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二年冬，姜夔从无锡归杭州，在张平甫的陪同下，拜访了时任知枢密院事的郑侨。姜夔向郑侨说明来意，把与京镗和尤延之沟通之亊说了一遍，并拿出《大乐议》与《琴瑟考古图》给郑侨阅。
郑侨听了姜夔与张平甫的自我介绍，很是高兴，特别是“大乐议”话题，让他非常兴奋，表现出异常的热情。
郑侨站起身来，一边左手接过《大乐议》与《琴瑟考古图》，一边右手示意姜夔与张平甫二人，面部笑容成堆，口里同时发岀热情洋溢之语：“二位请坐！”然后转头对仆人说：“给二位上龙井茶！”
三人坐定，郑侨一字一语认真地阅读，姜夔与张平甫在品茶。郑府大堂静得无声息，不一会，突然，郑侨起身用右手向堂前案桌上一拍，随后只听得一声“好”。姜夔与张平甫还没反应过来，郑侨又说：“此乃我大宋之幸也！”然后抬头目光注视姜夔对姜夔说：“姜先生的诗名词名早有耳闻，当今文豪杨诚斋的“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的评语，那是不客易得到的。今余观姜先生的《大乐议》与《琴瑟考古图》，不但认为名不虚传，而且深为姜先生的才华与为国立雅乐的热忱，只有敬佩和感动！姜先生所提的“五议”，真可谓是“精准、独到”。涉及到的诸如雅乐的改制，雅乐与俗乐的协调。今时“击钟罄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等都是重要问题。姜先生以诗人的智慧，敏锐地觉察到诸多问题，是值得朝廷重视的。姜先生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具有先见性的，乃至对于乐坛的走向都有重要价值。当今，余所敬慕之人除朱熹理学之外，只怕就是姜先生的乐学！”
“知院过誉了！拙作能让知院费时阅读，已是罪过！”姜夔起身回道。
郑侨马上说：“不是罪过，怎么是罪过？是为国之贡献！西周王朝建立礼乐制度以来，不仅是作为音乐的一个品种传世，同时也是政权管理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周代它具有异常强大的社会功能，周公在“制礼”的同时不忘“作乐”，使得礼乐相辅而成。相须为用。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分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从这一角度讲，“乐”早已超越其“乐”本身的含义。“乐”能够感化人心，移风易俗，使人们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今我朝之最大缺失就是国礼之乐。姜先生这“五议”是居高而临下，正合现时的国策民意。至于“费时”一说，一是能利用职权拜读与欣赏到姜先生大作是荣幸的。二是余分内之亊，理应待劳。”郑侨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想我大宋南渡以来，只顾应对战亊，没有顾及国礼之乐，这是一块荒地。姜先生积十余年之力，一心为雅乐之功，当是发光之时。整理国礼之雅乐，也是我大宋的当务之急！”
“那，姜先生的“大乐议”能呈献于朝庭？”张平甫急切地问郑侨。
郑侨说：“此为大亊，余当尽快安排！若迟疑了，则是余的罪过！”
“那，我们回去静候知院佳音！”姜夔说。
“余久有交姜先生之念，今日你“送”上门来，岂有轻“放”之理！”郑侨回答姜夔，而后又对仆人说：“与厨下说一声“安排一座贵客宴席”。”
姜夔与张平甫在郑侨府上吃酒岀来，两人似醉非醉，甚是高兴。
“你的酒量真大！”张平甫说。
“酒逢知己千杯少！十来年的心血，终有知者！”姜夔说。
“你的胆量也够大！”
“怎么说？”
“宰相家的上你也敢坐！”
“不能说我胆大，要说宰相度量大，热情好客！”姜夔说。
“不枉你的付出！”
“你也占了辛苦之劳！”
姜夔与张平甫一路上，你一言，我一语，不觉到了东青门。
郑侨，字惠叔，号回溪，兴化府福兴里莱溪村人。干道五年己丑科状元，授签书镇南军节度判官。干道八年任校书郎，奏除江右税外所取米百万斛。旋转著作郎兼国史院实录院属官，并奉命以《左氏春秋》侍讲东宫。淳熙八年任常平官，皆有政声。淳熙十四年任起居舍人兼左庶子，兼代理给事中。淳熙十六年出使金国，金人以其国主有病为由，令其到合门投递国书，遂据理力争，终使金人以礼相待，完成了使命，受到全国上下的赞扬。光宗绍熙三年赵汝愚、韩侂胄等发动政变，拥赵扩为帝，是为宁宗。时以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时韩侂胄弄权，朱熹进谏，宁宗不理。韩侂胄大怒，指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朱熹被罢黜。便四次上疏，忤怒了韩侂胄。在一再要求下，光宗准其再次外任，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又移知福州府和建康府。所至之处，均针对当地情况，或认真救荒，或疏请蠲赋、招商，为各地做了好事。绍熙五年七月宁宗即位后，被召为吏部尚书；十二月拜同知枢密院事。庆元元年又拜参知政事；庆元二年正月进知枢密院事。上疏请留朱熹，但不被采纳。因此进知枢密院事才3个月，便上章求退。庆元三年正月遂以资政殿大学士再次知福州，辞行时再次向宁宗进言：“平国论而无偏听，严边防而无轻信。”后来宁宗要其移知建康府，坚辞不赴，遂以原官提举洞霄宫。又连续3次上疏告老。嘉泰元年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在朝以不欺亊君，以无我议政而闻名，大节为世人所推崇。工书法，尤其擅长行书，一生著述颇丰。
郑侨在姜夔走后，即安排“大乐议”亊，嘱太常受理。不知是天不容才，还是时运有意“练”姜夔皮骨，就在“大乐议”送到朝廷太常时，郑侨便贬到福州去了。郑侨敢作敢为、快言快语，“因上疏请留朱熹”亊顶撞皇帝，而让皇帝当场撕奏折，自己坚辞知枢密院亊而离开。郑侨的离开，“大乐议”无人敢提出，以致无人过问，而被太常搁置于案卷储藏室内。
姜夔的《大乐议》原文精华为：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有编钟、镈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未必相应。埙有大小，箫、篪、笛有长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钟，不知其果应否。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钟奏而声或林钟，林钟奏而声或太簇。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
八音之中，琴、瑟尤难。琴必每调而改弦，瑟必每调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鼓、箫之声；匏、竹、土声长，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吹，未协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
宫为君、为父，商为臣、为子，宫商和则君臣父子和。征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宫为夫，征为妇，商虽父宫，实征之子，常以妇助夫、子助母，而后声成文。征盛则宫唱而有和，商盛则征有子而生生不穷，休祥不召而自至，灾害不祓而自消。圣主方将讲礼郊见，愿诏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乐曲，条理五音，隐括四声，而使协和。然后品择乐工，其上者教以金、石、丝、竹、匏、土、歌诗之事，其次者教以戛、击、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虽古乐未易遽复，而追还祖宗盛典，实在兹举。
议雅俗乐高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
自尺律之法亡于汉、魏，而十五等尺杂出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谓倍四之器，银字、中管之号。今大乐外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礼》所谓“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者也。家自为权衡，乡自为尺度，乃至于此。谓宜在上明示以好恶。凡作乐制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颁为准。其它私为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则斯民“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
议古乐止用十二宫：
周六乐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古人于十二宫又特重黄钟一宫而已。齐景公作《征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征之操。汉、魏以来，燕乐或用之，雅乐未闻有以商、角、征、羽为调者，惟迎气有五引而已，《隋书》云“梁、陈雅乐，并用宫声”是也。若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胡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者，华声而用胡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太簇之商、羽焉。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宫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胡部不可杂。郊庙用乐，咸当以宫为曲，其间皇帝升降、盥洗之类，用黄钟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骜夏》之义也。
议登歌当与奏乐相合：
《周官》歌奏，取阴阳相合之义。歌者，登歌、彻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阳，歌六吕主乎阴，声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来始失之。故赵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黄钟，俱是阳律，既违礼经，抑乖会合。”今太常乐曲，奏夹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无射，乃或歌大吕；奏函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蕤宾，乃或歌应钟；奏黄钟者奏阳歌阴，其合宜歌大吕，乃杂歌夷则、夹钟、仲吕、无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当改。
议祀享惟登歌、彻豆当歌诗：
古之乐，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诗。周有《九夏》，钟师以钟鼓奏之，此所谓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毕，下管《象》、《武》。管者，箫、篪、笛之属。《象》、《武》皆诗而吹其声，此所谓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诗，自《南陔》皆有声而无其诗，笙师掌之以供祀飨，此所谓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庙》，彻而歌《雍》诗，一大祀惟两歌诗。汉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声无诗。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迎神、送神又有诗。隋、唐至今，诗歌愈富，乐无虚作。谓宜仿周制，除登歌、彻歌外，繁文当删，以合于古。
议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诗歌，《七月》之陈王业是也。歌于军中，周之恺乐、恺歌是也。汉有短箫铙歌之曲凡二十二篇，军中谓之骑吹，其曲曰《战城南》、《圣人出》之类是也。魏因其声，制为《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晋亦制为《征辽东》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尝作为铙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伪，一区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尧、舜；高宗再造大功，上俪祖宗。愿诏文学之臣，追述功业之盛，作为歌诗，使知乐者协以音律，领之太常，以播于天下。
姜夔的《琴瑟考古图》大意为：琴为三准：自一晖至四晖谓之上准，四寸半，以象黄钟之半律；自四晖至七晖谓之中准，中准九寸，以象黄钟之正律；自七晖至龙龈谓之下准，下准一尺八寸，以象黄钟之倍律。三准各具十二律声，按弦附木而取。然须转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转弦，则误触散声，落别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声，皆自然也。
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转弦合调图：
《五弦琴图说》曰：“琴为古乐，所用者皆宫、商、角、征、羽正音，故以五弦散声配之。其二变之声，惟用古清商，谓之侧弄，不入雅乐。”
《七弦琴图说》曰：七弦散而扣之，则间一弦于第十晖取应声。假如宫调，五弦十晖应七弦散声，四弦十晖应六弦散声，大弦十晖应三弦散声，惟三弦独退一晖，于十一晖应五弦散声，古今无知之者。窃谓黄钟、大吕并用慢角调，故于大弦十一晖应三弦散声；太簇、夹钟并用清商调，故于二弦方十二晖应四弦散声；姑洗、仲吕、蕤宾并用宫调，故于三弦十一晖应五弦散声；林钟、夷则并用慢宫调，故于四弦十一晖应六弦散声；南吕、无射、应钟并用蕤宾调，故于五弦十一晖应七弦散声。以律长短配弦大小，各有其序。”
《九弦琴图说》曰：“弦有七、有九，实即五弦。七弦倍其二，九弦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变为散声也。或欲以七弦配五音二变，以余两弦为倍，若七弦分配七音，则是今之十四弦也。《声律诀》云：‘琴瑟龊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变，则于律法不谐矣。或曰：‘如此则琴无二变之声乎？’曰：‘附木取之，二变之声固在也。’
合五、七、九弦琴，总述取应声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声取弦晖之应，皆以次列按。
古者大琴则有大瑟，中琴则有中瑟，有雅琴、颂琴，则雅瑟、颂瑟，实为之合。夔乃定瑟之制：桐为背，梓为腹，长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隐间八尺一寸，广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黄钟之数。梁下相连，使其声冲融；首尾之下为两穴，使其声条达，是《传》所谓“大瑟达越”也。四隅刻云以缘其武，象其出于云和。漆其壁与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
全设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别以五色，五五相次，苍为上，朱次之，黄次之，素与黔又次之，使肄习者便于择弦。弦八十一丝而朱之，是谓朱弦。其尺则用汉尺。凡瑟弦具五声，五声为均，凡五均，其二变之声，则柱后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声。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声，瑟之能事毕矣。
姜夔知道郑侨被贬，“大乐议”无法议，深感遗憾。姜夔也只有遗憾，而没有沉沦。姜夔未改初衷，继续为“雅乐”的复兴而奋笔耕耘。总结了“大乐议”未议成的原因，除“识者”郑侨被贬离开京城之外，姜夔也认为“大乐议”是宏观的“议”，是涉及到当局利益分配、权衡改制问题，范围广、层面高，有“难议”之处。
姜夔经过二年的努力，完成了雅乐实质性的《铙歌十四章》。
姜夔在三思之后认为：依靠他人呈送不如自己大胆敬献。于是，姜夔在庆元五年写好奏文，亲自送往临安皇宫。
奏文曰：
庆元五年青龙在己亥，番阳民姜夔顿首，上尚书，臣闻铙歌者，汉乐也，殿前谓之鼓吹，军中谓之骑吹。其曲有朱鹭等二十二篇，由汉逮隋承用不替，虽名数不同，而乐纪罔坠，各以咏歌祖宗功业，唐亡铙部有栁宗元作十二篇，亦弃弗录。神宋受命帝绩，皇烈光耀震动而逸典未举，乃政和七年臣工，以请上诏制，用中更否，扰声文罔传中兴，文儒荐有拟述，不丽于乐，厥谊不昭，臣今制曲辞十四首，昧死以献臣，若稽前代铙歌，咸叙威武，衂人之军，屠人之国，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眞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术讨者，弗戮执者，弗刘仁融义，安厯数弥永故。臣斯文特唱盛德其辞舒和与前作异，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坠逸，鼓吹所録惟存三篇，谱文乖讹，因事制辞，曰导引曲十二，时六州歌头，皆用羽调音节，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见庙耕藉帝后册宝发，引升祔五礼殊情，乐不异曲，义理未究，乞诏有司，取臣之诗，恊其清浊，被之箫管，俾声畅辞，达感藏，人心永念宋德，无有纪极海内称幸，臣夔顿首上尚书。
姜夔的《铙歌十四章》目录如下：
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党曰《河之表》，定维扬曰《淮海浊》，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畅》，取蜀曰《蜀山邃》，取广南曰《时雨霈》，下江南曰《望钟山》，吴越献国曰《大哉仁》，漳、泉献土曰《讴歌归》，克河东曰《伐功继》，征澶渊曰《帝临墉》，美仁治曰《维四叶》，歌中兴曰《炎精复》
姜夔的奏文本就是一篇研究“铙歌”的论文，把“铙歌”的起源与用途叙述得十分清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姜夔对柳宗元所作“叙威武”铙歌，加以描述。这里深藏姜夔的在“歌功颂德”时，莫忘“收复失地”之意。姜夔的“叙威武”与“收复失地”这层观念，在其《铙歌十四章》目录中也能看出些端倪。“宋受命”、“平”、“定”、“取”、“得”、“克”、“征”，而后是“美”，再“歌”。
这一年，谢深甫知枢密院亊。谢深甫字子肃，台州临海人，干道二年进士，历官知青田县、大理丞、提举常平、参知政事、右丞相，封鲁国公，当时有余嘉上书乞斩朱熹以绝道学，斥为狂妄，以少傅致仕。
谢深甫喜欢雅乐，姜夔曾说过“丞相谢公爱其乐书”，其儿谢采伯也受谢深甫影响，与姜夔有交谊，并在嘉定年间帮姜夔出版了《续书谱》。当谢深甫知姜夔上书《铙歌十四章》，很是高兴，即奏明宁宗。宁宗马上下诏书予姜夔“免解”试礼部。
“免解”是宋承五代后唐制，举人获准不经解试(荐名于朝廷的地方考试)，直接参加礼部试，称“免解”。
“免解”没有地方竞争之苦，不受礼部名额限制，一般情况下，只是走走程序，就被皇上恩赐进士出生，予以官职与奉禄。
姜夔得到“免解”是喜亊，大为庆幸，以为皇天不负用心人，天道真的酬勤了，孰不料：天不惜才，人也妒才。
当时韩侂胄权势威震天下，京镗登上丞相高位之后，对国家大政便不置可否，只是奉行韩侂胄的意图。庆元三年，由韩侂胄主谋，大兴“庆元党禁”。
韩侂胄是中国南宋权相。相州安阳人。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父娶宋高宗皇后之妹，韩侂胄以恩荫入仕。光宗绍熙五年，他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宋宁宗赵扩即皇帝位。宁宗即位不久，韩侂胄就逐赵汝愚出朝廷。从此，掌握军政大权达13年之久。
“庆元党禁”是中国宋代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绍熙末﹐宋宁宗赵扩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为帝。赵汝愚出身皇族﹐韩侂胄是外戚。赵汝愚为相﹐收揽名士﹐想有一番作为。朱熹是当时著名学者﹐被召入经筵﹐为皇帝讲书。韩侂胄与赵汝愚不和﹐图谋排斥赵汝愚﹐先后起用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纮等人。朱熹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韩侂胄﹐韩侂胄对宋宁宗说朱熹迂阔不可用。时宋宁宗信任韩侂胄﹐朱熹因罢去﹐赵汝愚和中书舍人陈傅良等力争不能得。彭龟年奏韩侂胄“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庆元元年二月﹐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反对赵汝愚罢官的人都陆续被窜逐﹔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被编管于五百里外﹐时号“六君子”。同年十一月﹐窜赵汝愚于永州﹐庆元二年正月﹐暴死于衡州。韩侂胄当政﹐凡和他意见不合的都称为“道学”之人﹐后又斥道学为“伪学”。禁毁理学家的“语录”一类书籍﹐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庆元三年﹐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凡五十九人﹐包括周必大﹑陈傅良﹑叶适﹑彭龟年﹑章颖﹑项安世等。名列党籍者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至庆元五年最为凶烈，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
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他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杨万里与楼钥因不赞同“庆元党禁”而罢官。楼钥在韩侂胄被杀后再度起用，官至参知政亊。
南宋这次“庆元党禁”是政权之争的政治亊件，首当其冲的是“理”学，受影响的就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层建筑问题，如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等诸多社会学科。“乐学”、“礼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庆元党禁”受影响的人中有不少是姜夔好友，如朱熹、杨万里、项安世、叶适、楼钥筹。“庆元党禁”是南宋时一次与“莫须有”罪能比肩的大灾难。
姜夔名字虽然不在“庆元党禁”之列，但因其所奏之亊有嫌“伪学”之属，姜夔好友谢深甫又因力保朱熹不被“斩”，而得罪韩侂胄一党，话语权被削减。
姜夔在礼部试时，考者三人，一考官质问：“琴有几弦之分？”
姜夔答：“有五、七、九弦之分！”
二考官问曰：“瑟有几弦之分？”
答曰：“瑟有二十三、二十五弦之分！”
三考官问曰：“瑟二十三弦用几弦？”
答曰：“疏者用十九弦，熟者全用！”
三考官又问曰：“瑟二十五弦用几弦？”
答曰：“瑟二十五弦全用！”
一考官说：“不对！瑟二十五弦中弦为极清之弦，虚设而勿用也！”
答曰：“颂瑟二十五弦余能尽用！无虚设弦之说。《荘子》、《淮南子》均说“鼓之二十五弦皆动”。”
二考官说：“考者问之，被考者答之，你引古文之证，难道是说吾等不懂吗！”
答曰：“不敢！”
一考官说：“乐之礼，礼之乐！你有不礼之为，何谈乐？”
答曰：“无此意！”
三考官说：“能与不能亦然，汝说能者则能，不能则虚。不礼实明也！”
一考官断：“此考有异，举实奏之！”
姜夔摇了摇头走岀礼部，心里就在悲叹：我朝有如此为官者，不为官也罢！
姜夔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免解”机会，在“党禁”大势之下，就这样被三个“不识乐”的考官弄得无果。
姜夔在亊后作诗一首记录此亊，为避“风雨”而把记年时间故意提前了。诗曰：
“晴窗日日拟雕虫，惆怅明时不易逢。
二十五弦人不识，淡黄杨柳舞春风。”
姜夔此诗在说他“晴窗日日拟雕虫”，认真、仔细、消耗热血地辛苦，似木工在雕虫，耽心“明时”难逢，以“不识”两字带过“免解”无果，人生照样要豪迈如“杨柳舞春风”。
正如姜夔自己所立志一样，他不被朝廷“识”与“用”否而左右，仍坚持研究、整理、写作“雅乐”。
姜夔后期作的《徵招》词、《越九歌》都是属雅乐范畴。
《徵招》是姜夔据唐代古曲整理而成，此词序中，姜夔用大量篇幅阐明原曲来源及其音律演变过程和演奏方法与其音乐理论。
《越九歌》是姜夔依据古越地民间流传的庙祠迎神之古曲整理并填以辞。《越九歌》共十首，全部都注有曲谱在旁。《九歌》为楚辞，传为屈原所作，尽透悲壮、爱国之旨。姜夔冠《越九歌》为名，以辞代“词”，有其深刻含意的。
“云苍凉，山嶻嶭，瞻灵旗，闯越絶。故宫凄凄生绿芜，谋臣安在空五湖，酹君君毋西入吴。洪涛巻地龙工呼，函坚操剡何睢盱，彼茁竹箭杨梅朱。壶觞有酎盘有鱼，千春万春，勿忘此故都。”
姜夔这里以天上云苍凉，地上山高峻起拍，说“故宫凄凄生绿芜，谋臣安在空五湖，”喊出了“千春万春，勿忘此故都。”有意在说大宋都城汴京陷入金国，提醒朝廷莫“直把杭州作汴州”！
“民荼嬴，天纪渎，羣雄横徂君逐鹿。博悬于投，匪智伊福。或肉以昌，或斧以亡，谓予复归，有如大江。我无君尤君胡我慊。亦有子孙，在阿在崦。灵兮归来，筑官崔嵬。”
姜夔这首辞里悲壮气概胜于项羽“不肯过江东”，子孙在岂有不“逐鹿”之理！“或肉以昌，或斧以亡，”也要“复归”！
姜夔的《越九歌》十辞十曲，冠屈原《九歌》之名，均以屈原爱国为影子，寄托姜夔赤诚之心，整条爱国主线贯穿其中，悲切之意较之屈原及姜夔同时代之人，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姜夔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为国不安定而愁，国不为不安民而不幸。可当今就仍有不少官员窝里斗，争权夺利，怎能有“复国”之机与时呢！
姜夔的《越九歌》是雅乐的代表作，也是对“庆元党禁”最好地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