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8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忍饥挨饿——我没什么可以说的了，所以什么都没有写。极少的口粮之外，我们只好吃橡子面糊糊。妈妈（他的妻子）秋天的时候偷偷采了些橡子。现在存货已经快吃光了，我们只好每天吃荨麻，嫩叶子的味道吃起来很像菠菜。
绍进给纯如写信说，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哭了。在1996年9月27日的回信中，纯如写道：
亲爱的爸爸，
谢谢你这么仔细地看完整个故事……把它投出去之前，我还得再看上几遍。
你对拉贝日记的反应令我深为感动。必须承认，当我读到乌尔苏拉·莱恩哈特寄给我的那些日记节选的时候，我也热泪盈眶。我一度想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贫困潦倒的拉贝在自己的小公寓中冻饿而死，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们却仍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安享晚年。例如，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Asaka）是南京大屠杀前下达“杀死全部俘虏”命令的指挥官，但他却带着荣耀全身而退，晚年以打高尔夫自娱。一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处决的日本战犯居然被供奉在东京的神社中。
爱你的，纯如
写拉贝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一稿一完成，纯如就把它寄给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这些大报。9月26日，史维会的丁元把纯如这篇题为“拉贝的南京大屠杀见证被发现”的文章贴到了互联网上。我们都屏息静待外界的反应。
最早从新闻上看到约翰·拉贝相关报道的人是邵子平。1995年初，纯如在耶鲁搜集资料时，正是他慷慨地收留纯如住在他家中。10月9日，邵子平打电话给纯如，兴奋地跟她聊了三个小时。他后来告诉纯如，他非常担心日本右翼分子或许会销毁这份日记，他有义务将这份日记尽早带到美国来。
10月14日，日本第一大报《朝日新闻》的美国分社联系上了纯如，就拉贝日记发现一事对她进行了采访。在写给我的信中，纯如描述了这次采访：
亲爱的妈妈，
别担心，我下午1点钟已经和记者们见过面，一切很顺利。其中一个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美国人担任德语翻译。文章完成后他们会寄给我一份英文翻译件。
我们在市政大厅里进行这次访谈……那个日本记者给我拍了好多照片，既有在市政厅里面照的，也有在南京大屠杀图片展厅里照的。他问了我一大堆关于拉贝和我的书的问题。他对南京的死亡人数极其感兴趣。他说，这个话题在日本极具争议，右翼分子宣称死亡人数仅为3万，怪罪中国借此事散布反日情绪。我引用大量研究证明，死亡人数超过26万——有可能是30万甚至是37万。我还明确指出，与日本右翼分子的宣称正好相反，因为担心破坏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其实对将大屠杀公之于世并不热心。正因如此，他们放弃了向日本索赔的权利（尽管根据国际法规定，个人受害者依然有权索取赔偿）。
他说他必须十分谨慎，务求事实准确，因为文章一旦发表，右翼分子可能会用尽一切力量对他加以批评和诽谤。
爱你的，纯如
纯如后来告诉我们，《朝日新闻》把这条新闻搁置了两个月之久，反复考虑是否应当发表出来。最终，12月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发表前几天，《朝日新闻》刊出了此文。《朝日新闻》的德语翻译杰夫·海涅（Jeff Heynen）将德文报告译成英文，给了纯如一份。12月12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引用了这份报告。
10月15日，纯如接受了《圣何塞水星报》的记者采访。这是湾区南部最大的英文报纸。11月3日，一篇关于纯如及她发现拉贝日记经过的长文刊登在《圣何塞水星报》上。纯如给我们寄了一份，还有随文章一同刊出的3张照片：一张是纯如站着凝视墙上南京大屠杀图片的侧影，一张是约翰·拉贝的肖像，最后一张是纯如站在一幅照片旁边，照片上的女子满脸难以言喻的痛苦表情。这篇文章发表后，纯如的名字马上在湾区传开来，她成了华人圈里的名人。
1996年11月10日，纯如给我写信道：
亲爱的妈妈，
跟你报告一些最新的好消息……
我将主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会议将在12月的第一个周末在斯坦福大学校园举行。全球50多个活动组织的上百人都会到场——还有来自加州、中国和日本的各大新闻媒体代表。为期３天的会议上将就法律问题展开讨论。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替受难者向日本索赔？如何收集诉讼所需的暴行证据？我们应当以何种方式迫使日本当局对以往的错误承担责任？
结果，这次会议的与会人数达到了1994年12月那次会议的两倍。许多学者、国际法律师和幸存者都想来参会，丁元不得不拒绝一些颇有名望的学者，因为他们所提交的论文与大会的主要议题无关。
正因如此，当丁元上周打电话给我，请求我主持大会开幕仪式并做主题发言时，我真的既惊讶又荣幸。
今天晚上我在山景城市政厅讲堂对着一大群人介绍了我的书和约翰·拉贝（丁元邀请我和其他人就此发言）。台下座无虚席，一些人甚至站在门口或墙边。发言结束后，我几乎被围住了。一大群记者、活动分子、二战老兵和感兴趣的读者——既有亚洲人也有白人——蜂拥而来，向我表示祝贺，提了上百万个问题，翻看我的讲演稿。我觉得我之所以获得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比其他的演讲者要好。每个人都想请我到他们所在的组织或学校演讲。父母们坚持要我和他们的小孩合影。（一个人跟她的女儿说，我是一个“著名作家”，那女孩也想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她刚刚在学校里的“青年作家”大奖赛中胜出。）一些人希望我在《圣何塞水星报》的文章上签名留念。
此外……还有更多好消息：
一家电视台下周末会采访一些中国活动团体，我应邀（还是丁元）就南京大屠杀发表讲话。
基本书局告诉我，《蚕丝》已经上了他们的畅销书目。此外，这还是他们出版的书中少数几本经常受到好评的书之一。
回头再聊……
爱你的，纯如
与此同时，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也准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请求纯如帮他们写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一书及拉贝日记的简要介绍。这一简介将在广告中登出。
1996年11月17日，纯如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一篇由我执笔署名的600字的《南京大屠杀》内容概要将会刊登于《纽约时报》的广告版面上，美国的华人活动分子支付了广告费用。具体登出时间会是下周的某一天，很可能是周日。苏珊·拉宾娜对这种宣传力度非常惊讶，她说基本书局希望我的书会成为畅销书（当然，按他们的标准），卖出25 000到75 000册，甚至超过10万册。”
1996年12月的第一周，纯如参加了在斯坦福大学校园中召开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会议并担任主持，这一活动由华人活动团体赞助。纯如说这对她来讲是一次美妙体验，因为她从来都没在上百人面前讲过话。纯如在1996年12月7日午夜发出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会议很顺利，每个人都觉得我主持得很好——详情后叙。主持大会再加上接受媒体的采访令我精疲力竭。《纽约时报》准备在1996年12月12日刊出一篇关于我发现拉贝日记的长篇报道，《朝日新闻》的报道也会于12月8日见报，《都市报》（Metro）也几乎确定了要刊发一篇关于我的头版报道。《世界周刊》的报道里已经提到了我的事，《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或许也会在会议报道中引用我的话。明天，一家日本电视台会在斯坦福对我进行采访。
事实上，正如纯如所说，12月12日，圣克拉拉山谷地区的免费周报《都市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她的长文章。我们很高兴看到纯如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这篇文章对硅谷地区的读者影响很大，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持续升温。
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纪念日，邵子平在纽约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和纯如商量过之后，邵子平联系上了身在德国的乌尔苏拉·莱恩哈特，邀请她前往美国正式宣布外祖父的日记被发现。
当我们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关于此事的长篇报道时，我们很疑惑，为什么纯如居然没有到纽约去参加如此重要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我立刻打电话给她，但她说，在这件事之前，她已经付费报名参加在洛杉矶的一个剧本写作班并且预定了机票，那个周末，她已经计划好飞往洛杉矶。她不想临时更改自己的计划。
幸运的是，12月12日，之前，《纽约时报》的记者David Chen已经联系上了纯如并在电话里采访了她。关于拉贝日记及其生平的报道占了国际版的半版篇幅，标题为“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拯救生灵的纳粹党人”，副标题为“一位出人意料的英雄1937年的日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报道中刊登了一张约翰·拉贝和数位安全区成员1937年在安全区办公室前拍下的照片。这篇报道里提到了纯如：“这份日记之所以得以重新公之于世，全因张纯如，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森尼韦尔的作家的努力。几年前，在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收集资料时，她偶然发现了关于拉贝先生人道主义事迹的记载。”文章最后还引用了纯如的话，“对我来说，约翰·拉贝就是中国的奥斯卡·辛德勒，另一个以邪恶形象出现但内心善良的典型。”
12月12日的那场发布会上，莱恩哈特将一份拉贝日记的副本捐献给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时报》之外，几乎全世界的主要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都报道了这件事。这成了一条国际大新闻。绍进当时在台湾开会，回家的时候，他带回了所有大幅报道拉贝日记被发现的中文报纸。
纯如并未意识到，这条新闻会在国际上引起如此大的轰动，现在她开始有点后悔错过了纽约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了。但另一方面，纯如当时对学习剧本写作很感兴趣，她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机会——尤其是她已经付了课程费用。纯如说，基本书局的宣传部门本来希望等到下一年10月份纯如的书上市之前才公布拉贝日记的发现，时间上会是最理想的。但我们知道消息不可能隐瞒那么久。纯如说，苏珊·拉宾娜和图书宣传人员都对《纽约时报》的报道大感兴奋，他们认为，对于纯如的书来说，这种公开宣传依然大有助益。
拉贝日记捐献给耶鲁之后，纯如请求耶鲁大学替她复制一份。她又据此制作了两份副本。1997年3月11日，我们收到纯如寄来的上千页的拉贝日记复印件。她担心这份日记将来可能会因为某种不可预见的原因被毁。她说，在别的地方留个副本会更安全些。拉贝日记的副本在我们的地下室里保存了5年多，直到2002年我们搬家到加州去的时候，才在纯如的同意下于当年夏天把它捐献给伊利诺伊大学档案馆。
另一份日记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早在1995年10月，纯如刚刚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收集资料归来后，她就尽力将她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收集到的重要文献制成副本，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些文献包括约翰·拉贝写给希特勒的报告，魏特琳及其他传教士的日记和信件，以及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纯如自告奋勇去做这些事，因为她发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很少见到西方的资料文献。纯如花了很多时间和大笔费用复制这些总计上千页的文献。纯如认为，如果屠杀发生地的博物馆居然没有这些文献，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我认为纯如此举非常慷慨。她在自己的书还没有出版前就愿意将自己的发现与其他学者和研究者分享，我为此十分感动。纯如更在意与其他人分享这些知识，而不是据为己有。在她看来，后者实属自私之举。
现在，纯如正在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并且此书将于1997年11月正式出版的事已经举世皆知。各方压力开始接踵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