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纯如生命中的这个阶段，她感觉已经接近了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或者至少已经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一个作家。现在，她也想帮助布瑞特在职业生涯中更进一步。纯如说布瑞特非常聪明，应当去上商学院，拿个MBA学位。她说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CEO。接下来我们便知悉，纯如说服布瑞特申请了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哈佛商学院，而且全力帮助布瑞特完成申请手续。5月19日，布瑞特收到哈佛商学院的录取通知。纯如喜出望外，但布瑞特同时也收到一些高科技公司的聘书，而他本人也想在硅谷工作。纯如坚持布瑞特应当去上哈佛商学院。最终，布瑞特同意，如果纯如的下一本书拿到很高的预支稿酬的话，他可以推掉那些高科技公司的工作，因为在他读书期间，他们的财务状况可以得到保障。
如何确保拿到一大笔预支稿费成了纯如1996年的头等大事。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写作之外，她一直在琢磨下本书的选题。纯如反复在电话里对我说，她感到作为一个像她这样有梦想有事业心，但却要受自己生物钟支配的女人来说，生活实在很不公平——该生孩子的时间正好与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时间相重合。她感觉被身为女人这一点所束缚。“我刚刚可以要求6位数的预付稿酬，但却不得不把节奏调慢准备生孩子！”她喊道。一本关于女性生物钟的新书构想由此而生。她说，这本计划中的书将为职业女性和女知识分子寻找一个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解决方案。纯如相信，如果女性没有生物钟的问题，她们就可以与男性平等竞争。现代科技已经可以帮助有需求的女性延缓或推迟她们的生物钟。纯如开始积极地为这个题目搜集资料，准备写一份完美的图书提案。
令她失望的是，当纯如将这个主意告诉苏珊·拉宾娜时，苏珊当时对此并不感兴趣。就在此时，纯如更换了自己的代理公司。纯如对我们说，她委托威廉·莫里斯代理公司（William Morris Agency，现更名为William Morris Endeavor）的梅尔·博格（Mel Berger）作为她下一本书的代理人。据纯如说，梅尔是个很有手段的图书代理人，手头有几名著名客户。纯如说梅尔曾是《阿波罗13号》的作者的版权代理人，并帮助将这本书搬上银幕，大获成功。纯如相信梅尔可以帮她为第三本书拿到高额预付稿酬。当纯如联系上梅尔而梅尔又答应做她的图书代理人时，纯如喜出望外。梅尔告诉纯如，她可以向他提交任何图书选题。显然，他对《蚕丝》一书印象颇深。纯如向他提及了生物钟这个选题，梅尔要求纯如把它写出来，将选题提案发给他。
母亲节那天，纯如给我打来的一个祝贺电话最终却以她的哭诉结束。纯如坦承自己感到进退两难——是靠实现自我价值而达到成功，还是通过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而成功。她觉得被自己的生物钟所束缚。
1996年5月18日，我去新奥尔良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微生物学会议，并计划在此之后到纽约看望我母亲。我母亲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从频繁打给她的电话中，我发现她的声音变得虚弱，由于癌症，背痛也变得严重起来。她不良于行，卧床不起。我把外婆的情况告诉给纯如和纯恺。当纯如听说我要去纽约时，她把东岸之行的计划稍作安排，正好和我的时间一致，这样我们可以在纽约见面。纯如说她要再去一趟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一些文件。此外，她还得去纽约找苏珊谈谈。5月23日，当我赶到母亲位于孔子大厦的公寓时，纯如已经等在那里。
在这栋大楼前面的小花园里，纯如把她的担忧全都告诉了我。她显然瘦了不少。写作《南京大屠杀》消耗了她不少精力。她说她头发掉得很厉害，而且晚上也睡不好。除了《南京大屠杀》里面的故事让她情绪低落之外，纯如还为一些其他的事而不开心。其中一件便是，她不确定第三本书可以拿到很高的预付稿费。她压力极大。我说我很吃惊她居然会这么拼命。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我劝她应当专注于完成《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我试图帮她振奋精神，提醒她去想一想，其实她已经获得了许多成就。她的父亲和我都为她深感骄傲。我能看出，我的话让她释然了一些。
6月份，布瑞特接受了位于森尼韦尔的应用信号技术公司（Applied Signal Technology）的职位。他们准备7月从圣巴巴拉搬到北边的森尼韦尔。
搬家前，纯如保存着好几箱她在过去几年中为《蚕丝》一书收集的资料。纯如对每一件文字记录都视若珍宝。她收集到的资料档案总是整整齐齐地归类好，放在文件柜里的档案夹中，仔细做好标签。纯如从来不会扔掉任何一张自己的研究资料，但现在书都已经出版了，没什么必要再把这些文件跟着她一起搬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档案馆工作人员非常想拿到纯如的研究资料，并告诉她，可以以纯如的名字单独为这些文件设立一个保藏区。最终，纯如决定将关于钱学森的研究资料捐献给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图书馆的多文化中心。这些资料被保存在一间以纯如名字命名的屋子里。但纯如承认，与这些陪伴了她三四年的资料分开，在情感上还是相当难以接受的。
1996年7月15日，纯如通知我们，他们已经搬到了森尼韦尔橡树南大街（South Fair Oaks Avenue）655号的一套公寓。此地在旧金山以南30公里，位于硅谷正中心。纯如向我们描述了他们的公寓——那是一栋围合成一个四方庭院的大公寓楼，住户都是年轻人，职业、文化和民族各异。纯如说她巴不得我们能尽快去看她。
纯如还提到，就在搬家前，她完成了关于生物钟一书的选题提案，并会寄给我们一份以征求意见。纯如还把这本书的选题提案寄给了她的一些朋友。没过多久，我们就收到了纯如的选题大纲，题目是“拨转生物钟：新千年的生殖革命”（Turning Back the Biological Clock: The Fertility Revolution of the Next Millennium）。纯如请我们在她把这份提案寄给梅尔前把最诚实的看法告诉她。
这份选题提案有24页长，分成3部分。在综述部分，纯如指出“女性的生育时钟或许是女性解放的最终障碍。它让女性在职业发展的关键几年中饱受折磨，迫使许多最优秀、最聪明、最有事业心的女性作出不情愿的抉择，要么从快车道上退下来，要么索性放弃做母亲。此外，女性比男性更早失去生育能力这一事实也令她们在择偶游戏中处于劣势。”但纯如也指出，“在新千年将近之时，科学家已经可以打破这一古老的障碍。”在第一部分，纯如表示她将“回顾女性生物钟的历史——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它如何令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第二部分将调查在当今全球社会中生物钟的影响仍继续存在的现实——它仍在工作和与男性的两性关系中压制着女性。第三部分用来预言现有技术力量对于未来消除生物钟以及将我们的社会推进到一个新时代的种种可能影响”。
因为我当时仍在忙着自己的研究，绍进比我更仔细地阅读了纯如的选题提案。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地详读了这份报告，并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对纯如说，这本书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因此不应牵涉太多科学细节，比如卵子如何在液氮中保存的技术细节等。我还建议纯如不要在书中劝人太晚生孩子，最多到45岁。我告诉她，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一个母亲业已年过六旬，就算有一个正常且健康的孩子，带孩子也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小孩总是精力充沛，而年纪大的人却做不到。
一两个月后，纯如说，梅尔告诉她这个选题被大多数出版商拒绝了。这对纯如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纯如告诉梅尔，她想要重新修改选题报告，再试一次。梅尔说他愿意重新替她提交修改过的选题报告。于是纯如努力作出必要的修改。在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选题居然对纯如如此重要。每次她打电话过来，谈及此事，我们都转而跟她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我们建议她先专心完成《南京大屠杀》那本书，然后再考虑其余。但事实上，是书和出版之外的一些事正在困扰着纯如。
在纯如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不甘雌伏的念头。有一天，她抱怨说，“要是我能再多些时间就好了！如果我可以不被自己的生物钟拖后腿……”另一次，她告诉我，布瑞特和她各自写下未来20年的目标。她说，看到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生理上自己只剩下寥寥几年“高产”的日子，就十分难过。我告诉她，她不该这么拼死拼活，把人生计划订得如此严格。她应当放松，我跟她说。这些事情总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许多女性可以把事业和家庭都处理得很好。
1996年9月12日，纯如把修改后的生物钟一书的选题报告寄给我们。我和绍进又仔细看了一遍，给她提了些建议。在那之后，我们再没怎么听她说起过这件事，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在德国，拉贝日记被发现了，并且成为国际新闻。纯如和即将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现在成了媒体疯狂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