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普遍认为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在中国取得了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取得了协定关税的权利；取得了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取得了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此后，列强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取得了内河航运权和鸦片贸易合法权等权利。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提出。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有“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的政策。1924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负面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
显然，上述对不平等条约的评价，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题和历史任务是救亡图存出发的，但中国近代以来还有另一个社会主题和历史任务，那就是中国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如何走向近代化，如何融入国际社会。从这个视角出发，笔者认为，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还起到了另一种作用：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分不开；与中国从朝贡外交向现代外交转轨分不开；与中国人谈判意识和条约意识的加强分不开。
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用。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马克思说：“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一百多年。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各国家各地区之间利益的相互交织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毫无疑问，没有鸦片战争以来所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或迟或早也会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清王朝的基本国策同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西洋商人只许在广州一地开展对华贸易，即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只允许外商在夏秋两季与中国政府指定的广州的十三家商行做买卖，期间，他们只能在十三行住，不能随便出游，不能坐轿，不得带外国妇女，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生意做完了，必须到澳门去住。《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后，当时国人看重的是开放通商口岸如何不好，允许洋人做生意如何不好。按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史学家蒋廷黻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
《南京条约》虽然确定了五口通商，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从1848年以后沿海开放口岸的绅民和地方官极力反对洋人入城就说明了这一点。《南京条约》订立后，广州、福州等地因拒洋人入城经商引起了一系列的纠纷。在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看来，既然已订条约，就必须严格遵守，利用人们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反入城斗争，是非常愚蠢、不足为训的，必须坚决劝导制止。郭嵩焘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偏狭之见。因此，洋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和游历是宜加保护的正常活动。但是，当时国人闭塞，因而阻止洋人入城的斗争往往都很激烈。郭悲愤地写道：“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洋人连城都不能入，自然无所谓今天的“招商引资，筑巢引凤”，更谈不上融入经济全球化。列强以《南京条约》为依据，不断要求将五口通商落到实处、不断运用种种手段扩大通商口岸的过程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致的；当然，这种融入，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同中国一步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也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中国一步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当时的中国都不是主动的，都同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分不开。
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来看，五口通商实际上迈出了第一步。单纯就经济贸易的开放而言，五口通商显然有利于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的现代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扬帆博士说得好：“在反对入城的问题上，实际上晚清社会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到底接受开放的事实还是一味地顽固封闭到底？二是爱国的举措和顽固的封闭之间是否应该作更为理性的、详细的区分？因为反对入城的理念背后，实际是坚持天朝朝贡体制的旧规矩：只有朝贡使臣才能入城。反对入城透露的信息就是拒绝开放，拒绝负责任地履行国家承诺的义务，在力量不如人的时候，更加恶化中国本已经恶劣的国际环境！”当时，不平等条约虽然整体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整体上是爱国之举，应该肯定，但不平等条约中允许通商，允许旅游的规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因为反对不平等条约中某些合理的条款，比如本身是互利的入城和开放口岸条款，从而导致更大的侵略，更大的侮辱，那就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选择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人称之为“通商战争”）没有轰开中国的大门，《南京条约》关于五口通商的规定拖了十余年基本上仍然只是落实在纸面上，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后爆发。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西方列强侵华战争的炮火，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用国人的血泪记载了这一段历程。
二中国从朝贡外交转向现代外交
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从朝贡外交向现代外交转轨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朝贡外交的产生与存在具有必然性，朝贡外交为现代外交所取代也具有必然性。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这样，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自然被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外国使节们到来后，都要先安排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的方式，三拜九叩。既然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因而它的目的只是要造就“四夷顺而天下宁”，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就是这一外交思想的精炼表述。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中国买单让贡使们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用招待费用不下十七万英镑，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朝贡外交走进历史博物馆同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分不开，也就是说，是不平等条约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现代外交。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外国使臣见中国皇帝必须三跪九叩的礼节是不平等条约废除的。西方公使觐见中国的礼仪问题一直困扰中外关系，外国一直要求中国采用符合国际规范的礼节。现代外交行握手礼，不可能允许使臣见外国元首下跪磕头，然而，当时国人对割地赔款，对关税协定，对治外法权不那么看重，看重的是如洋人见皇帝不必下跪如何不好，似乎不下跪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似乎不下跪就是对中国的极大蔑视和侮辱。也就是说，跪拜不仅是一种礼节，更是朝贡制度的主要表征，一旦允许使臣以鞠躬握手式的西礼取代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何以为天下共主？礼节的改变，意味着中国放弃传统的对外霸权思想，这对当时的朝廷而言，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心理障碍。中外当时围绕使臣见中国皇帝要不要下跪发生外交冲突多次，连皇帝也卷进来了，皇帝甚至成了冲突中的中心人物。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与英国、法国围绕英法使臣拜见中国皇帝要不要下跪进行了非常艰巨的交涉，其艰巨程度达到皇帝甚至不惜下令再次与英法决战。英国凭借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其第三款规定：“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员前往泰西各与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这就是说，英国使臣见大清皇帝下跪，有碍国体，断不可行，英国使臣对欧洲各君主行什么礼，对中国皇帝也行什么礼。应当说，上述规定按照国际公例再正常不过了，毫无不平等可言。然而，在条约签字画押时，咸丰皇帝还在强调，公使进京后，“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使臣对中国皇帝下跪磕头有悖于世界文明进程和国际外交惯例，列强用战争的方式强迫中国废除下跪磕头的礼节，其方式也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强用不平等条约迫使清王朝极不情愿地在对外交往中采用了国际通行的礼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