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出版后，为了扩大宣传，企鹅出版社替纯如安排了覆盖多个城市的图书签售旅行。从2003年4月24日到5月24日，签售旅行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纯如外出的时候，萍白天照顾克里斯托弗，我们在她晚上5点下班后接手，直到布瑞特7点左右下班回家。这时候，8个月大的克里斯托弗已经可以整整睡上一个晚上，这让布瑞特晚上的日子好过多了。我们答应纯如，如果萍白天需要帮助，我们就住在附近，随时可以过来。这让纯如能够放心地为她的新书作宣传。
旅行期间，纯如经常给我们发邮件和打电话。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她的图书签售、演讲和媒体访问活动安排得很紧凑。只要有机会，她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克里斯托弗的近况。纯如首先去了东海岸，从纽约、普林斯顿、费城、华盛顿、杜汉姆（北卡罗来纳）、芝加哥再到丹佛，我们一路通过新闻追随她的行踪。每当有报纸刊出关于新书的书评，她都会将文章用电子邮件寄给我们。大多数评论都是赞赏之词。纯如告诉我们，她在每一站都受到欢迎，她的演说总是反响强烈。
在2003年4月30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纯如写道：
妈妈爸爸好！我在普林斯顿拿骚酒店（Nassan Inn）的一台电脑上给你们写这封信。希望你们、布瑞特和克里斯托弗一切都好。在耶鲁举行的签售活动非常成功，所有的书都卖光了，C-span电视台今晚会来报道我在普林斯顿的演讲。活动开始前我得先睡上一小觉。
爱你们的，纯如
我知道纯如很牵挂克里斯托弗，所以经常跟她提起克里斯托弗的近况，让她不要担心。绍进和我经常去看克里斯托弗，看看萍是否需要帮手。纯如对我们和她住得这么近非常开心。
2003年5月12日，纯如写道：
谢谢你，妈妈！替我狠狠地亲克里斯托弗一口！
今天在芝加哥的活动一切顺利。早上我先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帕特里克·里尔顿（Patrick Reardon）的专访，他提到了我书中所有那些重要的主题。然后一个自由摄影师来给我拍照，她碰巧也是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的。她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帮我拍了不计其数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一张将被选出来用在《芝加哥论坛报》的当下新闻栏目里，但在那之后，我可以使用这些照片用做宣传。
接着，我在几家本地书店进行签售活动……一个年轻女子走近我说，她是1993年毕业的伊利诺伊大学附中学生，我是她的榜样。
再之后，我去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开讲座，很多人来参加（座无虚席），反响很好。讲座之后听众争着提问……
最后，我在芝加哥论坛报的大楼里参加了米尔顿·罗森伯格（Milton Rosenberg）主持的电台访谈节目，整个过程非常轻松有趣。他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后采访过我，他说《美国华人》是一本“引人瞩目的书”。
在某种程度上，我有种“回家”的感觉——身边不光是老朋友老熟人，还有那些虽然素昧平生但从伊利诺伊大学附中、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论坛报》或我以前的书等多个渠道知道我的人。这是此行最美好的时光。
深爱你的，纯如
后来，纯如告诉我们，她永远都不会忘记1989年那天，她哭着从《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大楼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我们的情形。有时候，纯如觉得，没有被《芝加哥论坛报》录用对她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帮助。
2003年5月21日，纯如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SARS恐惧与陌生人恐惧”的专栏文章。当时她仍在丹佛为自己的新书作签售宣传。我们给她写信说，我们很喜欢那篇文章。当时，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生被禁止入境参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暑期学校，我们认为这十分不公平，华人社团应当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SARS疫情不仅仅在亚洲出现，也波及全球。纯如在专栏文章中写道，“任何一所大学以国籍而非明确的医学诊断为标准拒绝学生入学，都将面对‘种族偏见’的指控。毕竟，SARS是一种全球性流行疾病。光是禁止亚洲人入境并不能挡住病毒——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歧视罢了。”在文章中，纯如列出了过去150年中美籍华人所经历过的所有与健康状况有关的歧视。因为她刚刚出版了《美国华人》这本书，这篇文章写得正是时候。
5月24日，马不停蹄地奔波了一个月的纯如终于回到家中。我以为这次旅行后她至少会休息一段时间，但没过多久，她便又外出了。这一次，是在西海岸的图书签售旅行——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6月4日，绍进、我、纯恺和纯如在加州的几乎全部表弟表妹都前去参加了她在圣何塞巴诺书店举行的图书签售仪式。我们见到一大群人排着队等她签名，而且正如她以前告诉我们的，似乎很多人仍对她的上一本书《南京大屠杀》更感兴趣。观众和媒体提出的许多问题仍与南京大屠杀有关。
纯如一回到家中，无数件事等在那里，更不用说案头堆积如山的来信了。她惊讶地发现，克里斯托弗长大了些，而且居然可以在学步车里快步如飞。纯如或许有点感到内疚：她整整一个月没能陪伴克里斯托弗，而他长得这么快。
2003年夏天，除了新书的宣传活动，纯如还在家里重新装修。她清理扔掉了几大箱垃圾，还重新摆放了客厅里的家具。
克里斯托弗快一岁的时候开始学走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几乎哪儿都去，让每个人都十分头痛。我们一分钟都不能放松对他的注意，否则就会有麻烦。
2003年6月30日，纯如这样写到克里斯托弗的威力：
亲爱的妈妈，
我们家里出了个小大力士。昨天，克里斯托弗在尿布台上做了个引体向上，爬下大约10级台阶，把厨房的滑动门打开了一半，还弄坏了一扇百叶窗。他一把就能把自己的围嘴儿扯掉，甚至可以卸掉餐椅上的小桌板。
2003年8月31日，克里斯托弗的第一个生日，纯如不仅订了一个冰激凌大蛋糕，还买了一堆彩色气球。肯和劳恩从伊利诺伊赶来参加这一仪式。纯恺也来了。纯如和布瑞特忙着替克里斯托弗拆开礼物。我不认为克里斯托弗明白为什么屋子里会来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他要在照相机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这些照片中最好的一张是我们一大群人站在英俊的克里斯托弗身边，他的眼睛圆睁，露出美丽的微笑。这张照片被印在2004年的贺年卡上，寄给了我们的所有亲友。
纯如继续为新书作宣传。9月份的旧金山文学节，她和许多湾区作家应邀前去朗诵自己的作品。纯如意识到和我们住得近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2003年7月29日，她写道，“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都很有福气，尤其是你和爸爸住得这么近……我很庆幸身边有这么多喜欢克里斯托弗并且愿意帮忙的人。”
2003年10月3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我问纯如是否过于看重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家庭。她回复说：
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我相信我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我希望克里斯托弗能有一个可以充当榜样的妈妈，成为一个独立的、不为别人意见所左右的人。
除非用自己的行动向克里斯托弗展示，我自己便是一个智慧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我是无法将他也教育成这样的一个人的。
我想要教会克里斯托弗，做一个敢言批评的少数派远比做一个不容置疑的沉默的多数派更好。我想要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判断评估各种意见和信息——不受权威和教条的左右，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勇于创造。
这些品质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讨大多数人欢心。我的特立独行曾给我带来巨大痛苦，但最终，我因此而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完善的人。
2003年秋天，我报名参加了库比蒂诺老年中心的一个日本插花艺术学习班。我很早就想学习这门艺术了。此外，绍进和我还一起去上绘画课，经常与森尼韦尔社区中心的人一起外出远足。我们两个都很享受这些课程，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后来，我还发现了一门陶艺课。我很喜欢这门课，花了很多时间制作各种各样的花瓶、盘子、花盆。我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中，享受着退休后的悠闲生活，未能意识到纯如的电影项目正遇到巨大挫折。买下《南京大屠杀》电影改编版权的那家公司未能找到投资人。一年后，他们不再续约。
于是，2003年春天，纯如回到原点。当然，她是个不愿轻易放弃的人。这次，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纯如加入了一个名为A-Team的特殊学习小组，成员每两星期聚会一次。小组的负责人指导她和其他成员如何实现个人目标。纯如每两星期飞到伯班克一次，周末在那里待上两天，参加会议，学东西，与电影界人士保持联系。纯如后来联系上了一位美籍华人制片商。在长达半年的反复讨论和协商后，纯如依然毫无进展。主要问题是寻找投资人。尽管纯如的剧本和商业方案非常吸引人，但手头拥有资本的人就是不愿意真正掏钱。
见面时，纯如经常向我们表露她对电影进展不顺的失望和沮丧。这种沮丧的根源在于，她始终觉得，同书相比，电影的受众更广泛，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大屠杀和美国华人的历史。在6月份的一次演说中，面对百人会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纯如表达了自己的感伤之情：“作为美籍华人，我们有没有尽力让自己的孩子了解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我们对美国的贡献？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如果连身为美籍华人的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历史，谁还会在乎呢？”
纯如继续说道：“可悲的是，迄今为止，仍没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或731部队的大制作电影。我们必须大力责问自己。比如，为什么仍没有一家属于华人的电影工作室。我们当然拥有有天分、有热情和有智慧的人才。是不是因为只是没人关心？或者我们没能团结一致，促成变革？”
“真正妨碍了这一项目进展的只有一个群体，那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好莱坞的电影体系，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作出决定，到底要不要让变革发生。”
2003年10月5日，纯如请我们帮忙照顾克里斯托弗，这样她可以和布瑞特、纯恺一道前去参加亚裔商业联盟在旧金山举行的晚宴。纯如将在晚宴上被颁发一个奖项。接过奖项时纯如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她讲的还是一直重复的那些观点，告诉身为美籍华人的商界精英，“首先，我们应当彼此支持……其次，甚至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力量。我们应当停止向别人乞求许可。与其向非亚裔的组织乞求进入的权利，我们应当成立自己的组织。是时候停止在玻璃天花板上撞得头破血流了，我们要运用自己的资本和资源，创建更多属于自己的医院、公司、律师事务所、媒体帝国和风投基金……”
纯如建议听众，“从我的作家生涯中我领悟到，听从自己的心声和内在激情，努力创造拥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这才是通向成功的不二法门。很多时候，这意味着独辟蹊径。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话说，‘我知道自己的使命，那就是成为审慎的少数人的一部分，向不容置疑的大多数提出挑战。’”
这时候，纯如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下一本书。她向图书代理人提出了许多选题，但菲律宾美国战俘的故事最终入选。2003年11月初，在一位军方历史学家的帮助下，纯如开始筹备前往俄亥俄州。一些仍在世的美国老兵曾在二战期间在菲律宾被日本军队俘虏，纯如打算11月份花一个星期的时间采访他们，于是请我们在此期间帮萍照顾克里斯托弗。她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回归自己的专业：一个努力挖掘二战亚洲战场上被遗忘的历史事件的作家、调查性记者和历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