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最令人兴奋的新闻发生在7月28日：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将《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媒体首度转载权卖给了《新闻周刊》，11月那期杂志上将登出部分内容节选，正好赶上这本书正式在书店销售的日子。《新闻周刊》是本全球销售量很大的杂志，上面的书摘必将对图书的销售状况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都不禁雀跃。除此之外还因为，纯如还没出生前，我们就订了《新闻周刊》，一直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纯如1988年夏天曾经在那里担任过实习生，正因如此，我们全家人都对这本杂志怀有特殊感情。
等待《新闻周刊》登出书摘时的心情就好比等待我们的外孙出生一样。随着日子逐渐接近，我的心情越来越焦灼不安。
尽管纯如已经安排好在1997年11月14日到12月19日之间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图书签售活动，期间准备在美国和加拿大停留数站，但她了解到，根据与《新闻周刊》签订的合同，直到《新闻周刊》刊出书摘，之前她都不能透露书中的任何内容。然而，一旦书摘被发表，在11月14日的签售仪式上，纯如就可以对书中内容畅所欲言了。
在《新闻周刊》上刊出的书摘最后变成了一件几经周折的戏剧性事件。当《新闻周刊》推迟了书摘刊出的时间后，纯如寄给我们一份逐日事件列表。她要我们帮她保留这些信息，以备日后用做证实事态发展的书面证据。
据纯如说，1997年7月28日，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一名员工发电子邮件给纯如说，她已经将这本书的媒体首载权卖给了《新闻周刊》，书摘将发表在11月17日出版的那一期上（事实上11月10日或11日杂志就会上摊销售）。
1997年11月6日，星期四，一名《新闻周刊》的编辑将书摘的第一稿发给纯如，征求她对于节选书中段落的建议。这名编辑还请求纯如同意在杂志上登出某些照片。
到了11月7日，星期五的早晨，这位编辑将排好的版式和图注、标题和正文等用电子邮件发给了纯如。文章的标题是“揭露南京大屠杀”，副标题是“书摘：一位美籍华裔作家对二战历史中最恐怖一章进行的永不妥协的反思与回顾”。纯如花了一整天时间用电子邮件将修改稿传来传去。她问那位编辑，如果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紧张局势急转直下，这篇书摘是否会被从版面上挤掉。对于那一周来说，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极大。但那位编辑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说版面计划已定，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事情，纯如的书摘才会被撤版。
然而，突然之间，当晚10点钟，当纯如和布瑞特刚刚在圣何塞听完一场音乐会回到家中时，她接到《新闻周刊》晚上7点29分打来的电话留言：“纯如，我是《新闻周刊》的汤姆·马斯林（Tom Maslin）。很抱歉地通知你，我们不得不撤掉书摘的稿子，因为据上面通知，杂志的页码缩减了4页。我们下周会与你联系，如果你希望和我进一步讨论此事的话，请给我来电话……”
第二天早晨纯如打电话给我们，告知了书摘延迟刊出的事。我们都很震惊。纯如告诉我们，汤姆在电话留言里的声音听上去很不自然。
纯如立即致电《新闻周刊》，问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告诉她，周五晚上临时撤掉了4个大广告。他们向纯如解释说，《新闻周刊》必须保证广告版面和编辑内容版面保持一定比例，有时候因为广告撤版的缘故，一些报道也要被撤掉。他们承认这样的事情并不经常发生，并表示因为广告撤掉的原因，编辑们工作了一整个晚上重新设计杂志版面，但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
纯如又给《新闻周刊》打了一系列电话，一名资深员工告诉她，撤掉的大广告中有一个是丰田汽车的广告。但稍后他又打电话给纯如说，书摘推迟刊出的事与广告撤版无关。我可不相信这一点。
正如我跟纯如后来电话里说的那样，据我分析，真正原因在于纯如的书摘将要刊出的消息被泄露了出去，有人试图阻止这篇书摘的刊出。
我向纯如指出，或许是刊登于当年11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杂志》上的一篇专访泄露了风声。那本杂志的编辑苏·蒂帕斯奎尔（Sue DePasquale）那年夏天到森尼韦尔同纯如见了面并采访了她。蒂帕斯奎尔就纯如和她的新书写了一篇很棒的长篇报道。这篇题为“南京噩梦”的文章刊登在11月号的杂志上，一共占据了5页的篇幅。不仅如此，纯如站在一面被血浸染了的日本国旗前的照片也出现在该杂志的封面上。在内文中刊登了数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并配有图题和图注。在文章中，纯如对蒂帕斯奎尔说，《新闻周刊》已经承诺将会在11月17日出版的杂志上登出对这本书的长篇节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杂志》是当时最早一批拥有网络版的杂志之一。该杂志的一个读者给蒂帕斯奎尔写信表示，这篇文章立即吸引了大批海外校友。一名读者写道：
亲爱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杂志》，
感谢将杂志搬上网络。对于要等上很久才能拿到纸质版本的海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友来说，这真是太棒了。关于《南京大屠杀》和张纯如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内容深刻而又信息丰富。我对这篇文章格外感兴趣，因为我现在就住在日本，每天都目睹张纯如所描述的那些事情，眼见日本人是多么不愿面对自己历史中的那些阴暗面。我将这篇文章转发给了我在日本的一些朋友，其中既有外国人也有日本人，和他们展开讨论。我希望这会是张纯如所开启的反思历史过程的一步。尽管是一小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对纯如说，《新闻周刊》推迟发表书摘或许是迫于听闻此讯的日方的压力。我提醒纯如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早在11月初就已经在日本传开了。
纯如说，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和《新闻周刊》签订了合同，如果《新闻周刊》不刊出书摘的话，他们需要给出一个更好的解释。纯如已经给纽约的一些朋友打过电话。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示安慰，让她放心，书摘一定会最终刊出。他们还保证会打电话找出推迟出版的原因。
11月10日那天晚上，我们收到了订阅的《新闻周刊》，发现当期杂志特别厚，里面刊登的日本公司的广告正好是平常的两倍之多。这时候，绍进和我已经对这本杂志中的广告进行了系统分析。我们和纯如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征兆，从中可以看出，《新闻周刊》很可能与广告商达成了某种妥协方案，确保下一期杂志上的日本公司广告转到这一期上刊出，从而避免这些广告商面临资助登有《南京大屠杀》一书节选的杂志出版的“窘境”。
11月11日，纯如收到《新闻周刊》国际部负责人的电子邮件，告诉她书摘也不会在11月24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刊出。纯如立刻给汤姆·马斯林打电话，但他本人当时正在耶路撒冷。纯如终于找到马斯林并问他为什么书摘不被刊出，他回答说，不是他作的决定，只不过是遵命行事而已。现在，纯如的书摘并不在刊出计划表上，上面也没告诉马斯林为什么会是这样。
纯如再次致电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询问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法务部门的负责人给《新闻周刊》打了电话，结果被告知，书摘推迟刊出与日本广告商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因为西摩尔·赫什（Seymour Hersh）的书《卡美洛王朝的阴暗面》（The Dark Side of Camelot，一本关于肯尼迪家族的富有争议的书）把其他书摘都向后推了一周，而接下来的另一篇书摘又必须刊登在17日出版的那期杂志上而已。
纯如这一方的人都觉得关于西摩尔·赫什的那一套说辞没有说服力。纯如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新闻周刊》为什么不是在11月8日就告诉她这个消息呢？
与此同时，纯如对我们说，如果《新闻周刊》迫于日方压力撤掉了这篇书摘，她会马上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纯如确定这条新闻会传到支持者耳中，美国的华人社团和许多人权组织都会百分之百地向她表示支持。
纯如还告诉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他们应该给《新闻周刊》去电话，问他们如果书摘没有在17日或24日出版的杂志上刊出的话，她应该对记者们说些什么。纯如还要求依照合同对她予以补偿，同意她在17日那天接受记者采访，因为她已经安排好了演讲和采访计划，书摘未能按计划刊出并不是她的错。
11月12日，哈珀柯林斯的法务部门用电子邮件通知纯如，他们刚刚收到《新闻周刊》的确认信，刊有《南京大屠杀》书摘的那期杂志将于11月24日上市（杂志上印刷的出版时间是12月1日），纯如之前为图书销售所作的宣传并不会影响到书摘的最终刊发。
11月14日，纯如飞到了弗吉尼亚的诺福克，这是她图书签售的第一站。接下来的几天中，纯如忙于公开演讲、接受采访以及在几个城市中举行图书签售仪式。但她仍无法确定《新闻周刊》真的会信守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