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敦煌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敦煌史学是敦煌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唐宋历史、西北区域史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敦煌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辨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敦煌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但是最适合的正确方法，却是“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独特的方法论。
关于“二重证据法”，我谈点意见。2000年6月，在首都师大举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讲“敦煌文献为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提供重要依据”。有论者则认为“二重证据法”，古已有之，如宋人就有运用者，用王国维的话说：“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但他对此有一段结论性语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为之。”也就是说，虽然“二重证据法”，古人有用之者，但是作为研究史学的一种方法论则是王国维创导的，“今日始得为之”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众所周知，文献始初意义乃指文字记载，献者指贤者论事。今国家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据此，文献分为存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王氏所云：“纸上之材料”为存世文献，“地下之新材料”为出土文献。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开启藏经洞，5万余卷敦煌文书面世，接着吐鲁番出土文书、汉简（含敦煌简）、甲骨文相继发现，盖震动世界考古学的四次重大发现。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敏锐地发现新材料产生新学问。王国维指出：“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他们首先运用新出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特别是王国维把近代西方思辨的方法，同乾嘉传统考据方法及古人曾使用过的以地下出土材料证明纸上材料的方法合一炉而治之，发明“二重证据法”，即把考古资料（敦煌文书、简牍、甲骨文、金石文等）与存世的历史文献典籍互为印证，揭示古史的全貌。王国维研究敦煌文书的贡献，柴剑虹有专文，无须赘述。我仅扼要概述王国维最早利用甲骨文纠正《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帝王、世系、称号的舛误，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朝“职官”、“户籍”、“田制”等论文和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等堪称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他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发明将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他与罗振玉、陈寅恪研究敦煌文献的论著皆是敦煌学形成阶段的代表作。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有云：“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又称：“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及贡献所论精审。又郭沫若称道：“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可以说，正是20世纪初敦煌文书、敦煌汉简、甲骨文的发现，造就了王国维的历史方法论。反之，他发明的“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独特的新的研究方法，事实证明极大地推进了敦煌史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高第、著名敦煌学家王永兴先生著《唐代敦煌差科簿考释》，征引《唐六典》、《唐书》、《通典》、《唐会要》等典籍与敦煌天宝十载徭役文书所记互相参证，揭示唐代郡上、纳资、子弟、侍丁、亲侍丁、执衣、捉钱、充傔、渠夫、斗门、卫士、土镇、豆卢健儿、终服等徭役名色的内涵，将此文书科学定名为“差科簿”，纠正了原定名《丁籍簿》的舛误。王文是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敦煌史学领域最早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乃敦煌学初期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可以说，王文是敦煌学术史上划时代著作，它在敦煌史学方法论上，影响了一代人。
20世纪80、90年代，出现唐长孺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王永兴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韩国磐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三部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高水平学术著作，也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典籍记载与文书互为印证，揭示唐朝政治、经济、军事若干重大问题，它是敦煌学中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些经典著作的昭示下，余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唐代过所研究》，在方法论上当是运用“二重证据法”，把汉唐史籍记载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简牍互为印证，揭示烽堠、过所制度形成发展的规律。近来我著一组研究唐代杂徭的论文，仍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文书与唐文献互相参证，重新诠释唐《充夫式》，试图解决杂徭征役日数问题。凡此等等皆证明，“二重证据法”，盖敦煌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综上所论，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及思辨法，可以统领敦煌学诸分支学科，这是共性，但各个分支学科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因此，每个分支学科又有适合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为敦煌史学之方法论者然。从理论上讲，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最终归于和谐。
敦煌学的过去与未来
柴剑虹
柴剑虹，男，1944年生，浙江杭州人。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1968—1978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任教；1982年到中华书局工作，历任文学编辑、《文史知识》杂志副主编、汉学编辑室主任等职。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论著有《西域文史论稿》、《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等，并主编有《中国历史宝库》、《走近敦煌》丛书等。
如果从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廿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时算起，敦煌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为了将学术推向前进，在新的世纪，我们当然应该对20世纪敦煌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一番科学的回顾与总结。但要对敦煌学这样一门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国际性学问作系统而全面的回顾，则远非自己的学识与笔力所能及。因此，本文只想就敦煌学百年回顾中学术界所普遍关心而又众说纷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浅见，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历史因缘及其正、负面效应
众所周知，封闭近千年之久的莫高窟藏经洞珍贵文物重见天日不久，便遭到了被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大量劫掠、流散海外的厄运，令中国学界与广大爱国人士痛心疾首，而且成为一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历史公案。时至今日，虽然多数论者仍坚持对此事进行谴责，而为外国劫掠文物者及当时看管洞窟的王圆箓道士等人开脱责任的亦不乏其人，认为藏经洞文物运走系“合法买卖”、“合理交易”者有之，认为拿走文物非但无罪反而有功者亦有之，后者的主要理由便是：如果这些文物不被运走便难逃中国国内种种灾变而将损毁殆尽。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人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分析问题，更有一个社会历史的因缘关系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就必须从分析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时代背景入手，实事求是地探寻其历史的因缘，并进而正确认识其正、负面效应。
我们这里是借鉴佛经的教义与语言，承认一切事物皆有“因缘”（Hetupratya）。其“因”，即内在的、主要的、根本的条件；其“缘”，即外在的、次要的、辅助的条件。某一事物必具备种种条件而后生成谓之“缘起”（Pratit yasamutpada）。那么，导致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因缘”又是什么呢？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统治中国两个世纪的清王朝已迅速从其巅峰康乾盛世中衰落下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危机日益加重。又经过以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为代表的外强侵略与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民众造反的打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已腐朽不堪，处于风雨飘摇状态。此时，从京城到地方的吏治极坏，世风日下，中央朝廷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也相当薄弱，对于本来就鞭长莫及的西北地区更是无力管辖。这是造成敦煌文物流散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西北地区，东至西安，西到伊犁河流域及塔里木周缘地区，是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唯一的汇流地，可谓得天独厚；又是通往欧洲、非洲的亚洲腹地，实为战略要冲。中国沿海门户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之后，西方人眼界大开，胃口也受到刺激，又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北地区。尤其是英、俄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手越伸越长，腿越迈越远。在他们的带动下，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东西方列强出于经济、政治、军事及学术研究等多种需要，纷纷派遣打着各色旗号、兼有多种身份的探险队、考察团进入我国西北地区勘察、测量、摄影、绘图，甚至挖掘地下遗存。尤其需要提出的是，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根据俄国人拉德洛夫的提议，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而后在1902年汉堡的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批准了该协会的章程草案，1903年又成立了该协会的核心组织“俄国委员会”，并得到沙俄政府的资助。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进行“中亚探查”的政治、历史背景，也是导致文物流失的重要原因。
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咽喉，在历史上曾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尤其是唐、五代时期，敦煌作为西域重镇，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宋、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敦煌渐趋荒寂冷落，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又由于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反倒易于文物的保存。因此，即就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这里亦是一块蕴藏丰富又亟待开发的宝地。国外“探宝者”将目光聚集于此，也决非偶然。当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十分关切敦煌地区的情状。据我所查，仅从清光绪二年（1876）至五年（1879），作为封疆大臣的左宗棠在批复的札件中涉及敦煌的就有12通之多。可以说，注重对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西北史地及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已逐渐形成一种历史趋势；而要想研究深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这是藏经洞文物引起中外学者格外瞩目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这些文物流散不容忽视的主、客观条件。
封闭了近千年的藏经洞在1900年被王道士等人发现，当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偶然之中又带有必然性。因为洞窟年久失修，缺乏保护，加之风沙侵袭到一定程度，砌在第17窟门上的土坯墙迟早会坍塌，更由于“盗宝者”的灵敏嗅觉，藏经洞也肯定会被人发掘。如果是那样，文物的损失将更为惨重。至于王道士的愚昧，斯坦因的花言巧语及其雇佣的中国师爷蒋孝琬的为虎作伥，伯希和的通晓汉语，以及负责运送劫余写本的某些中国官员的监守自盗、趁火打劫等等，恐怕只是造成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次要因素或辅助条件。因为文物保护的兴衰成败，与“国运”密切相关，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控制或改变的。包括藏经洞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文物流散的痛心篇，只是整个中华民族灾难史、伤心史中的一篇一页而已。毋庸讳言，如今光是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中成千上万的珍贵的中国文物，又有多少是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的呢？比如笔者就曾亲眼看到，在巴黎郊区的枫丹白露宫，当年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抢走的一大批珍宝与工艺品，居然被侵略者当作战利品奉献给拿破仑第三的夫人用来装饰寝宫。相比较而言，敦煌文物的命运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了。
这里还有一件事必须澄清，即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花了银两从王道士手中买走那些藏经洞文物的，尽管在价格上不公平，但交易手段却是合法合理的。其实，这个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且不说一个道士身份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利来出卖千佛洞文物，也不说当时的清廷法律是否允许文物交易，单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讲，王道士与斯坦因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甚至连“贿买”都不是。斯坦因自己在《西域考古记》中写得明明白白，他多次对王道士所言均是“捐款”。双方定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而后王道士也的确用这笔钱去“修建”了洞窟与房屋，并在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时还给这位洋“施主”看了账目。伯希和在携走敦煌写卷时付出的银两，大致也是这种性质。至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在敦煌的作为，就更是地地道道的强盗行径了。所以说，当年外国“考察者”们对敦煌文物的劫掠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敦煌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文物的流散决非偶然事件，而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正确分析这些文物流散的正、负面效应。
敦煌藏经洞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对于有充分条件利用它们作研究却无力保护它们的中国学界来讲，是一种耻辱，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敦煌文物的流散促成了中外学者共同来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与艺术品，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文化交流，这无疑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亦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下面再作些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