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凭一腔绵婉的相思，飘散在风中；任一泓温暖的细雨，吻遍朱唇上的幽凉；任清冷的月光，映刻在眸间，悠悠飘香。
陈凯歌和李安之间还差一个张艺谋
沈嘉柯
陈凯歌的不够好，在于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停留在少年人旁观者的层面，在于他其实是抗拒真实的复杂。
陈凯歌大概从来没有长大过。
看了《道士下山》以后，我反而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写那封情书，在微博上发出来，公布天下。这部电影就是他的少年情结，他投入感情了。
我大学时代看过他的一本书，叫《少年凯歌》。在那本书里陈凯歌回忆了自己的青春期。那本书写得很好，在狂飙浩荡的时代，这个少年自以为什么都懂，天真骄傲，同时目睹了极其多的不幸和悲惨。垂死的老头瞪大的眼睛，雪亮的碗，被混混强奸的女孩子的号叫，以及红卫兵年代混乱的场面。从此陷入漫长岁月的梦回年少，哪怕他待在曼哈顿的公寓里，也忘不了。那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手笔。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各种画面停留在他的脑海里，谁来给这个少年解释世界？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是什么导致了他看见的一切？是权力，是野心，是社会问题，还是命运？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得自己去琢磨。这也是每个人心里都多多少少会琢磨的事。陈凯歌选的态度是反思和批判。他觉得自己幼年时代是一个看客，是潮流卷入者，也是小帮手。他愧疚于自己作为看客的冷漠和参与。他止步于反思和批判，却无力于艺术化表达。
这个问题在张艺谋那里，是“仪式”。也许承受不了终极解释，也找不到唯一的解答，甚至也不认为有唯一的解答，但他可以负责呈现仪式感。
张艺谋会拍《归来》，为文革时的爱情招魂。他相信仪式感。他时而《山楂树之恋》，时而《金陵十三钗》，时而歌颂霸道的一统天下，反侠客刺杀，时而又寂静沉思反对。张艺谋擅长通过仪式来表达情感，这或许也是奥运开幕式只有张艺谋能够驾驭的原因。
这个问题在李安那里，是“我执”。人生并没有所谓的解脱和真相，人生只有绵绵无尽的海底汹涌。于是他的《断背山》，生离死别，牛仔同性恋的哀歌，落在衬衫包裹衬衫的深情上。就是不放下，就是要刻在骨头上，记在心里面。
李安呈现少年派的故事，大难临头，万劫不复的人，是食母还是没有食母，老虎不能吐露实情。因为实情永远不可丢失，只是转换为三个故事掩盖安抚自我。少年派长大了，老虎就在中年人平缓的讲述当中，永远与他一体。在李安的电影里，他什么都放不下，什么都在心里，曲折迂回地唤醒你心中同样的执着。这是成年人的感知和内敛。
而在陈凯歌这里，少年人经历一切，然后看懂看透。这太白日美梦了。
人生的实情是，人不可能全然解脱。周西宇长年累月扫落花培养的不是耐心，而是深层次的爱意和执着。他爱一个人，所以要韬光养晦，成全所爱的人。直到死，他都念念不忘见那个人一面。
修道的人，求的是长生不老。寺里的大和尚也没法让周西宇放下，而只能变相提示周西宇，你想见的人本来就在你心中。
小道士何安下看见的尽是不足，尽是残缺，尽是恶念，触目惊心。他不能理解大人的恩怨和哀乐，又不能原谅自身竟然也一样充满险恶。小道士的心难安，就像少年凯歌那样，无数丑恶残酷扑过来，为了合群甚至混成一团。
王宝强真的如实演出了陈凯歌的心声，他没有自己的心安之道。他的一切价值观和态度，都是从很古老的传统中来，是一些朴素简单的哲学文学看法。
同样是表达男子之间的深沉情感，李安能说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因为李安真切体会过纠结魔障，所以可以表达出来。陈凯歌则不能。
因为他看见了，感受到了他人的故事，但仅此而已。陈凯歌就是那个小道士，有样学样，经历、参与一切，似乎都懂了，但其实什么都没懂。
小道士被师父收养，师父的见女色而心动还俗，启发小道士情窦初开，目睹男女之事，发现师娘偷情，发现师父被毒死，发现自己恶念如猛兽出谷，凿穿游船淹死二叔和师娘，以及发现自己其实潜意识里也想睡师娘。
陈凯歌讲清楚了少年心，还有对美女的热爱。他自己娶了大美女，他懂。陈凯歌也讲清楚了父子师徒之情，彭乾吾替儿子去死，药店老板崔道宁对小道士的温情，恳切动人。
再往后，更加复杂的成年人的压抑情感，他就讲不清楚了，因为他不懂。他懂不了张国荣为什么对师哥从一而终，所以他也不懂什么是不离不弃。当年陈凯歌保持谦逊无为而导，《霸王别姬》才出彩。《霸王别姬》的圆融合理，来自编剧芦苇。那是成人视角的回溯。警句运用得惜字如金，说一句是一句，一句顶一万句。眼前的《道士下山》，却是少年人角度的想象，华丽抒情的句子挥金如土，连篇累牍。
他很用力也拍不出“不离不弃”的真味。不离不弃是什么意思？查老板居然把周西宇带血的被子挑出湖底，然后大肆寻仇。脸上居然无一丝哀伤，耍帅、打斗、挑事全不耽误。大概周西宇是单恋查老板，查老板尽心复仇就行了，并没有失去爱人的万念俱灰。
报仇之后，查老板带着小道士上山了，小道士就觉得自己成长了，故事就结束了。彻底虎头蛇尾。
人生是流水一般不停歇的演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也没有统摄万物都行得通的规律和道理。旧烦恼一去，新烦恼立刻前来。生命尽头也不是解脱，而是休止。大活人无求自如欢喜，那才是解脱。但那是宗教神话，世界上没有真例子。细细研究任何一个人的生平，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都充满了漏风的缝隙。
迷信简单道理、万灵丹药的，总是少年人。陈凯歌困在他的少年时代记忆里，年岁增长，也仍然不能抹去隐隐约约的阴影。
这个级别的大导演，还相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种鬼话，也只能到达这样的地步。我执是常态，仪式感是生活必需，而下山又上山的开悟，反倒是假的。
在陈凯歌十几年前的书里，“阳光下，万物并荣，生而复死；而在山下不远的人间，真理、道德、秩序却像鱼刺一样苍白、贫瘠、抽象而悖理。”
这世上没有什么初心，也没有什么始终。选择什么就成为什么。你是什么，你便选择什么。人被塑造，也自己塑造自己。做过的事情，涌出的念头，构成了此时此刻的我们，再走向下一步。
我们这些人啊，本来就是与煎熬与困住并束缚我们的人间真理、道德和秩序共处共生的，并且会一直如此下去，没有什么解脱可言。
这正是李安最迷人的地方，他的电影里不认为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脱，他就是在长久的纠结里开出莲花。一朵凋谢，再生纠结，就再开一朵。李安是承认与直面，张艺谋是通过仪式来慰藉，陈凯歌却还在幻想下山经历，上山领悟，再把这领悟传达给观众。
《道士下山》不是烂片，它只是不够好。它的不够好，又源自陈凯歌本身。归根结底，陈凯歌的不够好，在于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停留在少年人旁观者的层面，在于他其实是抗拒真实的复杂。《赵氏孤儿》《搜索》的伦理困境他给不出处理新意，又不能承受真正的残忍，干脆黑暗到底。
同样是徐浩峰，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把我执和仪式感都取用几分，发挥得合情合理，很有味道。陈凯歌沉迷于《道士下山》这种粗浅故事的猎奇，自己还作编剧，所以只能虎头蛇尾。
性格即命运，人格即作品。不从这个迷梦中醒来，陈凯歌就会像那个小道士一样，来人间走一道，什么都见识过，却就是无法真正长大。
《公民凯恩》何以堪称好莱坞经典？
林静宜
《公民凯恩》的锐意求新精神正是与时俱进的，只是在题材上，和好莱坞的主流影片反其道而行罢了。
《公民凯恩》在整个电影发展史上堪称经典，那是全世界影迷公认的，它的“绝”不仅仅在于奥逊·威尔斯对现实题材进行了绝妙的改编，也不囿于对蒙太奇的锐意巧用，最让人为之叫绝的在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敢于冲破美国类型电影既定的圈子，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独创精神，在西部片、喜剧片、强盗片、音乐片泛滥的好莱坞甚至整个美国，视商业片如粪土，大胆地将电影的风格整成了既有传记片色彩，又有纪录片色彩，还有侦探片色彩的“四不像”。
影片还有一个吸引人的亮点在于，公民凯恩的扮演者正是奥逊·威尔斯，而整部剧的编剧也有他。当然，和他一起进行剧本创作的还有H·J·曼凯维奇。但不得不说，导演自身的多才多艺也是受影迷爱戴的一个原因。
《公民凯恩》的开头，随着舒缓而幽敻的音乐响起，出现了一张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一个写着“NOTRESPASSING”（闲人勿扰）的牌子，随着镜头的缓慢上升，叠化到一扇高大而冰冷的铁门，镜头继续缓缓摇动，孤独夜雾笼罩下的猴子、泊岸的船只、波澜微泛的河面、哥特式庄园、铁窗次第渐进，这一切的一切都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观众定会感到在这平静又若幻象的凌晨，不祥之兆正如同暗涌一般在夜雾阑珊处缓缓游移，乐声变成隆隆巨响，当镜头移到一间居室的铁窗处，乐声戛然而止，透过铁窗可见室内漆黑一片，随即，黎明的亮光突然出现在铁窗上，镜头由室外变成了室内（但画面依然是窗），窗外大雪纷飞，纷飞的大雪瞬即变成了水晶球内的景象。紧接着，一颗水晶球从那个名叫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先生松开的手中坠落下来。凯恩死了。直到此处，我们不难理解，前面幽缓的音乐和夜雾笼罩下的景物，都是为凯恩的“死”酝酿着叙述的基调，而这种“酝酿”，我们可称之为“堆砌”。而这整个段落，威尔斯使用了堆砌蒙太奇手法。
就在凯恩临死前，他只说了一个单词：“ROSEBUD”（玫瑰花蕾）。这成为影片故事的“导火线”，并不是说它对凯恩的人生产生了多大的戏剧性影响，而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词，却让剧中的青年记者汤姆逊白忙乎了一大圈。因为汤姆逊应拍摄有关凯恩的纪录片的投资人的邀请，调查凯恩临死前所说的“ROSEBUD”的含义——他们都认为这个简单的词汇反映了凯恩最后的思想。
由此出发，汤姆逊先后采访了五个人，五个人的叙述分别是不同的五段和凯恩有关的经历。传统单一的叙事结构，被导演威尔斯巧妙地改造成了多视点叙事结构，这在当时的好莱坞影片中显得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特立独行。
这一点与电影《廊桥遗梦》很像，采用了多次插叙蒙太奇手法来讲述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沉浮一生。五个被采访者引发了五段插叙蒙太奇片段。譬如在关于汤姆逊到赛切尔纪念馆的档案室查阅已故银行家赛切尔的回忆录时，插入了一段赛切尔将少年凯恩带到城市接受教育并抚养他至成年，直到他因自作主张买下报社，赛切尔与他决裂的片段。用插叙蒙太奇的方式来展现“回忆录”，要比原原本本阅读回忆录生动形象得多。
在许多侦探影视剧中，常常因为一起已知死亡结果但未知死亡原因的不明凶杀案而进行揭秘和破解，当侦探搜集到大量线索并追查出凶手或被害者的死因时，经常会出现插叙蒙太奇的片段。在这些片段中，侦探不时地去回忆破案过程中发现的细节，或者报料、揭发凶手杀人的经过，其悬念不断，扣人心弦。《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就有大量这样的段落。
《公民凯恩》在一开篇就为观众设定了悬念，其间插叙不断，因此，也颇具侦探片的色彩。
但《公民凯恩》又不像罗伯特·维内导演，卡尔·梅育和汉斯·雅诺维支编剧的《卡里加里博士》那样，将整个插叙的部分都在揭秘卡里加里博士这个人以及和“梦游者”凯撒相关的三桩杀人案，仅用一个插叙蒙太奇就占据了整部影片的主题结构。这也便是单视角和多视角叙事的区别。
很遗憾的是，在影片中，记者汤姆逊费尽周折采访了五个人后，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徒劳的挖掘。但就在片中的人们处理大富翁凯恩的遗产时，不经意间将一架印有“ROSEBUD”的雪橇当成废品丢入了火炉之中，熊熊大火烧毁了雪橇，观众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ROSEBUD就是这东西，它不过是个玩具而已！导演这样聪明的安排有意让剧中人落得一场空，却让观众明白了真相，让影片的结尾继续走完了威尔斯特立独行的路线。
可以说，《公民凯恩》是一部时间、人物、情节、场景高度集中的影片，在有限的荧屏时间内，故事的矛盾变化和时间跨度都大，但紧凑。影片中有一段表现凯恩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艾米莉·罗门的婚姻生活，两个月间夫妻情感间的变化被浓缩在仅仅2分8秒的时间内，所表现的内容都在饭桌边，空间不变，时间的跨度却长达1500多小时，时空具有严格的紧密性。在这个片段中，最有特色的一点在于，6次饭桌边的谈话以及行为动作被5次360度相同的快速旋转镜头给隔离开了，虽然每次饭桌边所表现的内容和对白并不多，却淋漓尽致地将他们情感的淡化表现了出来。类似的旋转镜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曾出现过，但相形之下，《安娜·卡列尼娜》中每次旋转所产生的效果却不尽相同。
《公民凯恩》中还有这样一个片段，大富豪凯恩带着心爱的女人苏珊去伊瓦格莱德斯野营，野餐的同行者还有他们的朋友们。夜晚跳舞和狂欢的人群中有个黑人在唱歌，歌词的内容是“没有真爱，没有真爱……”，整个场景兀自热闹；然而凯恩和苏珊并没有跳舞，他们在帐篷里闹情绪，苏珊终于痛苦地说：“你给我东西，但这代表不了什么，手镯跟十万买个雕像有什么不同，你不在乎，钱不代表任何东西，你不会给我你珍惜的东西，你没有给过我你在乎的东西，只是让我给你东西！”苏珊仇视的目光和凯恩无奈的眼神对视着，凯恩终于为苏珊无法理解他的爱而扇了苏珊一耳光，此时外边传来了女人因狂欢的快乐而发出的尖叫声。歌词的内容和跳舞的情侣形成强烈对比，帐篷内外的氛围形成强烈对比，耳光的响起和尖叫声的传入形成强烈对比，这些都表现出特定的寓意：钱和权并不能换来一切，用钱权养成的专制习惯只会毁灭爱情而并非巩固爱情！前苏联电影理论大师普多夫金曾说：“这就仿佛是在强迫观众不得不将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因而收到互相衬托、互相强调的作用。”
奥逊·威尔斯被电影评论界的人们称为“好莱坞中的叛逆者”，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下，并没有与好莱坞其他导演同流追求类型片的商业效益，他也只不过是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将景深镜头、长镜头段落、运动摄影的综合运用加强了现代感，同时将蒙太奇组接方式运用得自如巧妙。应该说，这种锐意求新的精神正是与时俱进的，只是在题材上，和好莱坞的主流影片反其道而行罢了。
由于《公民凯恩》是根据美国报业界巨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生平改编而成的作品，赫斯特一度企图花重金买下拷贝，并利用他掌管的上百家报纸对它进行大肆毁损。也正因如此，《公民凯恩》在费尽周折冲破新闻舆论重围最终得到播映时，获得了极大反响。
青春期三毛：那个含泪微笑的顽童
沈嘉柯
你从哪里来？已不必多问，答案就在生命本身，只需心领神会。
三毛是怎样长成的，是一个并不玄奥的谜。
多年以后，曾发生的那一幕仍然生动鲜明。中央山脉迤逦南下，隐没在恒春半岛，西部的屏东平原，沃野千里。虽然是终年长夏，但因为有季风的调节，这里的气候并不酷热。
尤其是在拥有渔港的这个小镇上，带着水汽的风吹在脸上那么舒服，一个小姑娘沿着镇上的路，逛过了当地金碧辉煌的壮观排楼，那些风物建筑，在她眼睛里轻轻地闪过，黑鲔鱼、樱花虾、油鱼子这些美妙诱人的食物，想必也能够让女孩年轻的心感叹一句好味。
1956年这一年，女孩身上发生了一件小事情。生命那么漫长，一个人一生里总会遇到一个令你开始的人，这个女孩遇到了。当时的风景和美食，时间和光阴，也许都暂时停止了。也许还要鼓舞起一点勇气，男孩走到她身边，军校生的打扮和气质，跟城市男生相比，恐怕大不相同。
他们的目光触碰在一起，明晃晃的日光照耀着，呼吸着同一天空下的温热氧气，就像所有男孩在青春时遇到女孩那样，照例习惯性询问女孩，多大啦？女孩告诉男孩，她十六岁了。嗯，带着狡黠的笑容，女孩撒了一个谎。但是这个谎言成就了来到世上的第一段恋爱，常言叫“初恋”。女孩交到第一个男朋友，但她骗了他。
为什么要撒谎呢？你还那么年轻，但是，她迫不及待地要一尝世间最恒久的主题——爱的滋味了。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叫陈平。这个时候距离她改掉父亲的命名有十年了。
叫陈懋平的女孩出生的地方叫重庆，一个鼎鼎有名的火炉城市。在那么热的地理环境里诞生，这个女孩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孤独清冷。在她家的附近有一座荒掉了的坟墓，按道理说，小孩子们都会很害怕，不敢靠近。但她却跟大家不一样，三四岁大的陈懋平总是去坟墓旁边玩。蹲在生满野草的荒坟一侧，抓起地上的泥巴玩耍，默默地自得其乐，弄得两只小手脏脏的。
大人们以为孩子们什么都不懂，其实小孩子在懵懂之间，反倒加倍感受到这样的地方，有着被刻意回避的静谧。人因为畏惧而厌憎死亡，但死亡是永远的安息，遗世而独立，带着世间走过的记忆烟消云散，以入土的方式，保持着最大的缄默，不再言说，也不再解释。
那么幽僻冷寒的场所，映照在幼年的心灵上，仿佛无声的暗示，也意味着过于早熟的启悟。某个刹那，放下手中的泥土草根，瞥一眼失去亲眷后人料理的荒坟，对生命的极为敏锐的认知，遥遥埋下了伏笔。
与此相印证的，还有线索。逢年过节，中国人习俗是要宰杀牲畜的，当别人杀羊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盯着，整个过程全无遗漏，面对着一般人都觉得残忍的画面，她却镇定自若，甚至像他父亲观察所说的，居然还“有一种满意的表情”。
那个时候，她的父亲想必不大能够理解女儿的略显古怪的表情。其实，小孩子的好奇心，正是在学习着，去认识、去理解这个庞大未知的世界。当时的专注观察，面无表情，不代表内心没有波动，甚至很有可能，内心有着巨大的惊叹。
但这要到多年之后，懂事识字，情动开窍，再遥遥呼应时，我们才能够醒悟，对生死，对哀伤，对告别的态度，种在心田里，从此如蔷薇，带着尖利的刺而生。对这个家中排行第二的女儿，父亲抱着祈求和平的心愿，以及蕴含家族辈分的懋字，为她命名懋平。在她三岁时，每每写自己的名字，会跳过笔画繁多的中间那个字，还把名字当玩具一样，部首乾坤大挪移。
种种小抗争，令无奈的父亲认输投降，由着女儿叫了陈平。这个心软的父亲由此宽宏大量地赦免了她的弟弟们，也去掉了名字里难写的懋字。
但是没多久，长大一些后，她又挖空心思取了英文名字，ECHO，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回声”。小小的女孩成为千万人的传奇之前，反反复复纠结着自己的名字。不就是一个名字吗？不，不止是名字。命名，是人的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仪式，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我们在世界上获得一个代号，可以是显性的暗示，也可以是对外在世界的宣告，更可以是某种情怀的自诩。一个人频繁更迭名字，肯定藏着隐蔽心事，或者是对自己的期许。父母为孩子命名，而孩子要为自己命名。
隔着数十载光阴，人世游历种种后，我开始明白了三毛，她需要给自己找到最符合自己的命名，那个真正的名字，然后她才能一个人，独自万水千山走遍。如果模拟一下当时的情境，当白昼的炎热散去，夜间的清凉弥漫，女孩在自己的卧室里，一定有过辗转反侧琢磨的时刻。她会不会不断念着自己用过的种种“符号”，这个好，还是那个好，这个不好，怎么样的不好。到底什么样的名字才能代表心中最精确的意图？更加合理的想象是，她自然会调动自己的阅读经历。
然后，她遇到了两个最简单的汉字。七个笔画，构成了两个字，他人创造出的漫画小人物，大陆漫画家笔下的一个流浪的顽童——三毛。
在她自己的回忆中，当时也就是三岁吧。她生平看到的第一本书，没有字，可是她知道书名叫《三毛流浪记》。后来，她还拥有了一本《三毛从军记》，作者是大陆的漫画家张乐平。虽然书的意思比较深，但是三毛觉得，她也可以从浅的地方看书，为书里的故事而笑，而叹息。
大陆隔着海峡，天空还是一个天空，时间或许存在落差，但她看见了，心跳了，怦然的感觉密集如四季的雨水，她叫自己三毛。当她念出自己的这个名字后，她成为了三毛，也成为了真正的自己。来这个世界上，她要做“三毛”。
【爱看书的孩子】
三毛在《闹学记》里有一篇叫《你从哪里来》？谁没有过这样的孤独自问：我生之初，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就是家庭的产物。我记得，很多心理学家、很多的研究者提及，原生态的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可以用创造这个词语来形容。家庭创造了我们，父母创造了我们，不止是在肉体上，更加是在精神上。
有什么样的父母，也会有什么样的童年。而一个人的童年，对构成性格、成长，还有知识的积累，至关重要。如我这样的大部分人，天性没那么叛逆，就会温顺地按照父母的安排，按照社会的程序，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过来。总有些孩子，在大多数人走在相似的道路上时，他们睁着沉静倔强的眼睛，打量着拥挤的路途，在路口，折个身，向着小径而去。
那小径是布满荆棘，还是鲜花盛开，前程锦绣，当事人当时年纪还小，无法完完整整地去判断，去考虑，去衡量，去比较。但是，所幸，这样的孩子，还有着吻合自己天性的直觉。那敏锐的直觉，来自敏感的心。
也来自一个人童年时代的经历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三毛的母亲如此描绘自己的女儿：“三毛小时候极端敏感和神经质，学校的课业念到初二就不肯再去，我和她的父亲只好让她休学，负起教育她的责任。”
就这样，三毛这个女孩子，在她的母亲眼里的平凡孩子，其实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气质。
而这，也要从外在经历和内在领悟两个方面分开来看。虽然童年生活有着小孩子应该有的一部分乐趣，譬如，三毛清晰地记得，她在南京家里的假山堆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桑树上的野蚕，恰好，她的父亲回来了，还很突然地给了她一大叠金圆券。这个东西小孩子最大的认知，就是可以换冰棍吃。在三毛的童年里，用金圆券换马头牌冰棍吃，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
当时的三毛，发现不止自己有，姐姐也有，姐妹俩拿着一大堆金圆券，想着可以吃很多的冰棍，高兴极了。然而，与此同时，她们也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一幕，家中的老仆人在哭。哭的原因是，她们要逃难到台湾去了。逃难这个词，带给三毛的记忆，笼罩着沉重的灰色影子。尤其是，三毛印象很深刻，母亲在去台湾的轮船上，呕吐得厉害，就像是要死了一般。这让年幼的三毛心里充满了害怕。
爱好阅读的三毛，童年里不止有大量的杂书去读，也有着幼小心灵为之不安的遭遇。书里的世界，悲欢离合，过早熏陶出一个敏感的心。直到三毛读到一本特别重要的小说，就更加强化了她的多愁善感。这便是《红楼梦》。
【《红楼梦》的熏陶】
当三毛初次念到——“宝玉失踪，贾政泊舟在客地，当时，天下着茫茫的大雪，贾政写家书，正想到宝玉，突然见到岸边雪地上一个披猩猩大红氅、光着头、赤着脚的人向他倒身大拜下去，贾政连忙站起身来要回礼，再一看，那人双手合十，面上似悲似喜，不正是宝玉吗？这时候突然上来了一僧一道，挟着宝玉高歌而去——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三毛说她看完这一段时，抬起头来，愣愣地望着前方同学的背，呆在那儿，忘了身在何处，心里的滋味，已不是流泪和感动所能形容，痴痴地坐着，痴痴地听着，“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我竟没有回答她。”由此，三毛懂得了什么叫“境界”。那其实就是文学的美，是感知审美的境界。对此，我想概括为“开窍”。
《红楼梦》对于一个迷上它的人来说，再怎么强调其影响，也不为过。似悲似喜，打开了一个全景的玲珑世界，又通往对爱情、人性和内心的最深层次理解。唏嘘慨叹，以心证心。因此，三毛就是从《红楼梦》里抵达了“开窍的境界”。所以三毛自己说，《红楼梦》，她一生一世都在看下去。三毛写她读《红楼梦》，书盖在裙子下面，老师一写黑板，她就掀起裙子来看。这样的做法，当过学生的人，都懂。
《红楼梦》里借着人物角色提出过一种人的分辨认识的方法论。其中之一就是“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置之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
这种判断认识人的方法，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刚刚好三毛用自身印证了《红楼梦》的人物论。她读完了《红楼梦》，而且一读再读，势必也读过那一段对“世上的人”的说法。三毛有没有一刹那恍惚过？对自己有所认知？她其实，便是那一类人？还是说，她不知不觉，也受到了心理暗示，要成为某一类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毛的父亲的说法，得到验证。
三毛的癖性，在父亲看来，甚至用了“神经质”这样的说法。但对照文化史而言，这样的人，反倒好理解了。
这种先天的性情，其实在现代有了更加合理的解释，那些大脑中掌管情感、记忆等的右脑比较发达时，相对地，对外在、对事物的体会更加敏锐，因此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外向性，有着浓郁的“文艺细胞”。
然后，心灵的敏锐，后天的成长经历，加上家庭氛围，共同养育出一个自由痴情、性情有时乖戾、立体又复杂的三毛。当六年的小学教育结束了，三毛告诉老师，她决定不再进中学。又惊又怒的女老师要三毛的妈妈第二天到学校来。请家长，实在是天下众多老师的撒手锏。不过呢，三毛回家没有对父母开口。结果还是进了省中学。
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沉浸在读书的世界里，无心课业的三毛，让父母放弃了幻想。三毛休学回家了，改由父亲在家施教。休学这件事，堪称三毛青春时代的分水岭。三毛从教育体制中脱逃了。当了逃兵的三毛，反而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
三毛的这份与众不同，非常幸运，没有被父母强加限制，而是让她得到自由的选择。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回顾女儿三毛时，还说，三毛“有她自己的看法和对书本的意见，所以我们尽量不去限制她，让她自己选择喜好，她喜欢看书，她父亲就教她背唐诗宋词，看《古文观止》，读英文小说；喜欢音乐，请了钢琴老师来家里教；爱画画，遍访名师学艺。总之，我们顺着三毛的性子让她成长。”
单单是三毛自己提到的童年书单就有：《木偶奇遇记》《格林兄弟童话》《安徒生童话集》，还有《爱的教育》《苦儿寻母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她幼年读到的作家们，是她在“二堂哥的书堆里，找出一些名字没有听过的作家，叫作鲁迅、巴金、老舍、周作人、郁达夫、冰心”。
就这样，三毛在千百年来国人的、洋人的，经过淘洗的优美文学里熏陶，随着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了解接触艺术，拥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童年。难道不正是因为有了自由的童年经验，才能拥有自由的灵魂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形容人年少的状态，用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词——“柔软”。
何谓柔软？也就是十多岁的少年人，心性灵魂还没有定型的样子。如果你玩过陶瓷陶艺，就会更加明白那种寓意。原是基本素材的陶泥，加入水，在旋转中接受揉捏、塑形，然后，在火的煅烧和冷却降温的过程里，变成固定的样子。
【幸运的自由】
心理学里说人的性格是在幼年建立确定的。相对于那没被僵硬的环境所磨损的柔软灵魂，三毛的灵魂，是多么幸运，得到父母无可奈何的宽容，可以散漫舒张地生长，如同植物，不被抑制扭曲，吸纳书本、文艺的养分，渐渐葱郁、碧绿、枝叶繁盛，乃至将来，可以将文字的清凉树荫，转赠给读到的人。她拥有柔软的成长过程。在三毛的母亲眼里，三毛是一个“纯真富爱心”，“又有正义感，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也都很热忱地去做，又是个做事果断、不易屈服的人。凡是她下决心要做的事，再艰难，她都要做到。”
这恰是这样一对“放纵女儿”的父母所给予的空间，所能生长出的植物。如果让我寻找一种准确匹配的植物，我觉得，那应该是沙漠里的仙人掌。柔软的心和汁液，都在内里，同时，也有着坚定的态度。人生的坚定，对信念的执着，并不完全是天生的，固然有先天的性格发育构成，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得到了做自己、追求自己生活的认可。
三毛也有过彷徨的抗争。这些家庭的琐碎细节，对外人而言，是留白。但从情理可推，不愿去读书，父母放弃了继续把女儿送往学校忍受，进行家庭教育，三毛本身的坚持得到了妥协，这本就是变相的间接鼓励。事实上，通过三毛自己后来回忆所写的文章，还有父母的回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回忆里泄露的枝枝叶叶，大致拼凑出了符合推断的轮廓。
通过自己的争取，是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不是吗？看不到具体的经过，但我相信，三毛的眼泪和赌气较量，绝对不会少。她最大的赌注，也还是父母的爱。与其说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如说，可爱的父亲心。无论如何，希望孩子快乐地长大，才是至关重要的主旨。三毛赢了。
那柔软的灵魂，渐渐由她自己去依照光线、雨水、机缘和悟性，顺从自己而定型。回想我自己的成长，温驯地按部就班走过来，怀着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生的向往，中学时代读到三毛那些浪迹天涯的文字时，初见的那刻，何等地惊天动地。我不会取笑自己幼年的阅读面尚不够宽阔，相反，我更加感激成长中，有过与三毛的文字相遇的经历。我甚至敢说，千千万万个与我一样，有着按部就班念书上学的幼年经历的人，我们是有着共同的惊叹。尤其是，一个女孩子都无畏勇猛地去周游世界。
我曾经写过一则专栏，讲述小时候迷恋的所有作品，最开始吸引我的，都是打得精彩，故事热烈。可是，讲故事的人，写小说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别有企图的。故事讲完了，你看得舒爽了，怎么好像咯噔一下，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容器里，留下了我们的一部分灵魂呀（我们创作者的体验、经历、悲喜）。
你必须成为我们的魂器，一路辛苦修炼，你才能够将来剔除掉或融化我们，锻炼培育出自己的灵魂，在容器里主要装载自己的灵魂。我今日之文字，刺激你，灌输你，攻击你，诱惑你，感动你，是为了未来，请你成长后剔除我，融化我，尽皆化成你自己。你好，我的魂器，我衷心祝你早日剔除或融化我的那一部分灵魂。
三毛于我，她的灵魂，也曾依仗文字的漂洋过海，投射在我这个遥远的魂器中。日后我融合消化，成为了自己。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简单说，是一脉自由散漫的心性，沿着文字的山谷甬道，有幸遇到的人，独自去阅读，去承载，去亲近，去融合。那些文字，从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家那里来，经过了三毛，再经过你我。成年之后，我们依靠回顾省悟，重新认识自身，自然就明白了，人生的每一步，何以暗藏方向。三毛的前青春时期，何其有幸！
十多岁，在学校的课桌抽屉里偷偷读闲书三毛，二十来岁在大学的图书馆内，望着碧落的树木读作家三毛，三十岁时读三毛这个人，层层递进：我们因此才读到了眼界的延伸，对天空海阔的向往；我们因此也读到了文学的感动审美，洒脱的气质；最后，带着重温的审视，我们会再读到这个“幸运的孩子”缘起的渊源。你我的灵魂中，当然也是融有三毛的灵魂的。三毛对此也有类似的表述：你从哪里来？已不必多问，答案就在生命本身，只需心领神会。
毛姆的中国罗曼司
魏春亮
异域的山山水水和众生百态中，残酷美丽的诗意，以及滑稽有趣的轶事，毛姆在中国这个古老神奇的国度寻找的，大抵就是这样的罗曼司。
一
1919年，毛姆出版了令他久负盛名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狠狠地对女人进行了一番批判后，他的戏剧《家庭与美人》在伦敦连演了二百三十五场。钵满盆满的毛姆启程到中国来体验生活，并顺道去了趟美国，带上了亲密助手赫克斯顿。而在此之前，这个不安分的作家早已游历了希腊、埃及、南太平洋岛屿（包括塔希提岛）等地，甚至在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之前两个月，他还领了使俄国继续参加一战的任务踏上了这个正在沸腾的国家。
1919年底至1920年3月，四十五岁的毛姆和助手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他曾自长江逆流而上，走了一千五百英里的水路。他可能去过北平、上海、汉口、四川、西藏以及一些偏远之地。旅行中，走累了，坐在轿子里，或者是在一条舢板上，他常常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上草草写下激起他兴致的人或地方。他把这些本来用于小说创作的素材，连缀成一架中国屏风，在这架屏风上，描绘着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景致。
在毛姆眼里，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似乎并不重要。没落帝国的黄昏与颓败，隔着一层彩色的面纱，幻化成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乐土和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汉魏宫阙，唐风宋采，这些偏离当时中国现实的形象使毛姆沉醉其中。无论是平常如一条小街古巷，或是宏伟如天坛、长城，都能引起他无尽而美丽的想象：店面上红色或金色的细雕花窗格子衰败的光华，让他恍然之间觉得在那些昏暗的角落里，陈列着各式各样东方的奇珍异宝。北京轿车载着想象中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抑或身着鲜艳绸缎衣裳的歌女，载着所有东方的神秘，消失在渐浓的夜色中。在无尽的幻想中，冬至之夜的天坛，天子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在巨大火炬昏黄的火光下，官员们的朝服发出暗淡的光亮。
历史的积淀以一种遥远的方式给时人以诗意，而现实的朦胧却因彼此的隔阂而愈发混沌。在毛姆眼中，中国的鸦片烟馆干净明亮，在那里吸烟的人们安详而友好；他们会静静地读一份报纸，或者围坐棋盘下棋，店主在逗弄婴儿，而婴儿的母亲则面容姣好，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去除一切现实的不幸，剩下此时此刻的浮光掠影，毛姆感叹着这地方的舒适和温馨，像家里一样，令他想起柏林他最喜欢的那些劳累一天后，可以尽情享受安逸时光的小酒馆。鸦片，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沉痛的道具，在毛姆生花妙笔的点染下，氤氲出冬日暖炉般的慰藉。在此之前，毛姆在小说中读到的烟馆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子，冷漠而阴郁。破旧的床上，躺着几个精神麻木的大烟受害者，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偶尔有犯了烟瘾的穷鬼，向恶毒的老板祈求抽上一口，以缓解那难耐的痛苦。
毛姆总结道：“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
让毛姆惊叹的可不仅仅是烟馆。一个寒冷的冬夜，毛姆住进了一家有着木炭火盆的小客栈。也许由于天寒地冻，客房住满了苦力。于是，当那位器宇不凡的矮胖官员乘着轿子驾临时，就只剩下一间摆着几张床和铺满稻草的小房间。看过房间后，这位身着松树皮镶边的黑色绸袍子、头戴毛皮方帽的官员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以至于他的随从和脚夫也嚷嚷着附和。可怜的店主和仆役不停地申辩、解释，甚至是恳求，然而那官员威胁的咆哮声并没有停歇。
当毛姆再次出来活动手脚的时候，这位屈尊在小房间住下的官员，却和一伙衣衫破旧的苦力一同坐在客栈前院的小桌子边，愉快地交谈着。那官员静静地抽着旱水烟，刚才的傲气与刚愎早已烟消云散。毛姆推断，他之前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好像只是为了让自己不丢面子，只要达到这一目的，他并不介意与苦力们的社会地位差异，而且态度还蛮热情，丝毫看不出屈尊俯就的不快，苦力们则和他平起平坐地交谈。吃惊之余，毛姆感慨地说：“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
躺在床上，毛姆问自己，为什么在专制的东方，人与人之间比自由民主的西方有更多的平等。他的回答则出人意料：答案必须到臭水沟中去寻找。他说，在西方，人们凭嗅觉来划分三六九等，大清早的一个澡要比出身、财富和教育更能区分出不同的阶层；而在中国，人们一生都在和各种难闻的气味打交道，因为他们的嗅觉并不能分辨对欧洲人不适的气味，所以他们并不介意和田里的农夫、苦力以及手艺人平等交往。毛姆断言：“也许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卫生设备的发明破坏了人的平等观念。”他设想：当第一个人拉下抽水马桶的把手，他其实已经不自觉地敲响了民主精神的丧钟。毛姆说，这个设想充满了悲剧性。
二
作为人性研究的爱好者，毛姆在旅途中有着别样的关注。灰暗阴郁的山城，巨大雄伟而令人敬畏的长城，这类景物固然能引起他的兴趣，但对他来说，强烈而持久的刺激永远只是人。他喜欢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那些他不愿再见面的人。他说：“当你知道这辈子你们只会见上一面的时候，没有人会让你厌烦。揣摩一下你认识的那个人究竟属于哪一类人，并将他与你所认识的同类人相比较，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此，无论是在西萨摩亚的萨瓦伊岛的一户人家打地铺，还是在小艇里的干椰子袋上勉强过夜，毛姆都并不介意。
中国没有让毛姆失望，在这里，他遇见了修女、水手、领事、教士、船长、苦力、官员、歌女、学者、蒙古首领、牵猪的老人、祭神的老妇……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对那些困苦的人们，毛姆并不打算给予廉价的同情。赤脚光身、汗流满面的江上号子们那痛苦的呻吟，绝望的叹息，揪心的呼喊，在他看来，都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
而对另外一些人，毛姆的态度则非常微妙。那位有“社会主义者”之称的亨德森，刚到上海时拒绝乘坐黄包车，因为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车夫同样也是人类的一分子。然而毛姆和他见面后，坐着黄包车上的亨德森却说：“你不必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刚刚还在谈论罗素的《自由之路》，紧接着就因为车子错过了拐弯口，他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貌似威严、看重荣誉的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勇气和尊严正是他的美德。每当他年轻的太太找了个新情人，他就会要求岳父母给他一大笔钱作为名誉损失的补偿。毛姆调侃道：“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已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调侃了一番本国人民，擅长讽刺的毛姆却没有对中国人高抬贵手。那位内阁部长虽然谈吐文雅，还邀请毛姆欣赏他的艺术藏品，他的那些画册让毛姆叹为观止，然而笔锋一转，毛姆说他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搜刮掠夺，行贿受贿。然而只要他拿起一只天青色小花瓶，立刻就化身为一个文化的爱好者。他手指弯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三
在所有值得书写的相遇中，与辜鸿铭的相遇是毛姆那艰辛的旅途中最想要实现的愿望之一。这位“生于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清末怪杰，以其身兼哲学家、文学家和政论家的姿态，在西方造成“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那些笼罩在辜鸿铭身上的奇闻异事强烈地吸引着毛姆的好奇心，“从听到的所有情况我可以推断，他是个有个性的人。”
毛姆是在重庆与辜鸿铭相见的。起初，毛姆写了一张便条让他过来，然而几天过去了，那边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思忖过后，毛姆觉得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不合适的，于是他设法给辜鸿铭送去一封信，用他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询问能否去拜访。这次，那个被毛姆称为“固执的家伙”不到两个小时就给了回复，约定第二天见面。
见面后的辜鸿铭似乎并没有忘记之前的不快，劈头就是一句：“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地不是苦力就是买办。”然而毛姆并没有听出他的言外之意，于是冒昧地提出异议。辜鸿铭背靠在椅子上，略带讽刺地看着他说：“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碰了一鼻子灰的毛姆这下明白了，却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喃喃地表达对他的敬意。一个擅长讽刺的作家被另一个怪人嘲讽，这样的桥段在毛姆的生命中似乎并不多见。
这时，毛姆才缓过神来打量辜鸿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条著名的细长的辫子，辜鸿铭对他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代表。”他还有着明亮的大眼和厚重的眼袋，牙齿缺损发黄，小手干瘪得像爪子。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却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了起来。他用一口规范而地道的英语和毛姆交谈，时不时用德语来做补充。他们的谈话难免涉及哲学，健谈的辜鸿铭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即使有可能会让人略感不悦。他说英国人于哲学上不是很有天分，而实用主义只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的最后庇护，辜鸿铭说他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辜鸿铭点了一根烟，随着谈兴渐浓，起初微弱疲惫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有力。在毛姆眼中，辜鸿铭此刻身上并没有智者的沉静，谈起新近回国的留学生，他越发严厉、愤愤不平，责备他们亵渎神圣，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他大声地指责西方人对东方的歧视，他说：“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于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还好这时辜鸿铭的小女儿悄悄地走了进来，天伦之乐让他重又变得温文尔雅，继续讲起那古老国度先辈哲人的往事。他自认为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桃李满天下，却只有少数贫寒不幸、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听他讲学。际遇起伏，壮志难酬，中国传统士大夫情怀与现代哲学家的重叠，让毛姆深觉悲哀。
告别时，辜鸿铭提议要送给毛姆一件礼物，毛姆希望要一幅字。于是辜鸿铭给毛姆写了自己的两首诗，为了让墨迹干得快些，他撒了些粉末在纸上。当毛姆请求给他翻译一下，辜鸿铭拒绝了，他说译者即叛徒。后来毛姆还真的请教了一个汉学家，看了翻译后，毛姆又一次吃惊了。这两首诗翻译成英语后，被译者再次转译成汉语是这样的：
其一：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
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
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疼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其二：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明亮的双眼，桃色的肌肤还有那青春全部的残酷娇艳那时我依然爱你
你才明白了我的心意
令人歆羡的年华转瞬即逝你已然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还有那青春全部的迷人娇艳唉，我不爱你了
也不再顾及你的心意
两首本来在寻花问柳时送给妓女仅供娱乐调笑的游戏之作，成为毛姆认识这个古怪哲学家的别样线索。其中的调皮与不羁，吃惊的毛姆也许并不能体会。
四
毛姆叙述过一件发生在布列塔尼海峡的往事，当时他在一间农舍玩牌，隔壁房间躺着一个垂死的渔夫，这家的老妇人说他就要出门赶潮去了。门外，一场风暴正在凶猛地刮起，似乎正适合为这个渔夫送终。呼啸的狂风反复冲撞紧闭的窗户，要陪同老人离去。海浪轰鸣着拍击岸边的岩石。他突然感到一阵狂喜，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罗曼司。
而在长江上的舢板船上，夜幕降临，船泊在码头，寒风刺骨，船头一盏防风灯挂在船篷上，随着水的起伏而轻微晃动。该睡的人都睡了，有人在大声地打着呼噜，吵醒了另外两个人，随后一切又都安静了下来。这时，一种久违的狂喜突如其来，“仿佛肉身般存在似的，罗曼司又一次呈现在我面前。”
无论是黄昏时分因为林地的气息而回想起逝去的青年时代，还是因贸易不景气而无人问津的小阁楼；无论是千里迢迢远赴中国却一直嫁不出去的外国女人，还是高喊着“我可是哈罗公学毕业的啊”的醉鬼船长，说不清道不明的罗曼司与他们不期而遇，照亮了整个旅程。一次旅行就是一场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恋爱。
在毛姆顺流而下的一条河流上，张骞曾逆流而上去寻找它的源头。他航行多日后来到一个城市，看到一个姑娘在织布，而一个小伙子在牵牛饮水。他问这是什么地方，姑娘把自己的梭子给了他，并告诉他回去拿给星占家严君平看，严君平会知道他到了哪儿。他照着姑娘的意思做了，严君平立即发现那是织女的梭子，张骞拿到梭子的那天那刻，严君平注意到织女星和牛郎星之间另有一颗星划过。所以，张骞知道他航行到了银河的深处。
沿着古老的河流，穿越神秘的国度，毛姆只是另一个张骞。异域的山山水水和众生百态中，残酷美丽的诗意，以及滑稽有趣的轶事，毛姆在中国这个古老神奇的国度寻找的，大抵就是这样的罗曼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