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段祺瑞西原借款……
却说，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也就终止了。黎元洪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冯国璋则被推举为副总统，段祺瑞继续当他的国务总理。因为，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华民国的执政者多为北洋军阀中人；故而，此后的北京政府又被称为北洋政府。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六君子、七小人等竭力为袁世凯称帝推波助澜的所谓十三寇皆在其例，杨度则被列为第一名。
然而，杨度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早已心灰意冷，随即就踲入了空门；因此，当《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发布时，杨度已超脱世外，也就免了惩处逃过一劫。其他诸寇或遁、或缉、或赦，各有归宿，恕不赘述。
而远在海外的黄兴，为参加护国讨袁，已于五月间匆匆地专程从美国旧金山赶回国内。然而，黄兴赶回上海后未能如愿以偿地参与讨袁，却因长期奔波积劳成疾身患重症而住进了医院。不过，黄兴的回国，倒使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有所改善；原已分手了的俩人，为护国讨袁的共同目标又走到了一起。遗憾的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黄兴终因病情加剧在上海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二岁。
黄兴亡故，孙中山悲痛欲绝；从此，孙中山永远失去了这位无私无畏心地坦荡、多年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战友。
正当革命党人为黄兴的不幸逝世哀悼时，忽又一个噩耗传来；十一月八日，蔡锷也因病去世了，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过世，举国哀悼；国人念其功勋，誉之为“辛亥前驱，护****神”；同时，国人为蔡锷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后来，云南乡民还在昆明宝善街东段修建了蔡公祠以示纪念。自此后，中国遂有了为杰出人物举行国葬的仪式；一年后，黄兴与陈其美也相继举行了国葬，而蔡锷乃是民国以来第一位国葬者；此是题外话，顺提而已。
且说，袁世凯死后，立即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于是，流落各地的国会议员都络绎回到了北京。
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国会重新召开；如此，从表面上看，共和政体恢复，《临时约法》重新施行，一切似乎都在趋向正常。因此，国人皆以为，政客们此后该罢干戈与争端而为华夏昌盛同心协力了，黎民百姓该可以过上一段安泰的日子了。然而，国人的这一愿望很快落空。
因为，此时的国会中有梁启超的研究系、段祺瑞的中和俱乐部及由原国民党藉议员为主组成的宪政商榷会等多个政治派系；很快的，这些派别间的矛盾就突显出来了。
研究系派源于进步党，进步党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由黎元洪、梁启超、张謇三人将各自旗下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三党合并而成，成为当时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分化成了三派；一派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另一派是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再有一派是以孙洪伊为首的韬园派。韬园派则是因其成员常在北京豪居路上的韬园中聚会而得名，且其观点与国民党相近。
国会恢复后，梁启超与汤化龙两派从新合并，套用汤化龙的宪法研究会之名，简称研究会或研究系。研究系主张“加强国务院权力”以体现责任内阁精神，而反对制订《省宪》及省长民选，认为“省长应由总统委任”。研究会的主张、特别是“加强国务院权力”之说，让身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听了甚是高兴；因此，段祺瑞的中和俱乐部与梁启超的研究系因观点相合，渐渐地走到一起了。
宪政商榷会却正是为了与梁启超的研究系、段祺瑞的中和俱乐部抗衡而成立的，其成员主要是原国民党藉议员。原来，国民党被袁世凯取缔后，分化成了激进派与稳健派。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流亡海外后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准备再举革命；而一些主张政党政治、欲通过国会掌握政权的原国民党中的所谓稳健派，没有跟随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是留了下来坚持走宪政之路。
国会恢复后，这些稳健派对于宪政又充满了希望；然而，由于他们主张的应“制订《省宪大纲》”以实施省选及强调省长必须民选等观点，与研究系的意见相左而时有矛盾；为利于抗衡，稳健派遂与尚留在国会中的激进派及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韬园派合并组成了宪政商榷会，又称商榷系。
于是，国会就分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
但不久，商榷系中的张耀曾出任司法总长，谷钟秀出任农商总长，进入了段祺瑞的内阁，俩人因此脱离商榷系。此后，商榷系就又分成了激进的民友社与温和的益友社，而张耀曾、谷钟秀俩人则与时任陕西省长李根源另组了一个名为政学系的政治派系。因政学系成员大多是些有相当知名度的民国元老或现任的政府要员，也就很快成为了国会中颇有影响力的一大政治派别。
就这样，国会中派系林立了；时分时合、矛盾不断、争执不休，有时甚至于大打出手而使国会如同成了角斗场，有失国体却又令人忍俊不禁。
国会中派系对立争执不休之时，北洋政府中的政要为争权夺利也暗潮汹涌了。
失去了袁世凯铁腕统治的北洋政府，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北洋军阀中的派系势力也就争相抬头了。此时的北洋军阀嫡系也已分成了两大派系，即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
皖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因段祺瑞是安徽人而得名；其地盘为皖、浙、闽、鲁、陕及北京，旗下有徐树铮、曹汝霖、靳云鹏、段芝贵等人。
直系军阀以冯国璋为首，因冯国璋是直隶人而得名；其地盘为鄂、苏、赣及直隶，旗下有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人。
除此，东三省有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云、贵有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粤、桂有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山西则有阎锡山的晋军。因此，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可谓是军阀割据派系林立相互间矛盾不断，看似平静的政局却仍暗流汹涌随时有因矛盾激化再酿战乱的危险。
只是，此时的段祺瑞执政于京城，冯国璋坐镇在江南，张作霖活跃于关外，唐继尧逞霸在西南，陆荣廷占据着两广，阎锡山称王于山西；各派军阀占据在各自的地盘上，相互间尚无显现的利害冲突，暂时相安无事而已。
而此时，同在北京的黎元洪与段祺瑞却闹腾了。
原来，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打算将其门生、曾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徐树铮擢升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因徐树铮生性专横跋扈目空一切，黎元洪对他看不顺眼也就没有同意。
同时，黎元洪却打算让国会中韬园派首领孙洪伊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因为，孙洪伊曾与韬园派人士一起抨击过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段祺瑞；故而，与段祺瑞有过节。
段祺瑞素来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争强好斗有“北洋之虎”之称，以往因有袁世凯压着不敢张狂；袁世凯不在了，已无他须顾忌之人；且自恃为北洋宿将居功自傲，全不把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元洪放在眼里。在段祺瑞眼里，黎元洪平庸无能完全不配当大总统，自己不与他争总统之位已算是客气了。岂料，而今的黎元洪竟然如此拗了，非但没有依从于他让徐树铮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反而要起用胆敢抨击他的孙洪伊，段祺瑞当然也绝不能答应。
而以往在袁世凯面前一直唯唯诺诺的黎元洪，觉得而今自己毕竟是元首了，岂能再屈从于人？何况，段祺瑞只是总理，哪有总统听凭总理摆布之理？所以，貌似敦厚的黎元洪这次却对段祺瑞说不了。于是，俩人就撕破脸叫板，且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此时，隐居于河南卫辉老家的徐世昌已应邀返京；徐世昌见黎元洪与段祺瑞俩人争执不下，也就居中调解劝俩人各做让步。因为，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俩人都得买他几分帐；于是，黎元洪依了段祺瑞让徐树铮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则答应让孙洪伊出任内务总长；总统府秘书长则由徐世昌推荐，让为人温和且能与各方均好相处的农商总长张国淦出任；因张国淦是湖北蒲圻人，黎元洪也才接受了。就这样，在徐世昌的调解下，这场府、院之争方才平息；然而，自此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已心存芥蒂。
果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段祺瑞任命一批外省官吏，按程序须由总统批准方可委任。但当徐树铮面呈黎元洪时，黎元洪见所列名单多为皖系中人，遂心中不悦欲予询问。
然而，徐树铮自以为有段祺瑞作靠山，也全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于是，出言不逊：“何必多问，盖印就是。”
徐树铮如此无礼，把个黎元洪气恼得脸色都发青了。
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见府、院之间如此矛盾不断水火难容，心想自己何必夹在中间两面为难呢？于是，干脆辞职撒手不干了。
张国淦去职后，黎元洪就任命国会议员丁世峄为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与孙洪伊曾是进步党同仁，也对段祺瑞有成见且态度强硬；丁世峄上任后，即与孙洪伊联手对付段祺瑞与徐树铮。
国务院将吉林巡按使郭宗熙改署吉林省长时，按规定须有分管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副署；徐树铮担心孙洪伊从中作梗，也就越过了孙洪伊。孙洪伊知晓后即要求查办徐树铮，但段祺瑞置之不理。
于是，孙洪伊以清除“帝制余孽”之名，撤换了内务部中三十余名皖系人员予以报复，这下可又惹恼了段祺瑞。为此，段祺瑞决定除去这个爱找他麻烦的孙洪伊。
然而，当段祺瑞对孙洪伊的《罢免令》递交总统府后却被压下了。于是，府、院之间的新一轮争执遂又展开，且谁也不肯让步；尔后，双方甚至于借助舆论互相攻讦，府、院之争也就搞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最后，又请出徐世昌从中调解。
徐世昌两边都不想得罪，摆出一副公允的姿态各打五十大板，提出“将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免职”；徐世昌担心难以说服段祺瑞，遂请时任交通总长许世英出面劝说。因许世英是安徽至德人，非但与段祺瑞是安徽同乡且有金兰之交，段祺瑞这才答应了；只是，段祺瑞提出了“须将丁世峄一并免职”。于是，孙洪伊、徐树铮、丁世峄仨人均被免职，又一场府、院之争才勉强平息；然而，黎元洪与段祺瑞俩人原有的心结仍未解开且隔阂更是加深，新的矛盾与争执仍在酝酿之中。
果然，平静不多时，黎元洪与段祺瑞又翻脸了。
原来，还在袁世凯取消帝制、段祺瑞恢复国务总理之职后不久；曾竭力反对《二十一条》、扬言要与日本不惜一战的段祺瑞，此时却指使时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裁的曹汝霖与日本政府秘密接触，欲向日本政府借款以用于增强皖系实力。
一九一六年十月，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辞职；接任的新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大隈重信以武力侵华效果不佳，却遭至国内外指责而使日本政府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决定改变策略，放弃对中国的军事恫吓手段，而改用以一种“提供贷款，增进邦交，亲善睦邻”的伪善面目与中国交道；欲通过向中国实施经济扩张，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侵略中国的目的。所以，段祺瑞的欲向日本借款，正中了寺内正毅的下怀。
于是，寺内正毅着手组建了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借款团，派遣亲信西原龟三以三行代表的身份赴华，与段祺瑞派遣的密使曹汝霖就借款事项进行秘密谈判。双方各有所求一拍即合，第一笔五百万日元的借款很快就谈成了。
段祺瑞尝到了甜头十分高兴，顿时忘却了《中日密约》使中国蒙受的耻辱；自此，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一头栽进了日本政府的怀抱，由皖系把持的北京政府则被日本政府的金钱所左右了。
寺内正毅眼见自己迈出的第一步已达目的，且段祺瑞是中国政府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手握政治与军事的实权，在中国可谓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寺内正毅觉得拉拢段祺瑞是一着妙棋，也就更乐于与段祺瑞打交道了；从此，日、段之间的暗中接触更为频繁，开始了所谓的日、段蜜月期。
且在此时，西原龟三从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处得到了一个消息，言：“德国驻华公使辛慈也在积极拉拢中国，且中国有被拉过去的可能。”西原龟三赶紧将此消息向日本内阁报告。
寺内正毅闻知后十分惊讶，立即指示：“一定要把中国拉回来，绝不允许中国倒向德国。”
而这时，正深陷于一次大战的英、法两国，也唯恐中国被德国拉拢利用，已暗中与日本勾结；欲以“战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促使中国参战。
英、法两国的这一许诺正是日本政府所想得到的，寺内正毅也就欣然答应；于是，寺内正毅加紧了对段祺瑞的拉拢。此时的寺内正毅，已不仅是要谨防中国倒向德国，更是要促使中国对德宣战了。
为达此目的，寺内正毅对段祺瑞许诺：“一旦中国参战，日本则愿意归还庚子赔款；同意中国提高关税、废除治外法权及收回租借地；并再提供二千万日元的借款，作为中国参战的费用。”
而所谓的参战，并不要求中国出兵欧洲；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即可；不过，中国还得向英、法等国提供廉价的劳工，以弥补英、法等国因战争而导致的劳工短缺。
日本政府开出的交换条件确实优厚而太诱人了，段祺瑞不免心动；心想，仅是对德宣战而不必出兵欧洲，这有何不可？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向欧洲输送劳工也是不在话下的事；且还能归还庚子赔款、收回租借等利好，何乐而不为？
其实，还在袁世凯时期，中国早已向法国输送劳工了。
当时，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为了摆脱长期被列强欺凌的窘境，时任外务总长陆征祥曾向袁世凯进言：“若能参与欧战，或可解山东之症结。”
陆征祥言下之意是通过参战以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求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从而在国际事务中争得一席之地，使中国获得平等相待的权益，进而消除一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陆征祥所思尽管是一厢情愿，但袁世凯觉得也有道理不妨一试；于是，袁世凯通过时任总统府顾问英国人莫理循，向英国政府表示了参战的意向。
然而，此时的中国在列强眼中是一个只能任人宰割的弱国，哪有能力参战？因此，袁世凯的参战要求被断然拒绝了。为此，袁世凯的心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想了个以工代兵的办法。
此时，法国国内正因战争而深感劳工匮乏，中国的愿意输送劳工正合其意；于是，法国军方决定向中国招募劳工。接着，法国即派遣退役上校陶履德率领法国招工团来华招募华工，袁世凯则让梁士诒与中国实业银行行长王克敏设立了一个惠民公司承揽招募华工的具体事宜；双方均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出现，几经谈判后签订了有关招募华工的合同。只是，中国公开参战的要求却仍未能实现。
后来，由于袁世凯忙于称帝，参战之事也就被搁了下来。
而今，英、法两国却主动提及了，段祺瑞还能有咋说？而对于段祺瑞来说，他更注重的是那二千万日元的借款；因为，这正是皖系军阀迫切需要求之不得的。于是，段祺瑞二话没说就答应，日、段之间的这笔交易就又暗中达成了。因为，这些交易均是由西原龟三促成的；故而，又称其为西原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