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各地成立保国会；光绪帝起用康有为，维新变法；帝党、后党，矛盾激化……
却说，北京、上海两地的强学会被封闭以后，维新派人士并不气馁仍在孜孜不倦地探求着图强救国之途。并试图重创学社，再建讲坛。
光绪二十四年春，又值京城会试；在北京南海会馆，康有为率先在进京应试的广东同乡中发起成立了粤学会。
接着，各省在京的会馆中，进京应试的举子们又都纷纷效仿，组成了以各自地域命名的学会。
陕西咸阳人、工部主事李岳瑞发起成立了关学会，福建侯官人、内阁中书林旭发起成立了闽学会，四川绵竹人、内阁侍读杨锐发起成立了了蜀学会；而正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协办时务学堂的浏阳人谭嗣同，也与同仁、浏阳人唐才常办了个南学会。
就这样，名目繁多的学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主张维新改良的声音又此起彼落地议论不休了。
值此之时，胶州湾事件爆发，西方列强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浪潮。
眼见着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等地相继被割弃，华夏民族再次蒙受奇耻大辱；许多爱国志士再也忍受不住了，觉得中国再不图强势必国将不国。而维新派人士也感到了“列强巧取豪夺，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之时，不仅要倡导维新，更须要力求保国了。
因此，康有为决定将各地学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学会以利于“一致对外，保国泄愤”。
于是，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康有为邀集了各地学会的数百志士共议国是。
会间，康有为登台演讲，痛诉了中国面临的民族灾难后，激昂地说：“胶澳事变，令吾割地辱国，乃数千年之无有；长此以往，吾国必如波兰、印度而沦亡；吾皆成笼中之鸟、釜底之鱼，任人宰割，被人奴役耳；堂堂中华，安能甘受耶？存亡之机，谁无图存之心？国难之时，皆有救亡之责；仁人志士，当知耻而振臂，集群而合力，为国而呼号。如此，上下同心，八方齐力；吾有四万万同胞，人人奋起，必势不可挡；岂容外寇逞强？何患国难不尽？！”
康有为的讲演慷慨激昂，令与会者皆为之泪下。
因此，众人一致赞成康有为的倡议，将各地的学会联合成了一个整体；并拟定了联合后的新学会定名为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保国会宗旨。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二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
保国会在北京、上海两地分别设立了总会，在各省设立分会；于是，名为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各地的分会又相继成立了。
与此同时，还制订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对于保国会的各级组织结构、领导层的产生程序、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资金的筹措管理、会员的权利义务等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保国会无意之中具有了某种政党的雏形。
康有为希图通过保国会的活动，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广泛的宣扬；从而在政治、外交、经济诸方面给予满清皇朝以影响，并敦促与协助清皇朝治理好国家以抵御外侮，实现自己赤诚为国的理想。
保国会的举动又引起了朝中守旧派的诋毁，吏部主事洪嘉将保国会诬为“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黄桂鋆也参劾保国会是“纠合落第举子，乘机煽惑；干预朝政，揽权生事”；御史潘庆澜则干脆上奏弹劾康有为“合群结社，聚众不道，应予严惩”。
一时间，守旧派口诛笔伐群起而攻，必欲将康有为及其保国会围攻封杀。
此时，与康有为一起发起成立保国会的御史李盛铎见势不妙，为求自保竟然反戈相向也参劾起康有为来了；保国会内部顿时产生了分歧，有些列名保国会的官僚皆明哲保身地渐渐与康有为疏远，不敢再进保国会的大门，以致京城中的保国会门可罗雀了。
所以，保国会虽然未遭封禁，但已名存实亡，只聚会了三次后即自行瓦解。
康有为再次遭受挫折后仍心中不甘，但倒使他彻悟了“仅靠一班落弟举子闹哄确也成不了气候，尚须建言上达天庭，若能博取龙颜大悦方可抱负有成”。
于是，康有为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之激烈言词之痛切不可抑。
然而，这份《上书》又遭到了都察院的阻挠而未能呈送到光绪皇帝手中。
而此时，亦有维新意识的袁世凯欲帮康有为通过督办军务处呈送《上书》，但被荣禄拒收而未成。
康有为的《上书》虽然未能上呈，但在社会上已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等地维新派办的报纸上发表了。
曾因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深为大清朝丧权辱国而痛心、在乾清门前嚎啕大哭的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见到康有为发表在报上的《上书》，深被其赤诚为国之心感服；于是，向光绪皇帝奏疏竭力举荐康有为，言：“其人有济世大才。”
而此时的光绪皇帝正为大清朝由于国力贫弱屡遭列强欺凌而苦闷，也欲寻求一条图强救国之途；前一期朝臣们的弹劾之声已让光绪皇帝对于康有为及其保国会略有所闻；而今，又经高燮曾竭力举荐，果然来了兴趣。闻知康有为敢于提倡变法维新，觉得确是个有胆魄有才智的可用人才。
同时，光绪皇帝也感到，大清朝衰弱至此，缘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朝政不振民生不济所致；欲想重振确须变法维新不可了。于是，光绪皇帝依从高燮曾所言，打算重用康有为让其变法以求图强而保大清社稷。
故而，当守旧派、军机大臣刚毅等人再次参劾保国会并奏请皇上追究康有为等人之罪时，光绪皇帝即制止道：“会能保国，应谓大善，何须查究耶？”
光绪皇帝的一句话，顿使刚毅等人缄口了；所以，保国会虽然遭受了弹劾，却没有被封禁。
而此时，光绪皇帝身边以翁同和为首的大臣们，对于慈禧太后撤帘后仍处处钳制皇上深感不满；而后党势力狐假虎威专横跋扈排除异己，也甚是令帝党派人士难以忍受。
所以，也竭力向光绪皇帝谏言听取民声顺应潮流实施变法；欲藉此削弱朝中各部的后党势力，并逼迫老佛爷真正还政给当今皇上。
翁同和等人的这一谋划，光绪皇帝也有所思。
其实，自从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心爱的女人珍妃打入冷宫后，光绪皇帝已对慈禧太后心存怨怼了；尔后，珍妃的胞兄、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志锐也被慈禧太后贬往新疆乌里雅苏台去了；而直言反对归政后的慈禧太后继续操纵朝政的户部侍郎长麟等人相继被革职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更是加深了。
所以，光绪皇帝也极希望能设法早日从慈禧太后的控制中摆脱出来；故而，起用康有为变法维新不失为可行之计。
然而，变法之事毕竟非同小可；在慈禧太后仍对朝政颐指气使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光绪皇帝还不敢冒险而为；唯恐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而受阻，只得耐心地等待时机再作打算。
然而，正在光绪皇帝还犹豫不决时，慈禧太后却出人意外地主动就此发声了。
原来，守旧派人士对康有为的弹劾，因光绪皇帝的偏袒而未成；御史杨深秀、大学士徐致靖等人不甘就此罢休，将状告到了老佛爷面前。
但此时的慈禧太后却同样也因屡受列强欺凌而苦恼，且她对洋务本也有兴趣；现在听说有人提出要变法维新，心想“与洋务无异，毋须过虑”，且又觉得“若能维新强国，有何不可？”所以，对于杨深秀等人攻讦的所谓“合群结社，聚众不道”之说却也不当会事。
第二天，光绪皇帝到宁寿宫问安时，慈禧太后却放话道：“吾闻朝中诤言不绝，国是未定，何犹豫不决？凡利国者，无分中、西，皆可宣学；汝可明《诏》天下，以去惑心。”并又明言心声：“不移祖制，余皆可为，吾不内制。”
慈禧太后如此放话，正是光绪皇帝求之不得的；因此，喏喏连声后赶紧退出照办。
于是，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即颁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施变法维新。
《诏》略云：“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
光绪皇帝的这道《明定国是诏》，让维新派人士吃了定心丸；于是，维新变法之声又盛了。
几天后，光绪皇帝在懋勤殿正式接见了康有为，询问变法维新事宜。
康有为遂向光绪皇帝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维新主张；并详陈了具体方略：“改官制，裁冗员，用新人；停科举，废八股；练新军，用精械；惠农商，办实业，筑铁路，开矿山，造轮船、通邮政，建学校，创报馆。”
同时，康有为还呈上了自己先前著作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以及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字林沪报》主笔蔡尔康合作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为变法维新时参照的蓝本。
凡此种种，对于光绪皇帝来说是前所未闻，不由得引起了兴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
光绪皇帝心中大悦，即赏赐康有为六品衔，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授予其可不受约束专折奏事的权力。
不久，经康有为推荐，在长沙时务学堂的梁启超也奉《诏》进京，授以办理译书局；自此，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就可以直接为光绪皇帝献策，谋划变法维新大业了。
接着，康有为又上书了《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了变法三纲要：一、取万国良法，革旧维新；二、设‘制度局’，更议政事制度；三、采天下舆论，征天下通才，以为用。
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新政举措：“一是，采中西各法，振兴实业；奖励农、工、商，设立相应各局以辅；取消满人寄生特权，令自谋生计；以开源节流，充盈国库。二是，整改各衙门旧制，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精简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以整肃政事，消弭内耗。三是，淘汰旧伍，增建新军；令八旗改练洋操，建团练，行保、甲制；办兵厂，制新械，更军备；以强军励志，守土安邦。四是，革新科举，废八股，试策论；办学堂，兼西学，开报馆，立译局；鼓著述，奖发明，设专利。以广纳贤能，兴利除弊。”
如此诸多新政，令人耳目一新，光绪皇帝朱批“钦准”。
接着，就着手筹建制度局，并拟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个专局，以确保新政得到执行。
维新派的这些举措可谓规模空前雷厉风行，但却在士林中引起恐慌；特别是要裁撤衙门、取消特权等项，更是直接损害到了一些官僚与满清贵族的利益。
于是，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权贵们又告到了老佛爷面前，求老佛爷出面约束；此时，慈禧太后也才感到了情况有点与自己的初衷相背。
慈禧太后原以为，搞点洋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是有益无害，无损大清朝的根基，大可不必计较；但现在看来，这些维新派想搞的已超出了她的许可，若放任不管不加约束恐会失控甚至不测。然而，允许变法维新是自己放口的；才几天就改口食言又似有不妥，往后如何取信于天下？想到这些，这倒使慈禧太后一时感到为难了。
不过，慈禧太后很快悟到了，只要将朝政与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几个书生翻不了天。
于是，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皇帝又连发了三道《诏》。第一道《诏》，将竭力主张变法、帝党中的领军人物、且身居军机大臣要职的翁同龢革职罢黜；第二道《诏》，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等所谓的北洋三军；第三道《诏》，规定凡新授予二品以上大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
慈禧太后这一手确实厉害，非但极大地削弱了帝党势力，并把军权牢牢的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同时，通过“当面谢恩”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令群臣望而生畏不敢妄为唯其命而从了。
光绪皇帝虽然也隐约感到了慈禧太后这一手的辛辣，但变法维新之举已如离弦之箭不可逆回；且长期受掣肘的光绪皇帝难得有此机会，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岂愿半途而废而畏缩止步。
所以，光绪皇帝已顾不得老佛爷在如何想了，仍我行我素地决意要将变法之事进行到底。
再说，光绪皇帝毕竟是当今皇上，大清朝名义上的执政者，朝野也有强烈要求老佛爷还政于他的呼声；所以，他也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图依靠维新派通过变法能促使慈禧太后真正还政于朝。
而康有为等人以为有了光绪皇帝撑腰，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一纸《诏》书，天下人谁敢不从？所以，也忘乎所以地一意孤行而欲将变法维新之事一蹴而就了。
所以，此时的光绪皇帝与维新派的一帮人简直是无所顾忌，甚至于有点急不可耐而感到进展欠速。
而许多朝臣及地方官吏却因是初涉变法不谙其事，常显得办事拖沓而遭训斥，有的甚至为此丢官去职。
故而，变法维新没多久，朝臣及地方官吏皆暗自叫苦不迭惶恐难安怨声不绝，反而促使了他们对变法维新的极大抵触。
唯有潇湘之地，因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竭力支持，加之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协力，倒是把变法之事搞得有声有色。
为此，光绪皇帝给予了褒奖。
而曾为侍读学士、时任庶吉士的江苏宜兴人徐致靖，也因竭力主张变法而被光绪皇帝擢升为礼部侍郎。
徐致靖又向皇上谏言：“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并竭力推荐谭嗣同等人；于是，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也奉《诏》入京，同为军机章京上行走了。
许多维新派人士的破格重用，令一心想往上爬的袁世凯心活了；恰巧，其手下幕僚敦源正与徐致靖的侄儿徐仁录是姻亲；于是，袁世凯将徐仁录邀至天津小叙，竭力表示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希望能得到推荐。
果然，徐仁录回京后，在其叔父徐致靖、师尊康有为面前竭力替其美言。
因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康有为也觉得此人可用；于是，亲自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折》，由徐致靖出面向光绪皇帝举荐了。
光绪皇帝阅过《保荐折》后，也有意起用；只因朝政繁忙，一时却搁下了。
袁世凯闻知已被举荐，以为目的可达；于是，翘盼好运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