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选择把美国华人作为自己下一本书题目的想法产生于为《南京大屠杀》一书进行宣传的多次旅行中。在2003年出版的《美国华人》一书的序言中，纯如写道，“当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旅行，以南京大屠杀为题目发表演讲时，遇到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活跃的华人社团。那些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修筑铁路的华工后代，也有拿到奖学金来美国留学的新移民，有一个大字不识的工厂工人，也有执教于名校的诺贝尔奖得主，有老迈的抗日战争幸存者，也有白人夫妇收养的小女孩。”
纯如接着写道，“一开始，我担心这个选题过于宽泛，但我一直对探索自己同胞的历史念念不忘。此外，我也相信，书写一部真实反映美籍华人生活、驳斥那些长久以来渗透于美国新闻报道和娱乐媒体中粗鲁无礼的对中国人的成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职责。”纯如对这个项目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并投入4年时间完成这本书。
正如她所承诺的，1999年初，从周末复兴会回来之后，纯如开始积极写作《美国华人》一书。她说，她的计划是搜集尽可能多的素材，写出一份详尽的大纲。纯如联系上了自己的许多朋友，请他们帮忙提供线索。一些从事移民研究的朋友建议纯如到几个地方寻找华人移民的历史记录。纯如准备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加利福尼亚的湾区档案馆、旧金山的中国历史协会（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等博物馆、天使岛以及美国移民归化署的圣布鲁诺分部。纯如还告诉我们，她准备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收集资料。
1999年1月，纯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待了一个星期，在馆藏丰富的族裔研究图书馆复印了大量资料。应研究美国华人的权威历史学家麦礼谦（Him Mark Lai）的邀请，纯如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中国历史学会大会，见到了许多撰写过美国华人历史或故事的作家。纯如从学会那里买了价值300多美元的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书。她说，等她回到家时，车子里已经塞满了一箱箱的书和相关资料。我也把自己在中文或英文报纸上看到的与中国移民有关的文章转发给她。
旧金山唐人街社团儿童中心（缩写为CCCC）1999年3月向纯如颁发了“华人楷模奖”。她前往旧金山参加颁奖仪式，趁此机会在麦礼谦家中与他长谈。3月19日，纯如写道：
亲爱的妈妈，
在旧金山待了几天后，我今晚刚刚回到家。
过去的几天真是忙坏了。
周二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拜访了麦礼谦位于旧金山的家。他住在联合大街上，房子在山顶……他们一家人非常和蔼可亲。麦礼谦简直就是个会走路的美国华人历史百科全书……他学养很好（他曾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过去是一名工程师）……他一直在写有关美国华人历史的学术文章，但他置身于学术圈之外，并不关心身外的浮名。他和他太太似乎并不太富裕。
我和他聊了几个小时，在本子上草草写下笔记，还参观了他的藏书。这之后我开车到亚洲艺术博物馆参加筹款晚会。因为日程紧张，我事实上是在麦礼谦家的小浴室里换上的黑色晚装。
在博物馆那边，我发表了10分钟的演讲，接过唐人街社团儿童中心颁给我的华人楷模奖。旧金山警察局的负责人刘百安（Fred H. Lau）拿到了社区服务奖。刘百安是美国警界中职位最高的华人。
晚会的组织者帮我们安排了颁奖嘉宾。陪同刘百安的是两名唐人街选美冠军：全美唐人街选美冠军和旧金山唐人街选美冠军。她们穿着曲线显露的旗袍，头上戴着人造钻石镶嵌的闪闪发光的皇冠，看起来美丽明艳。给我安排的颁奖嘉宾本来是一位“亚洲先生”，但他不知为何没有到场，于是唐人街社团儿童中心临时安排了另一位帅哥。可以想象，媒体拥上来狂拍照片。（麦礼谦后来告诉我，中文报纸对我的晚装大加赞扬。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有没有提到我说过的任何话。）
必须承认，我对颁奖组织者提供的免费宾馆住宿很满意。几星期以前，我告诉唐人街社团儿童中心说，我需要住在旧金山，这样就不必带着疲倦连夜开车赶回森尼韦尔。此外，我还想趁此机会在唐人街附近收集一些资料。唐人街社团儿童中心的一名董事会成员负责此事，他说万丽酒店（Renaissance Parc 55）愿意为我提供两晚免费住宿。结果，那个房间——3164号房——原来是这家旅馆的豪华VIP套间。里面的空间比我在森尼韦尔的公寓还要大得多！
周三晚上我睡得很晚，之后参观了金门女子公寓和卡梅隆之家（Cameron House）。这两个地方在20世纪早期都曾收留过中国妇女和儿童。在此之前，金门女子公寓主要是收留小女孩的孤儿院。现在，它变成一家收费非常合理的寄宿屋（每周费用约90美元）。卡梅隆之家过去曾经收容过被卖入妓院的女孩，现在变成了一个面向华人青年的类似于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地方。
金门女子公寓的工作人员很不错，对我开放了他们的档案。我花了一下午时间浏览修女卡莉·戴维斯（Carrie Davis）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写下的日记，翻阅那些早期金门女子公寓租客的个人档案。（她们的故事令我心碎。那些处于家庭暴力下的妻子，被卖入妓院的女人，被抛弃的婴儿，被奸污的女孩——很多人本身就是强奸的产物。）几条街之外，就是卡梅隆之家。那里的人指给我看一条地下通道的出口，这些地道曾被用来掩护中国女人躲过唐人街帮派的追索。
周四剩下的时间里，我回到麦礼谦的家中，向他请教了差不多有100万个问题。他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到一家客家菜餐厅梅江饭店共进晚餐。我坚持埋单，因为麦礼谦已经慷慨地给了我他的时间。他对我说，他很想帮助我，因为从我之前的两本书《蚕丝》和《南京大屠杀》来看，他知道我一定会做得很好。此外，他还表示，关于美国华人的通史著作还很少。人们总是过多地关心唐人街中说广东话的那些人，但忽略了说普通话的台湾移民。事实上，关于最近50年间中国移民的生活，几乎少有人涉及。
他对我说，他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写一本关于华人的通史。但他已届七十高龄，感觉将自己所余无几的时间花在撰写更为专业的学术论文上似乎更佳——因为语言障碍，其他历史学家通常忽略了这些选题。他的研究需要大量用到中文原始材料，许多学者都看不懂。他真心相信，如果他不在死之前将这些文章写出来，将没人会写此种文章。
写到这里时，我突然感动了——几乎要落下泪来——眼前浮现起麦礼谦在他堆满了书本的小房子里默默无闻地独自工作的景象……一个不知疲倦的老人，将他大部分生命无私地投入到书写美国华人的基本历史中去，然后让别的学者受益，摘取丰收果实。
他对我说，“你的书是我应该写但我永远都没法写成的书。”
爱你的，纯如
纯如利用一切公开露面的机会说服华人团体向她提供相关资料，比如以故事或信件方式呈现的家族移民经历。纯如希望为自己的书收集到尽可能多的素材。1999年4月初，她到东海岸去了一个月，发表演说，另外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收集资料。她1999年4月20日写信给我说：
亲爱的妈妈，
有时候我真的忘了收集资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我在国家档案馆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打开数十个文件盒，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等到翻完，我的手上鲜血淋漓，全是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水染黑。直到现在，那些陈旧腐烂的纸张气味仍令我一阵阵的头痛。这些文件盒好多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没有被人打开过了！19世纪80年代，移民官保存档案时将它们折成三折（就像折信一样），然后用红绳把它们捆起来。我敢肯定，这套装订办法当时挺管用的，但对历史学家和档案管理员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一些纸张太脆了，我在试图打开它们的时候索性断成两截！（有那么一两份档案的保存状况实在太糟糕，几乎变成了一堆纸片儿。）我向档案管理员报告了这一问题，他们对我表示感谢，并说负责档案保护工作的人会马上着手处理此事。显然，他们使用了某种增湿剂或化学成分令纸张变得不那么脆，然后用透明封套将它们保护起来。
爱你的，纯如
接着，1999年4月22日，身在华盛顿特区的纯如在电子邮件里对我们说，“信不信由你，今天，戴安娜·朱克曼和我在白宫与希拉里·克林顿见面了！回头跟你们细说……”
原来，在几乎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当天戴安娜安排了纯如与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单独见面。后来，纯如告诉我们，她向克林顿夫人简单介绍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请她支持通过一项关于解密731部队历史档案的议案。纯如承诺会把更多的资料寄给希拉里·克林顿以供参考。克林顿夫人对纯如说，希望能与她在华盛顿再度见面。
离开华盛顿后，纯如去了纽约参加百人会（The Committee of 100）会议。当她的作品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后，纯如被邀请成为百人会的成员之一。百人会（缩写为C-100）是具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精英分子于1990年成立的一个华人组织，成员中有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和音乐家马友友。在会上，纯如和一些著名美籍华人如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何大一（David Ho）一同被选为“华人楷模”小组讨论会的小组成员。讨论会上，纯如向观众介绍了她成为一名作家的经过，以及她写《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原因。
尽管纯如努力专心为下一本书收集资料，她仍无法摆脱《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翻译所带来的干扰。整件事最终于5月中旬告一段落，出版社发布新闻稿宣布，“基本书局与日本柏书房同意终止《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的出版合同。”在这份声明中，珀修斯出版集团的代表约翰·多纳奇（John Donatich）表示，“我们之间的合同明确规定，不能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对基本书局的出版物中的文字或插图作任何修改。我们认为一家出版社不应该对一本书作出褒贬，而是让它接受公众的评判。”这份声明中还指出，“基本书局很遗憾柏书房无法出版《南京大屠杀》，并将为这部作品寻找另外一家日本出版社。《南京大屠杀》是一本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并充满激情的好书，它应当在日本出版发行。”
这时候，除了替下一本书收集资料以及进行公开演讲，纯如的大量宝贵时间花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最终尘埃落定，我们都很高兴。（注：直到2007年11月，纯如的书在美国出版10周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才最终在日本发行。）
日文版的风波带来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突然终止出版日文版使得这本书在美国和日本的英文版平装本销量大增。企鹅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卡洛琳·怀特告诉纯如，自从3月份消息公布后，销售量就开始直线上升。
日文版翻译风波刚平息没多久，《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就公布了——这是另外一件占用了纯如许多时间的事。1999年1月3日，美国针对中国的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商业关系特设委员会出炉了这份报告。报告中宣称，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部分设计机密。1999年5月，报告内容被解密公开。纯如拿到这份报告后发现，她关于钱学森生平的《蚕丝》一书在报告中被引用了9次之多。令纯如郁闷的是，她的书居然被用做暗示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证据。他们还相信，钱学森是中国间谍，并于20世纪50年代被遣返回中国。稍后，《时代》周刊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一篇文章也引用《考克斯报告》，暗示钱学森为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