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唐继尧重返云南；华盛顿会议；孙中山与陈炯民矛盾……
却说，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后，陆荣廷溃败下台，广西也归属于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了。
得了广西后，国民党实力骤增；因此，孙中山踌躇满志了，打算集合粤、滇、黔、桂诸省军力，取道湖南北伐，以完成自己“统一中国，重建共和”的宏图。
于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孙中山带着总统府一班人马乘坐宝璧号舰至梧州到广西视察，打算在粤、桂交界处的梧州建立北伐大本营。
曾是江西督军、已进驻在广西桂林的李烈钧闻知孙中山有意北伐甚是高兴，因北伐须途经湘、赣、鄂，自己则能回师江西；于是，李烈钧特地邀请正在梧州的孙中山到桂林视察，希望能将北伐大本营设于桂林。
李烈钧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中均出过大力，深为孙中山所器重；因此，孙中山就应邀而往了。
十一月十五日，孙中山一行离开梧州直奔桂林。因广西多山可谓是地无三尺平交通甚是不便行路艰辛，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颠簸后，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在总统府文官长胡汉民、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等人陪同下抵达了桂林。
因桂林地处桂北，与湖南接壤便于入湘；于是，孙中山视察桂林后，决定将北伐大本营移至桂林了；并任命李烈钧为滇、黔、赣联军总司令，统辖入驻广西的滇、黔、赣各军；同时，又任命驻桂滇军总司令朱培德为北伐滇军前敌总指挥。
俩人欣然受命后，即为北伐做准备了。
孙中山桂林之行后返回广州，恰遇已下台的前云南督军唐继尧辗转来粤，孙中山给予唐继尧隆重的礼遇。
因为，唐继尧是继蔡锷之后在西南享有较高声望的政要；此次虽然被赶下台流落至粤，但他的几支嫡系部队却驻于广西毫发无损，仍然有着不小的实力。孙中山欲北伐，正想借助于他；故而，唐继尧抵粤后，孙中山即劝其“召集旧部，同举北伐，共图大业”，并许以北伐大本营参谋总长之衔。
然而，此时的唐继尧想的却是如何重振旗鼓杀回云南去，以夺回应属于他的三迤之地。不过，唐继尧也知道，而今自己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因此，对于孙中山的规劝，不宜明言拒绝，只好虚与委蛇。
孙中山却信以为真心中大悦，遂让他先行赴桂；于是，唐继尧辞别孙中山前往广西了。可谁知，唐继尧却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到了广西后并没有去桂林，而是转道去了柳州。
唐继尧到了柳州后，即召集其旧部诸将李友勋、杨益谦、胡若愚等人，重组了靖国联军，自任靖国联军总司令；任命驻于柳州的李友勋为靖国联军第一路司令，驻于桂林的杨益谦为靖国联军第二路司令，驻于宜州的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三路司令；并准备用此三路兵马回师云南，讨伐谋逆的顾品珍。
此时，黔军将领谷正伦与胡瑛所部也正驻扎在广西；于是，唐继尧又派人游说，希望俩人能助一臂之力帮他夺回云南。
虽说，滇、黔之间素有渊源且唐继尧曾督军贵州，黔军对于他该是言听计从；但是，这次是两个云南的前、后督军相争，谷正伦与胡瑛都不想涉这趟混水，也就拒绝了唐继尧的要求。
唐继尧重组靖国联军后，驻于桂林的杨益谦即按照唐继尧的授意率部向柳州靠拢，唐继尧的意图也就暴露了。
孙中山闻报后终于明白了唐继尧的真实意图，心中甚是不悦。
且此前，云南的顾品珍曾四次致电孙中山表示支持北伐，并将滇军冠上北伐军之名；孙中山对于顾品珍此举大加赞赏，即复《电》任命顾品珍为北伐滇军总司令，曾为驻粤滇军司令的云南巧家人张开儒为北伐滇军副总司令；如此，滇军摇身一变即为北伐军了。
而今，唐继尧与顾品珍却要两虎相争，孙中山岂能坐视不顾；于是，孙中山致《电》唐继尧，劝其“当同赴北伐，莫回云南”。
然而，唐继尧主意已定；哪里还听得进孙中山的劝言，置之不理非要回师云南不可。
孙中山深感无奈，只得一面《通电》斥责唐继尧“一意孤行，不顾大局”；一面致《电》李烈钧“迅即制止，勿任其为西南大局之梗”，但又恐同室操戈，也就同时关照“莫动干戈”。
因为，此时的驻桂滇军，名义上都受制于滇、黔、赣联军总司令李烈钧；于是，李烈钧急命朱培德赶至永福，将杨益谦阻截召回。
杨益谦中途受阻被迫返回桂林后，即被李烈钧解除了第二十混成旅旅长之职。杨益谦被褫夺兵权后，回师云南也就无望了，只得以探母的名义单骑回滇。
而时任援桂黔军第四路司令谷正伦，不甘心居于援桂黔军总司令兼第五路司令胡瑛之下；于是，谷正伦趁机放出谣言：“胡瑛乃滇人，与唐继尧有旧，欲率黔军随往。”
孙中山正为唐继尧的背离而烦恼，又闻此谣传难免心生疑窦。而胡瑛为了表白心迹，即主动提出《辞呈》；待等孙中山明白过来欲加挽留时，胡瑛却已只身离开广西回贵阳去了。
孙中山见木已成舟，只得任命谷正伦为援桂黔军总司令，统率驻桂黔军。然而，谷正伦揽权后却不想再留在广西而顾自率部也回贵州去了，这令孙中山甚是不乐却也无奈。
谷正伦、胡瑛两人不肯协同，杨益谦中途被截，对于唐继尧的打击也不小。然而，此时的唐继尧已自柳州起兵，义无反顾地率领他的靖国联军向云南进军了。
唐继尧原打算向北假道贵州入滇，但由于退回贵州了的谷正伦不允，只得改向西进。决定经宜州往河池，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唐继尧亲率转向南下取道百色入滇后袭取富宁，另一路则由靖国联军参谋长兼第二军军长田钟谷率领经由交汇于滇、桂、黔三省的兴义后入滇；然后，两路齐进会师昆明。
待李烈钧赶至柳州欲加阻截，唐继尧已去多日望尘莫及了；因而，李烈钧只得返回桂林，任由唐继尧西去。
就这样，唐继尧的靖国联军一路西进了。
同时，唐继尧还派人先行入滇，收买了活动于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匪首吴学显；唐继尧委任吴学显为宣抚使，令其在滇牵制顾品珍。
吴学显正因遭清剿被迫从蒙自流窜至此而对顾品珍恨之入骨，此时又啸聚了近万匪众欲行报复；唐继尧所言正合其意，且又有高官厚禄利诱，如此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故而，吴学显欣然应诺，甘愿被唐继尧所驱用了。
不久，靖国联军行至河池；谁知，在河池的东兰、凤山一带，却意外地遭遇了袭击。
原来，陆荣廷溃败下台、桂系瓦解后，流窜至桂西山区的桂军残部断了饷械，只得靠劫掠求生存了；今见有队伍路过，桂军残部为抢夺饷械自营补给，即与靖国联军展开激战。
靖国联军在此遭遇袭击出于意外，因毫无防备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谁知，靖国联军第一路司令李友勋竟然在混战中不幸阵亡了。
唐继尧痛失爱将，赶紧任命龙云代理靖国联军第一路司令。一场混战后，唐继尧好不容易稳定队伍击退桂军残部，方才继续前进。
且说，顾品珍闻报唐继尧率靖国联军进军云南反扑而来，赶紧召集部下商议退敌之策。
此时，滇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杨蓁却道：“唐继尧实力未损，战必两败俱伤；故而，不若还政于他；如此，顾帅虽退居其次，却能委曲求全，使三迤之地免遭涂炭，必受滇人赞誉而青史留名。尔后，捐弃前嫌，共赴北伐，岂不更好。”
杨蓁之言甚是有理，顾品珍却难以入耳。在他觉得，一山岂能容二虎？自己将唐继尧赶下台后已是势不两立，欲捐弃前嫌谈何容易？顾品珍了解唐继尧的为人，即使自己将权位返还于他，仍难说其不会报复；因此，唯一可取的只有全力抗争而别无他途。因此，杨蓁所言，顾品珍听来似同叛逆；一怒之下将杨蓁撤职了，其所部则划归了滇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杨希闵辖下。
顾品珍本欲将杨蓁以“通敌”之罪杀了，但又唯恐如此治罪难以服众；且杨蓁一直来对顾品珍忠心耿耿，也令他难以下手。但是，若让杨蓁留在云南，又恐其真的与唐继尧私通而对己不利，这倒令顾品珍左右为难了；最后，顾品珍决定给杨蓁资费，让他离开云南一走了事以免后患。
杨蓁也觉得自己虽然跟随顾品珍多时，但而今是“道不同，莫与其谋”，既然事已至此要他离开，也就没有可留恋的；于是，杨蓁拿了顾品珍给的两万元钱，就离开昆明去往广州投奔孙中山了。
顾品珍打发走杨蓁后，干脆将云南省长之职交由金汉鼎代理，自己则亲率滇军抗击唐继尧去了。
而此时，靖国联军的两路兵马已分头攻取了兴义与富宁，局势已是十分紧迫。
情急之下，顾品珍只得在离昆明不远的宜良设立大本营；然后，也分兵两路进行抵抗。任命杨希闵为第一路司令，率部驻防师宗、罗平，抵抗由兴义方向而至的靖国联军；张开儒为第二路司令，率部驻防阿迷、蒙自，以抵抗由富宁方向而至的靖国联军。
谁知，杨希闵所率的第一路司令进抵师宗后；因杨蓁旧部不服管辖发生兵变，将杨希闵赶走，推举第一路军参谋长周永祚为司令；同时，宣布“退出战争，保持中立”；这么一来，抵御唐继尧的两路兵马中就失去了一路，顿时令顾品珍如同断了一条臂膀。
而驻守蒙自的张开儒在开化一带，却遭到了已被唐继尧收买了的匪首吴学显的袭击；吴学显虽是啸聚山林的草莽之徒，但因怀着一颗复仇泄愤之心，打起仗来却甚是凶悍，令张开儒招架不住了。
不意，滇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不幸中弹阵亡，更使张开儒所部顿时军心大挫。张开儒见兵无斗志难以坚守，只得放弃蒙自退守阿迷，蒙自随即丢失。
蒙自乃滇南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顾品珍见蒙自丢失心急如焚了，即亲自率军进行反扑欲夺回蒙自。
而吴学显遇上顾品珍更是凶悍如虎狼了，令顾品珍同样招架不住；结果，顾品珍也被吴学显所败，只得往昆明溃退。谁知，顾品珍退至距昆明仅有百里的天生关，却被吴学显围困；顾品珍左冲右突，总是不能出几如瓮中之鳖了。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晨，吴学显对被困中的顾品珍发起猛攻，顾品珍率部仓促应战将士死伤无数；顾品珍眼见得已处于绝境中，想不到自己一名堂堂的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长竟然败在匪首吴学显手下，觉得无颜再见滇中父老，遂举枪自尽了。
顾品珍死后，滇军群龙无首了更是军心涣散，即被唐继尧的靖国联军各个击破。
张开儒自知败局已定难以扭转，也就率领残部退入贵州的盘县；然后，绕道黔南从独山入桂，再经宜州投奔桂林的李烈钧去了。
于是，云南复归唐继尧所有。
唐继尧复登权位后，即任命田钟谷为滇军第一军军长兼滇东镇守使，驻守曲靖；胡若愚为滇军第二军军长兼滇南镇守使，驻守蒙自；龙云为滇军第三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守昆明；张汝骥为滇军第四军军长兼滇北镇守使，驻守昭通；李选廷为滇军第五军军长兼滇西镇守使，驻守大理；至此，云南政局底定，三迤之地的战火暂息，唐继尧也终于实现了他“重返云南，复掌大权”的夙愿。
而一直处于流亡中的刘显世见唐继尧已在云南复辟，遂又入滇寄寓于唐继尧的篱下。
唐继尧重掌大权后，即对顾品珍手下的金汉鼎等人发出《通缉令》，欲将顾品珍的势力彻底清除。
但是，金汉鼎、朱德等人此时已离开昆明去往上海投奔孙中山了。数月后，俩人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则让金汉鼎前往广西投于朱培德，而要朱德赴欧洲留学研习军事。
朱德留沪期间，追忆往昔百感交集，觉得如此军阀混战绝非中国的出路。
忽而，朱德闻知中国的政坛上有了一个新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不由得心中憬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这对于虽是军阀中的一员、但却出身于四川客家人贫苦农民家庭的朱德来说倒是很有认同感，且与自己投身军旅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
于是，朱德决定改换门庭了；他好不容易在上海闸北找到了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表达了自己想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并真诚地提交了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
然而，陈独秀觉得，像朱德这样来自旧军阀队伍中的人需要经过长时期的考验；因而，没有立即给予答复，这令朱德甚是怏怏。
此时，孙中山要朱德赴欧洲留学，他欣然答允。
但是，朱德矢志不移，到了欧洲后又与其好友、也在欧洲留学的四川南溪人孙炳文同往德国柏林，找到了时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入党请求。
这次，朱德的愿望没再落空；在周恩来和张申府俩人的介绍下，朱德与孙炳文一起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夙愿；只是，为了有利于党的工作，朱德与孙炳文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对外没有公开。此皆是后话，顺提。
且说，正在准备北伐的孙中山闻知顾品珍的死讯后，深为其遭此厄运而痛惜，也为自己失去了一支可资利用的北伐力量而遗憾。
于是，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的名义发布《褒扬顾品珍令》，言：“前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忠诚纯笃，勇略冠时，治军有方，勋劳夙著；护国、护法无役不以，艰阻备尝，志气弥厉；绥辑军民，有功边徼；率师北伐，为国驰驱，不幸中道殒于寇乱；特追赠陆军上将，照上将阵亡例给恤，并宣国史馆立传，以昭崇报，而示来兹。”至此，顾品珍倒也算是可以瞑目了。
只是，唐继尧占据云南，孙中山也无奈他不得。再说，北伐在即，孙中山不想因此而与唐继尧翻脸，只好任由他去了，以免误了自己的北伐大业。好在，顾品珍的滇军残部已由张开儒率领辗转至桂前来归附，倒是让孙中山心中的遗憾去了许多。
于是，孙中山任命朱培德为北伐滇军总司令，以统辖在广西的滇军。
虽然，唐继尧占据云南及顾品珍之死，令孙中山如有折翅之痛；但是，孙中山并没因此而放弃北伐，而更是下定了决心。
为此，一九二二年初，孙中山特地召集在桂林的一些将领，勉励道：“今两广底定，西南诸省已为革命之大本营；正当举兵北伐，以成统一中国之大业。欲重建共和，北伐之举势在必行，舍此别无他途；若只求偏安于一隅，绝非吾等革命者所愿为也。虽云南有变，安能撼吾北伐之志；望吾党同仁，戮力同心，共举北伐，建永久之功勋，以慰平生。”
众将领受此激励都十分振奋，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有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叶剑英等一批年轻军官更是热血沸腾报国心切，纷纷主动上书请缨要求参加北伐；孙中山见状心中大悦，对于北伐也就更增添信心了，遂将叶剑英等人留于大本营随时听候调遣。
就在孙中山准备举兵北伐之时，陈炯明却表示出了对北伐十分冷淡。
陈炯明热衷于搞他的所谓“安那琪”，两场粤桂战争把他的这一梦想打破了；而今，好不容易将桂系击溃，让两广平定下来，到了该安心搞的时候了。同时，陈炯明觉得，孙中山想要举行北伐，战胜有列强撑腰的北洋政府，进而征服各省，用武力统一中国，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不同意孙中山的北伐。
于是，当孙中山要他从粤军中抽调四十个营的兵力用于北伐时，陈炯明不愿从命。
而此时的孙中山觉得，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仍长期处于战乱中，其原因就在于割据在各地的军阀为一己之私争权夺利而不顾民生疾苦、相互倾轧直致付诸武力所致；认定了，唯有用强力统一中国，消除军阀割据之祸根，方能再建共和造福于民。
且在此时，继巴黎和会以后，在美国的提议下，美、英、法、日等列强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始，在美国华盛顿又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即史称华盛顿会议或太平洋会议。华盛顿会议旨在解决巴黎和会中尚未解决的列强之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和在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以缓解列强之间的矛盾，完善所谓的世界和平体系。但另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用意，那就是为了防止已在俄国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了的苏俄向远东渗透并输出革命。
而远东各国皆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都正在寻求着能摆脱列强的统治与掠夺的途径；在这些国家中，已因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民族解放运动与反帝斗争浪潮有的正在酝酿、有的已经高涨，着实令列强各国忧心忡忡胆战心惊了。
特别是中国，自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后，国内的反帝浪潮一直没有停息过。在这种情况下，亟有可能被苏俄利用，成为苏俄反对帝国主义、推动世界革命而在远东设立的一个桥头堡；这不仅会直接损害列强的在华利益，更会威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
因为，中国虽然现在还贫弱，但她毕竟是一个拥有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且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大国；若是如此一个大国被苏俄拉拢利用，这还了得？
为此，列强在美国的提议下，遂决定召开一个华盛顿会议共商对策，务必将中国等远东各国抓在他们的手中，绝不能让这些国家倒向苏俄。
华盛顿会议召开时，列强为拉拢中国，特地邀请中国也派代表出席。
然而，列强邀请的只是北京政府，而将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排斥在外。可见，孙中山虽然已将广州护法军政府正名为了中华民国政府，但在列强眼中却仍然没有地位，这令孙中山心中甚是不悦。
遭遇如此的歧视与排斥，孙中山如何受得了？看来，要想让自己领导的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仅改一下政府的名称是不够的，须得清除了北洋军阀这个障碍不可；否则，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思及此，孙中山也就更坚定了必须举兵北伐的决心。
孙中山决心北伐后，与陈炯明的政见有了根本的分歧，可谓是南辕北辙了，俩人之间由此产生的矛盾不断加深且渐趋明朗化。
因政见不同而与陈炯明导致矛盾，这对于孙中山来说却是个不容忽视的棘手问题。
因为，陈炯明非同一般，身兼数个要职手中掌有实权；孙中山要想北伐，陈炯明的粤军仍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且北伐军所需的粮饷军械，也得靠陈炯明治下的广东方面供给；若是没有陈炯明的支持，孙中山欲举北伐就会遇到许多难题，甚至于有碍北伐成功；所以，孙中山倒也确实为此而焦虑了。
此时，陈炯明正在南宁；为了求得陈炯明对北伐的支持，孙中山专程赴南宁去会见了陈炯明。
孙中山见到陈炯明后，直言道：“汝所行乃为粤人谋福祉，吾举北伐’则为国人图共和，皆为国为民耳。此次北伐，如若成功，乃国家之幸，吾则不再回粤；如若没成，吾亦无颜回粤；故成败与否，两广之地皆交付于汝。吾别无更求，只望汝勿阻北伐；且能以粤之富庶资助饷械，未知意下若何？”
孙中山此话，分明已不寄望于陈炯明派兵了，但仍希望陈炯明能赞同北伐并供给饷械。
陈炯明曾以“两广频遭兵灾，元气未复，不可用兵”为由反对北伐；但此时，孙中山已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陈炯明不好再表反对，只是虚言应答“回粤后尽力而为”。
对此，孙中山倒也没再强求；在他觉得，陈炯明能对北伐不再表示反对，对他来说已是一大收获了；所以，孙中山此趟南宁之行算是没有白跑。
俩人晤谈后，陈炯明让其部将驻桂粤军总指挥叶举留驻南宁，自己则回广州去了。
而孙中山返回桂林后，特地成立了一个筹饷局，并指令财政总长廖仲恺负责此事，筹措北伐所需军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