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关东军“参谋旅行”，密谋入侵“东三省”；“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日军寻衅滋事……
却说，蒋介石忙于对中＊共＊的“苏区”实施“围剿”之时；早已渗透入中国东北了的日本“关东军”则蠢蠢欲动，蓄谋趁机滋事，以实施其侵占“东三省”的野心。
其实，日本欲侵占中国的“东三省”由来已久。
早在一九二七年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就提出了日本的“新大陆政策”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并据此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及《对‘满蒙’的积极对策》即所谓的《田中奏折》。
而此时，日本的“陆军参谋本部”中有一批俗称“少壮派”的年轻军官已组成了一个名为“一夕会”的秘密团体。
“一夕会”的前身是由在德国考察的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结成的“三杰盟约”，仨人回国后在“陆军大学”中相继组成了“二叶会”和“国策研究会”；一九二九年五月，两会合组成“一夕会”，其宗旨是“取得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一夕会”由时《任》“参谋本部战史课长”冈村宁次为“会长”，成员有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小笠原数夫、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中野直晴、桥本群、草场辰巳、七田一郎、石原莞尔、横山勇、本多政材、北野宪三、村上启作、铃木贞一、冈田资、沼田多稼藏、土桥勇逸、下山琢磨、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
一九三○年九月，由桥本欣五郎、根本博、长勇等人组成、名为“樱会”的团体也加入了“一夕会”。
桥本欣五郎等人的主张更为激进，崇尚“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竭力主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与主张“对内则恃集中的资本主义以掠夺劳动阶级，对外则恃国民的暴力主义以掠夺他国土地”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大川周明阴谋发动政变，企图成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的“军部政权”，以利于其主张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然而，田中义一虽是确定了要“征服满蒙”，但采取的手段表面上还显得温和；他只想通过对张作霖施压、以达到目的，这与日本军界中的“少壮派”所竭力主张的“武力侵占东三省”产生了严重分歧。
结果，“少壮派”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
尔后，《田中奏折》的曝光，“田中内阁”黯然倒台；从而，日本军界中“少壮派”的“武力侵占东三省”主张开始占上风了。
可是，接任的“滨口雄幸内阁”也不想急于用武；因此，“内阁”与“军部”又有了分歧。
且张作霖死后，“东三省”很快就被“少帅”张学良控住了；且“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有了“南京国民政府”作后盾，加上他手上的“东北军”毕竟有二十五万之众，显得并不好惹；因此，虽已决意“要用武力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军界中的“少壮派”，一时却也不敢妄动。
但是，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畑英太郎还是为此进行了积极的筹划；他《命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先后对北满、南满及辽西等地区进行了所谓的“参谋之旅”；以熟悉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及对各地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刺探，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作战计划。
经“参谋旅行”后，板垣征四郎已对“东北军”在各地的部署有所了解。
张学良留驻关外的“东北军”虽有十五万之众，但大部驻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铁路”及“中东铁路”沿线等地，驻守沈阳的只有一万七千人。
不过，“关东军”驻于沈阳附近的兵力也只有一万人，相较于中国军队数量上仍处于劣势。
然而，板垣征四郎仍准备孤注一掷、冒险一搏，将沈阳选定为了“武力侵占‘东三省’”的突破口，并制定了欲“以少胜多”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先夺取沈阳，然后迅速占领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战略要地，进而控制‘东三省’全境”。
正在板垣征四郎等人为“武力侵占‘东三省’”秘密制订《计划》之时，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奉、苏战争”爆发了；而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溃。
“东北军”如此不经战，这让板垣征四郎等人壮胆了、更是蠢蠢欲动；石原莞尔甚至于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可以吓退张学良。”
接着，国民党内部忽又狗咬狗似地重新上演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北伐”结束后好不容易统一了的中国复又呈现分崩离析之状；最后，甚至于酿成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
而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竟然置“东三省”的安危于不顾，《命》“‘东北军’入关去助蒋介石参战”了。且“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十万“东北军”全都留在了关内，连张学良自己也坐镇到北京去了、没再回东北。
如此一来，驻守“东三省”的“东北军”骤减至十五万，这无疑让早已虎视眈眈了的日本“关东军”有隙可乘了；于是，板垣征四郎等人加紧了将入侵《计划》付诸实施的准备，只须有一个可供挑起战争的借口。
恰此时，发生了一起“中村事件”，几让“关东军”有了武力入侵的借口。
所谓的“中村事件”，乃是由于日本的一名叫中村震太郎的“间谍”在搜集情报活动时被中国军队捕杀了，故实是一起日本“间谍案”。
自从决定“武力侵占中国‘东三省’”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即加紧了搜集中国军事情报。
一九三一年春，主管情报活动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则派遣佐久间、森赴、长勇、中村震太郎等“间谍”，先后到中国的“东三省”活动。
六月初，为搜集驻于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东北军”屯垦区的军事情报，中村震太郎与“助手”井杉延太郎、白俄“翻译”米罗阔夫及作为“向导”的“蒙古族人”留存宝等人，化装成中国农民，自齐齐哈尔出发，经昂昂溪西行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
同时，《密电》日本驻洮南领事馆，告知“自己抵达洮南的时间”，要求“给予协助配合”。
因当时，潜伏在洮南、化名“金凤”的日本“女间谍”植松菊子已探得“东北屯垦军”情报，正欲送出；于是，派遣另一“间谍”片仓衷前往索伦山、接应中村震太郎一行。
但结果，在索伦山王爷庙附近的接头点，中村震太郎等人尚未与片仓衷会面，却被驻于该地的“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第三连”的“哨兵”察觉并拘捕。
因为，中村震太郎的行囊中被搜出手枪、军用地图、测绘仪器及已搜集的有关“屯垦军”的情报，足以证明其一伙是日本“间谍”；因此，“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一怒之下就将中村震太郎等人处死了，遂有了所谓的“中村事件”。
而片仓衷没有见到中村震太郎，“日本驻洮南领事馆”与植松菊子虽已心生疑惑恐有不测；但因，中村震太郎等人毕竟是“间谍”，即使出事了也不宜张扬；且尚未有确切消息可证实中村震太郎是否出事，也就只得暂秘而不宣而暗中打探。
如此，这件所谓的“中村事件”因一时尚未曝光，也就没有被“关东军”用以作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的借口。
“中村事件”虽未曝光，但接着发生的一起“万宝山事件”却令世人惊愕了。
其实，“万宝山事件”完全是由“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蓄意制造的，目的就是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制造借口。
原来，自“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一直采用“商租”形式向东北的“南满铁路”沿线两侧大量移民，以对中国“东三省”实施渗透与蚕食；此类“移民”有日本人，但大多却是来自于已被“日军”占领的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
张作霖尚在世时，察觉到日本的这种图谋，遂暗中进行了抗衡；为此，他曾秘密下达了数十道《密令》，其中有“‘国民’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的规定，且强令“否则，以‘盗卖国土’罪论处”。
虽然，这不是明《令》布告，但没人吃了豹子胆敢违抗；从而，日本欲以“商租”形式进行渗透与蚕食之势被遏阻了。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虽已作古；但他的那些《密令》至今仍在暗中起作用，令一心想吞噬“东三省”的日本人仍甚是无奈。
为此，“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想了个办法；他指使家居长春万宝山的亲日“华人”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成立了一个由其自《任》“经理”的“私立长农稻田公司”。
公司成立后，即以郝永德的“华人”身份将万宝山乡姜家窝堡萧翰林、张鸿宾、裴殿等十二家农户的五百垧地租用了；尔后，在未报呈当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又将这些地转租给了“三星堡水稻农场”的“朝鲜侨民”李升薰等人。
李升薰等人将地租到手后，决定“把这五百垧旱地改为水田”；于是，雇佣了四十户朝鲜农民计二百余人从事开垦；且为“从二十华里外的伊通河中取水灌溉”，拟开筑一条引水渠。
当引水渠挖至马家哨口时，因与当地中国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此事闹到了“长春市政筹备处”。
且因，郝永德未报批而将地转租给了“朝侨”李升薰等人，此举已属明显违法；因此，“长春市政筹备处”又将此事转告到吉林省政府。
吉林省政府即作出批复并《指令》：“‘朝侨’未经允许，擅入我境，有背公约；着令‘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
于是，“长春警察署长”鲁绔，带上一批“警察”前往马家哨口执行吉林省政府的《命令》。
终于，时在马家哨口修渠的朝鲜人，经鲁绔劝说后，即有一百多人自动离去了；另有近百人虽暂时不走，但也已由“代表”申永钩等六人具保“愿限期撤离”；如此，一场纠纷似已平息。
“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见这场纠纷若是如此就平息，自己的阴谋岂不落空？心中自然不甘。
于是，七月二日，田代重德派出了土屋波平、高桥等三十余名“日本警察”和五十名“守备队骑兵”也赶至万宝山，给李升熏等人撑腰；且竟然在引水渠工地上架起机枪，以武力威吓当地的中国农民。
就这样，李升熏等人有了日本人撑腰而胆壮了，硬是将引水渠工程筑成。
同时，田代重德又指使《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了一条新闻，谎称：“中国农民与‘朝侨’在万宝山发生冲突，中国出动六百名‘骑兵’驱逐‘朝侨’；‘朝侨’处境危急，有二百名‘朝侨’被杀。”
如此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在朝鲜汉城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
于是，朝鲜半岛上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浪潮，致使一百四十二名“华侨”被杀、殴伤五百多人、失踪九十一人，财产损失无数。
虽然，“排华”及杀害“华侨”等事均发生在朝鲜半岛上；但因，事件的发生源于长春的万宝山；故而，史称“万宝山事件”。
恰在此时，一直不知所踪的中村震太郎终于有了消息。
原来，延至七月二十日，植松菊子忽然在洮南的一家名为“大兴”的当铺中发现了一只俗称“三道梁”的手表；因为，这种手表是由日本厂家生产、只供“日本军官”佩戴；而中村震太郎也有一只，植松菊子揣测这或许就是他的佩表。
于是，植松菊子顺藤摸瓜地查到了，此表是一个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的“工头”王翼先典当的。
植松菊子遂又设法找到王翼先，方知他是在赌桌上从一个“东北屯垦军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手中赢得的；同时，王翼先还向她透露了“屯垦军最近抓获几个日本人、俄国人、蒙古人，全都杀了”的内情，那手表就是被杀的日本人所佩。
至此，植松菊子方知中村震太郎确是出事、已被杀害。于是，她将此情况向上司报告。
时《任》“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闻《报》后如获至宝，即向建川美次汇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闻《报》后，觉得是“老天爷恩赐给他们的机会”。且此时，又刚出了所谓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绞合在一起，正可作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的借口了。只是，此时的日本政府倒想假惺惺地欲“先礼、后兵”，以便其“武力入侵”时、师出有名。
于是，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就“中村事件”进行交涉。
交涉中，林久治郎避而不提中村震太郎的“间谍”活动，而将中村震太郎说成是“大日本臣民”，诬陷其“被杀”是“‘东北军’士兵图财害命”；从而，逼迫中国政府“交出‘凶手’”。
张学良闻讯后，唯恐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寻衅滋事”；赶紧派“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涉事的“屯垦军三团团长”关玉衡等人秘密转移到沈阳保护起来，以免节外生枝。
不过，对于中村震太郎之死，日方并无真凭实据；且中村震太郎毕竟是“间谍”，日本人也不敢太过张扬；所以，臧式毅拒绝了日方要求，令林久治郎深感无奈。
与此同时，“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也向“吉林省政府”就“万宝山事件”提出了“保障‘韩人’生命财产”、“赔偿损失”等要求。
然因，《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见“万宝山事件”闹大后、死了那么多“华侨”，倒是甚感愧疚、良心发现了。
于是，七月十四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了“是自己捏造假新闻”。
如此一来，日本人“贼喊捉贼”的真相大白；射猪太郎只得缄口，日本人欲“以此为借口，武力入侵‘东三省’”的阴谋、不攻自破。
田代重德见阴谋未能得呈，却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显得甚是狼狈难堪，恼怒之下即派“特务”将金利三暗杀了。
“万宝山事件”真相大白后，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屠杀中国民众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也制订了《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以揭露日本政府的罪恶。
然因，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剿共”；而陈济棠、石友三的叛逆和“广东国民政府”欲再举“北伐”，实令他难以应付、显得焦头烂额，也就无心去管“东三省”的事。
因而，蒋介石以“该事件属地方性质，应由吉林省处理”为由，只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去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交涉。
但同时，蒋介石又唯恐发生在“东三省”的事件扰了他“剿共”、“平叛”的大局；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南昌行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其中有言：“唯攘外须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的“攘外须先安内”论一出，无疑是给对“万宝山事件”的交涉处理定了调。
因而，由钟毓出面的交涉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只是日本“军警”撤出了万宝山，其他绪如“受害者索赔”及“惩办肇事凶犯”等都因遭到日方的拒绝后、没再坚持追究。
“关东军参谋本部”见“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没能派上用场，但却并不甘心。
不久，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从朝鲜半岛调至辽阳，为“武力入侵‘东三省’”的准备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而驻于沈阳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则经常在“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周围举行所谓的“秋操演习”，此种寻衅般的演习、分明是在向中国军队显耀武力，虽是没有滋事、却已令人震惊。
如此，“关东军司令部”虽尚远在旅顺，但此时的沈阳、长春等地却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时被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维钧凭着多年从事外交的经验，敏感地觉到“东北的形势严峻”；于是，写《信》提醒张学良：“须防‘关东军’采取激烈行动。”
然而，张学良对顾维钧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必要的调整；留驻关外的“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北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的山海关至辽河之间路段及“中东铁路”沿线等地，却没有对沈阳等主要城市增防。
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俩人，见“日军”在“东三省”不断寻衅且眼下又在“北大营”周围搞所谓的“秋操演习”，都感到情势吃紧、担心会有不测事件发生。
于是，臧式毅派黄显声专程赴北平，向尚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报告》情况，希望他“能有所准备、以防万一”。
然因，石友三的“叛逆”甫靖不久，华北的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且张学良的身体也尚未完全康复，一时也不宜回东北。
所以，当张学良闻《报》“东北局势吃紧”，想不好自己该不该回去而举棋不定了。因此，他一面打发黄显声回东北，一面则向蒋介石转告了“东北的局势”、希望他的这位“拜兄”能替自己定夺。
其实，蒋介石对于东北局势心知肚明，且洞悉“日军”不断寻衅、意在图谋东北；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想把张学良继续留在关内，以帮他稳住华北。
因为，石友三被击溃后、藏到了韩复榘的羽翼下；此人出尔反尔，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闹事？所以，仍须张学良替自己坐镇华北。
若是张学良回关外，自己既要“剿共”，又要对付“粤逆”，再要顾及华北，如何忙得过来？
说到底，此时蒋介石的心中，唯有“剿灭中＊共＊”与“平定粤乱”才是第一要务；而日本人在“东三省”寻衅之类，皆属其次、权可缓议。
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天无二日”乃世之常理；若是粤乱不平、中＊共＊不灭，他们可是都要跟自己争夺权位与天下的，定会后患无穷。而日本人虽是蛮横无理、时有寻衅，但无非是为了图利而已，并不会要自己的天下。
且三年前的“济南事件”已让蒋介石有过一次经验，当时的小日本不是也凶得很，中国军队在与其冲突中吃了大亏；后来，自己采取了“回避”之策，让小日本得了些利后、不是就平息了？所以，对付小日本，还是“能忍则忍、避免冲突”为好。
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已于一九二○年一月十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日，由英、法两国发起成立了有四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国联”有平息国际纠纷的功能，其所制订的《国联盟约》就“保障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防止战争的行动”、“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等都有明确规定，“各成员国的行为都应受《国联盟约》约束”。
而中国与日本都是“国联”的成员国，两国间即使有纠纷与争端，也可通过“国联”裁决，而不应付诸武力。所以，蒋介石觉得“日本虽是有‘图利东北’的野心，还不至于会不顾《国联盟约》的约束而胡来吧”？
想到此，蒋介石似乎觉得“对于日本不必太多顾虑”，反倒是担心张学良“在日本人挑衅时或会忍不住气而干出可能使中日矛盾激化”的事来。
因为，张学良年少气盛、敢说敢为，且与小日本有“杀父”之仇，激愤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因此，蒋介石反而觉得“应对张学良有所告诫”，以免东北的局势失控。
于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告诫：“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弟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此时的张学良正进退维谷，“日军”时有寻衅，已可见其“有图谋‘东三省’”之心。
而“东三省”是“老爹”传给自己的基业，岂容有失？何况，“家父”在皇姑屯遇炸被害之仇至今未报；眼下，小日本却得寸进尺地又欲图谋“东三省”了；如此家仇国恨集于一处，张学良真想痛痛快快地与小日本打一仗以泄心头之恨。
但当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张学良不由得又犹豫了。
其实，此时的张学良虽是气愤，但心底毕竟有点虚。因为，“东北军”曾在“奉、苏战争”中败给“苏俄”，而日本却曾在“日、俄战争”时打败过“沙俄”；由此推导，“东北军”若是与“日军”交手，是难有胜算的。
当年，张学良之所以选取“只收回‘苏俄’的‘中东铁路’、而不去碰触日本的‘南满铁路’”，正是觉到“日本惹不得”之故；岂料，结果连“‘苏俄’也惹不得”而自招没趣。
前番是自己行事草率、考虑欠周之故，而今得吸取教训、不可重蹈覆辙了；否则，再招致“奉、苏战争”那般的自辱，岂不更颜面无光了？
此时的张学良似是“一回被蛇咬、怕见烂草绳”了，全没了当年“东北易帜”时的敢说敢为、而枉有“少帅”之称。
而蒋介石的密《电》，更是促使他“不想与‘日军’直面对仗”了；因此，张学良听取了蒋介石的告诫，决定“对于‘日军’力避冲突、不予抵抗”。
于是，九月六日，张学良致《电》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对于‘日军’，无论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忍耐，不可抵抗，以免致酿事端；当告诫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荣臻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后，即遵照执行、逐级下达。
“东北军”将士对于“少帅”怎会下如此《命令》都甚感非解，但谁也不敢异议。
此后，张学良则继续留在北京，只是派“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前往锦州，去见正在锦州老家为“父”奔丧的张作相，将“东三省”的军、政要务全权托付给了他的这位时《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省长”、有“辅帅”之称的“老叔”张作相，请他“速回沈阳、主持大政”。
然而，张作相因其“父”丧事未毕，没有立即返回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