤其急于开发纯如的大脑功能。他买了两套三维木头拼图，一个是球形的，另一个是正方形的。纯如还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他就把它们放在她面前。除了放在嘴里乱啃之外，纯如对它们完全没兴趣，于是绍进便自己玩了起来。那些拼图足足花了他——一个物理学家——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搞定，拆开后又拼回原状。在那之后，这些拼图被放到了绍进的办公桌上，用来测试他的研究生的智商。
纯如出生时，我和绍进约定，我们既教女儿说英语，也教她学汉语。掌握双语或多门语言有诸多好处。我们知道，学习语言最好从幼时开始。对我们来说，教纯如中文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和绍进在家里都说中文。开始时，我们还不太确定是否要同时教她两门语言。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们，如果让小孩同时学习中英文，他们可能会缠杂不清。他们说，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生活得很艰难，所以强烈建议我们，为生存起见，一定要教下一代说完美的英语。然而，在我当时工作的博纳实验室，一位来自荷兰的访问教授向我保证不会如此。他告诉我说，在荷兰，每个小孩都从小学习多种语言，从来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还补充说，学习多种语言的孩子比那些只学一门语言的孩子更聪明。我于是做了些研究功夫，发现当婴儿从小学习多种语言的时候，的确可以在大脑中形成新的语言中心。对此了然于心后，我们决定教纯如两种语言。我们在家中说中文，出去的时候说英文。
1969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物理学系给了绍进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于是，1969年夏天，我们结束了在普林斯顿两年的生活。就在搬到伊利诺伊之前，绍进受邀参加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行的一次物理学学术会议。我们很兴奋可以趁此机会游览欧洲。
那年6月份，我们在欧洲待了两个星期，纯如才不过15个月大。我的朋友觉得带这么个小不点儿去异国他乡未免太劳顿，但我们决心已定。我们带了几十条纸尿布和一个婴儿背包，轮流背着纯如。我们游览了的里雅斯特的米拉马雷城堡、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还游览了维也纳森林和多瑙河。漫步在维也纳夏宫附近景色壮丽的公园里，实在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体验。我们当时都很年轻，背着一个20磅的孩子毫无问题。一张照片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块可以俯瞰王宫和维也纳市容的石头栏杆上。纯如坐在绍进和我的腿上。我们全都在笑着，满脸望女成凤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