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3日，我们抵达香港，住在城市大学的宾馆里。宾馆正处闹市中心。绍进在城市大学教物理的时候，我学着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城里四处转转，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电脑前。我一直与纯如、纯恺以及在香槟–厄巴纳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2月11日，纯如从加州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些坏消息。在过去两年中，她一直无法怀孕。纯如决定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她搜集了大量资料，还去看医生，进行检查。她最终找到一个世界著名的生育专家，他身在芝加哥，但每个月会到湾区来一次。纯如对我们说，她很幸运，可以向这位医生咨询，并最终找出不孕的原因。原来，纯如和布瑞特两人免疫系统排斥。验血结果显示，纯如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至少已经流产四次。她的NK细胞也呈活跃状态。所有这些医学术语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于是我开始四处搜索信息。我一直在电脑上查找资料，试图了解此事并找出解决办法。据我当时所知，很不幸，布瑞特和纯如的免疫系统不匹配。当受精卵或胚胎形成后，纯如的身体将其视为异物加以排斥。结果就是流产。医生告诉纯如，她的身体一切正常，生殖系统各方面也都很健康，但免疫系统不匹配令布瑞特和纯如成为占总人数2%的不孕夫妇中的一对。这意味着，纯如要么得接受免疫治疗，要么就得采用体外受精并雇用代孕母亲。
这个消息对纯如和我们打击巨大。在电话里，我马上向她建议，不如收养一个孩子，不要接受免疫治疗或代孕。我们几乎聊了两个小时，直到用光了电话卡里的钱。电话里我们都很激动。打完电话后，我觉得，或许在电话中我太强烈坚持自己关于收养的观点了，于是我写了封道歉的电子邮件，对纯如说，我尊重她的选择，不管最终她怎么决定。
2月13日，纯如回信说：
亲爱的妈妈，
千万别因为你在电话里的反应道歉——我知道你是为了爱我，担心我。我很感激你花时间在网上搜索信息，但我可以给你寄一份我整理的资料，节省你的时间。过去几周，我已经收集了上百页相关数据……
在湾区的办公室，那位医生的助理告诉我们，他诊治的每个患者最终都选择了代孕这条路，他们也都有了小孩——健康的小孩。（然而，大多数女性宁愿使用实验性药物和免疫球蛋白疗法，而不是雇用代孕母亲。大约80%的人在接受免疫治疗后成功怀孕了。）
爱你的，纯如
纯如告诉我们，听到这个坏消息后，她忍不住无声啜泣，虽然布瑞特一直安慰她说，他们总会有个孩子的。医生对纯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孩子的话，有两种办法：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简称IVIG疗法）的同时服用实验性药物Enbrel（恩利）；或是雇用代孕母亲。前一种疗法需要使用血液制品，还有一些风险和副作用。此外，还牵涉到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该种疗法仍属实验性的早期阶段。
除了这个坏消息，那时候，美国股市大跌，经济萧条。新闻令每个人都心情沉重，我们也不例外。但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下，纯如仍很积极乐观。她试着安慰我们。
2001年3月15日，纯如写道：
亲爱的妈妈，
我回想了一下我们昨天的谈话。喔，我知道你对股市大跌很郁闷。但别为那些超出自己控制之外的事情烦恼……在中文里，“危机”的“机”字也是“机遇”的“机”字嘛。保持冷静，收集信息，谨慎行事就好了。
我们有很多事值得感激：我们很健康，很成功，银行里有储蓄，也不欠人钱。我看了很多关于1949年决定留在大陆的那些人的书。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苦难和那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所经历的差不多。和这些人比起来，我们的这点小问题又算得上什么呢？
爱你的，纯如
与此同时，纯如继续想方设法克服不孕问题。她尝试使用了许多另类疗法，比如宣称可以治愈不孕症的针灸和草药。她还去看了一个著名的中医针灸师，帮她解决压力和失眠问题。
她也联系上了一个当地的不孕症互助小组“Resolve”，在那里见到了许多与她有着同样不孕问题的夫妇。小组聚会上，纯如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她借此获取了许多关于各种辅助生殖疗法的优缺点信息。与有同样忧虑和担心的人聊聊令她感觉好多了。
表面上看，纯如总是能够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一副乐观向上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内心深处没有情绪波动。她对我说，有一天，她坐在中餐馆里等着点好的菜上来的时候，环视周围的餐桌。她看见一对母子紧紧挨坐在一起，高兴地吃着东西。纯如觉得鼻子发酸，忍不住泪盈于眶。她觉得非常难过，因为自己无法生孩子。我充满同情地倾听她。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我也有与她同样的感受，找不出合适的言辞。我希望我不是身在香港就好了。我想要拥抱她，在身心两方面都给她安慰。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糟糕。纯如对我们说，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对购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改编权很感兴趣。2001年2月24日，纯如写信来：
亲爱的妈妈，
正如之前跟你提到的，上周三，我在五月花餐厅见了极为著名好莱坞制片人。（出于安全原因，我现在先将他们的名字保密。）他们飞到圣何塞来见我，其中有一个人为我的年龄和相貌大吃一惊。（他很惊讶于——或者至少表现出惊讶的样子——见到“一个这么漂亮的作家”。后来，在电话里，他说他本以为我会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学究，“恰恰相反，走进来的却是一个窈窕淑女！”他大声说道。）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对我的书表现出极大热情，相信由此改编的电影可以成为一部像《末代皇帝》或《辛德勒名单》那样的史诗巨作。他们准备竞拍这本书的剧本改编权，数目视我的CAA代理人目前已收到的其他出价而定。下周，将有两家机构竞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改编权。
一位纽约的崇拜者还献给我一首诗，这个人似乎迷恋上了我。他一直给我的邮政信箱地址发邮件（顺便说一句，我很高兴他没有我的真实住址——几年前我就不再给他回信了。）从《南京大屠杀》出版后，他一直给我寄来他的文学作品、卡通画、装在心形盒子里的巧克力、卡片、小礼物和他自己的照片。现在他开始寄给我刻有他的诗作的CD……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所警惕？不得不说，这种迷恋开始时让我觉得有些烦心，但我不认为他打算找上门来。从照片上看，他看起来没什么危险性——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不过，我很高兴我用邮政信箱处理邮件。美国邮政系统只有我之前的家庭住址，而不是现在这个。
爱你的，纯如
在电话里，纯如跟我说了她与那些好莱坞制片人的对话，以及他们对电影的想法。但纯如坚持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她说，如果由她来改编剧本的话，她希望片中能有几个主角：弗兰克·提尔曼·杜尔丁（Frank Tillman Durdin），魏特琳，约翰·拉贝，罗伯特·威尔逊，唐生智，李秀英，一名日本士兵或日本记者。
纯如希望电影中能出现不同种族的人（美国人，德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她还希望电影可以反映出人物在经历战争后的转变。纯如希望电影反映人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顶着压力作出的决定——个人利益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例如，1937年时，弗兰克·提尔曼·杜尔丁是《纽约时报》的驻外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和我一样大。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篇长篇报道发表时，正好29岁。而当我的书出版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时，我也是29岁。出于这一原因，我对他有某种特别感情。”
在1998年《纽约时报》刊登的杜尔丁的讣闻中，作者引用纯如的话说，“提尔曼·杜尔丁不仅顶着压力写下了历史篇章，而且还试图在南京拯救中国人的性命。他在最黑暗的时刻所呈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和勇气应当为我们所铭记。”纯如说，杜尔丁一定曾经面临两难选择，到底是做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在头版新闻中披露其他人的苦难，还是走上前去，帮助那些战争受害者。
1937年，当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美国教会教育家魏特琳就在城里。她在安全区保护了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然而，当日本士兵来到安全区索要女人时，她相信了他们的说法，认为安全区里的确有妓女。她交出了那些“坏女人”，从而让安全区中的“好女人”得救。后来，魏特琳意识到，一些所谓的“坏女人”实际上并非妓女，而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他人。魏特琳曾经毫无畏惧地与日本士兵抗争，但最后，她却无法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和对自己曾经作出的某些决定的内疚。1940年回到美国后，她自杀身亡。
约翰·拉贝，一个德国商人和纳粹党人，他选择留在南京，用自己的纳粹臂章在安全区保护了自己的雇员和数以千计的南京平民。回到柏林后，他的社会理想主义与纳粹的残酷现实发生冲突。纯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德国公民，拉贝在中国成了英雄，但在他的本国却被人遗忘。
罗伯特·威尔逊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整个城里唯一的一名外科医生。他极其辛苦地工作，以至于为了保住别人的性命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
曾经对蒋介石发誓死守南京的唐生智最终放弃了这座城市，在南京陷落前夕逃走。（然而，他是依蒋介石的命令行事。这并不完全是他的错。）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员的他最终却成了一位共产党高官。纯如说，唐生智的故事与书中提到的中国孕妇李秀英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赤手空拳与两名试图强奸她的日本士兵搏斗。尽管身上留下37处刺刀伤口，她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纯如说，电影中应当有一个日本角色：一名士兵或一个记者，在阻止暴行和遵守命令之间挣扎。这个角色最终必须牺牲，以表明反战的日本人民可能遭遇的处境。这个角色要么是一个违抗命令因而被处决的日本士兵，要么就是一个叛逆的记者，为了寻求真相和良心而失去了自己的职业地位。
纯如对任何一个表示有兴趣将她的书改编为电影的人热情地描述她的想法。最终，3月份，她告诉我们，一家好莱坞制作公司提出购买这本书的电影改编权。但又过了几个月，合同才正式签署。纯如已经为此奋斗了好长时间，她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
尽管生育问题和电影项目都令纯如分心，她仍按部就班地写着《美国华人》一书。她把一份手稿大老远的寄到香港，供我们发表意见。这份手稿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绍进和我仔细阅读手稿，列出我们发现的错误和我们的坦率看法，然后寄还给她。
2001年4月1日，美国海军的一架侦察机在中国南海上空与一架前去拦截的中国战斗机相撞。侦察机紧急降落在中国的海南岛上。我们在事发不远处的香港密切关注着相关新闻。我们对有关中美关系的新闻事件非常敏感，因为那与我们有切身关系。起初，我们本来打算在停留香港期间去一次广州，但因为中美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我们取消了这一行程。美中双方僵持了十天之后，4月11日，美军飞行员被释放归国，但飞机被扣了下来。
4月20日，绍进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向美籍华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曾经写过抨击北京政权的文章，或是与台湾保持联系，在进入大陆境内时，有可能因为间谍罪名而被扣留。绍进和我立刻给纯如和纯恺写信，告知这一消息。这件事与纯如关系最大，因为我们知道，她总是口无遮拦——而且她以前和现在的书都与中国有关。
纯如给我们回信说：
亲爱的妈妈，
我认为你非常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