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蒋介石迫走吉鸿昌，邓演达被捕；“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
“老营盘战斗”；“广东国民政府”起兵“讨蒋”……
却说，蒋介石挫败了反叛的石友三，以为可以专心于“剿共”了；谁知，安插在吉鸿昌身边的“高参”冷欣忽又密报“吉鸿昌有异动”，不由得又令蒋介石诧愕了。
原来，石友三“举事”后，宋哲元、庞炳勋等人观望不顾，倒是时在河南潢川、奉《命》“参与对‘鄂、豫、皖苏区’围剿的‘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打算“给予响应”。只是，石友三很快就败逃山东了，吉鸿昌这才引而不发。
但是，奉《命》“监视”的冷欣已有所察觉，遂向蒋介石《报告》了。
吉鸿昌是冯玉祥旧部，蒋介石仍委以“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之职加以重用，乃是看重吉鸿昌是个“将才”，欲用以“剿共”。而今，若是冷欣所《报》属实，吉鸿昌确有异心；非但无助于“剿共”，反而是“养虎为患”了。
因此，蒋介石闻《报》后，确是吃惊不小；他不敢掉以轻心，遂决定“预加防范”。
于是，蒋介石赶紧《命》刘崎“回师豫南”，以防吉鸿昌有变并给予“施压。
同时，派时《任》“鄂豫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赴潢川劝说吉鸿昌；由政府“给资三万，要吉鸿昌‘出洋考察’”，其所部交由李鸣钟代领。
李鸣钟受《命》后即赴豫南潢川，向吉鸿昌转达了蒋介石之意。
吉鸿昌知道，这是蒋介石迫他“交出‘第二十二路军’的指挥权”。吉鸿昌当然不愿任人摆布，已存异心的他本想“干脆将队伍拉上大别山去，与蒋介石撕破脸算了”。
但当考虑到，其“辖下的‘第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第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必不肯‘背弃’蒋介石；而吉鸿昌自己的‘部将’、‘第三十师第四混成旅旅长’刘翼峰却已被冷欣收买了”；因此，吉鸿昌不免有孤掌难鸣之虞，也就只得放弃这一打算。
而已离开军旅多时的李鸣钟想重操旧业，也就假惺惺地劝慰：“你不必多虑，只管安心出洋考察；待你回来，我会将部队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你。”
此时的吉鸿昌确也想不出能另有什么好的办法，听李鸣钟如此说，心想“也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且李鸣钟曾是吉鸿昌的上司，觉得不宜与他为难。
于是，八月五日，吉鸿昌依从李鸣钟之言；离开潢川，在信阳上火车，经上海后、出洋“考察”去了。
且说，蒋介石迫走吉鸿昌后，即《任命》李鸣钟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第三十师师长”则由原该师“第八十八旅旅长”彭振山升任。
至此，蒋介石算是又去了一块心病，这才回过头来、欲再继续江西的“剿共”了。
然而，江西的局势却仍不如蒋介石之意；虽是，各路军频频“报捷”，让蒋介石高兴了一阵。可是，投入“围剿”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之众，几可将江西洗涤一遍；但不知怎的，却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决战；这令蒋介石心中甚是不乐，遂不时的斥骂部下“混蛋”。
原来，“红一方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已撤离瑞金西向、往赣中南的兴国转移了；驻于雩都的“红三军”在银坑与主力“红军”会师后，也随同撤往兴国。
此期间，“红军”主力隐匿于赣中南的崇山峻岭；任由“国民党军”如何寻找，就是不见踪影。
而此时，在赣江西岸与敌周旋的“红七军”，见蒋介石将驻于赣南的“十九路军”北调了，在赣南也就有了进入“中央苏区”的通道；于是，“红七军”复又沿湘赣边境南下，绕道赣南的沙地、顺峰、永丰后终于进抵兴国，并与先期抵达的“红一方面军”汇合。
“红七军”到达兴国后，即归于了“红一方面军”麾下，编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至此，各路“红军”汇聚一起、战力骤增了，遂决定“伺机反攻”。
且此时，探得富田仅有“国民党军”的三个团驻守，易于攻取。而“国民党左翼集团军”主力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都已深入到广昌、石城、宁都等地了，其后方、富田以东一线兵力也就显得相对薄弱。
鉴于此，毛＊泽＊东＊与朱德商议，决定“以富田为突破口”；然后，针对敌“左翼集团军”后方薄弱之弊端，再如“第二次反围剿”时那样、来一次由西而东的横扫赣中。
于是，“红一方面军”全军出动、由兴国北上、欲奔袭富田。
但谁知，“红一方面军”的这次行动却被“国民党军”侦得。
因为，富田背靠赣江；蒋介石判断，“红军”必是想袭取富田后、渡过赣江西蹿入湘。于是，《命令》陈铭枢的“右翼集团军”由北向南，何应钦的“左翼集团军”由东向西；两路齐进，欲将“红军”主力压缩在赣江东岸、加以歼灭。
蒋介石下《令》后，陈铭枢与何应钦都不敢怠慢，“左、右两翼集团军”皆遵令而行。
“右翼集团军”的“第二军团”由乐安南下后，孙连仲的“第二十五师”进至金竹，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则也挺进招携了。
“第一军团”的“第六十师”与“第六十一师”即在赣江东岸摆开阵势，欲“力拒‘红军’西渡赣江”；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则直插至距兴国北面仅五十余里的崇贤，欲“对‘红军’实施包抄”。
且此时，“第四军团”蒋鼎文的“第九师”由南丰一路西向、也斜插到了兴国北面与崇贤相距仅四十里的江背墟；如此，蒋鼎文部与韩德勤部恰似两只拦路虎、伏在兴国至富田的途中，欲“断‘红军’退路”。
“第三路进击军”也不甘落后，由永丰南下经古县、白沙、沙溪后也直奔兴国；其中，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进驻城岗圩；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分驻于兴国的莲塘、良村，谭子钧的“第二旅”进驻莲塘，张銮诏的“第三旅”驻于良村。
“左翼集团军”的“第三军团”已是南下，周浑元的“第五师”由新丰经洛口后、折向龙冈，毛炳文的“第八师”由洽村经苦竹后、则西向黄陂，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由南丰经头陂后、也西进至钓锋。
而欲“南攻瑞金”的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行至固村后、方知“红军”主力已转移，遂折向返回宁都。
时已进至宁都的“第二路进击军”则一马当先已西向而去，陈诚自率“第十四师”与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星夜兼程，先于“红军”赶到富田；然后，抢修工事、严阵以待，专候“红军”主力到来以决战。
这么一来，进驻富田的“国民党军”骤增，“红军”欲“克富田”已没可能。
如此，“红军”非但原定计划难以实现，且有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之险；毛＊泽＊东＊发现情况如此突变，即调整策略、以变应变。
此时，“红军”又探得“进驻兴国莲塘、良村等地的‘国民党右翼第三路进击军’是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
因此，毛＊泽＊东＊决定“以邓毅刚的‘红三十五军’与张际春的‘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伪装成‘红一方面军’主力佯渡赣江以迷惑敌人”，以期“将战力较强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军’的’第一军团’与已进至富田、崇贤了的‘国民党左翼集团军’的‘第一路进击军’引向万安、百嘉方向。
而“红一方面军”主力则趁“国民党左、右两翼集团军”尚未合拢之时，速从韩德勤与蒋鼎文两部间隙、即崇贤与江背墟之间穿行而过，迅速向兴国的莲塘、良村转移，求歼已进驻在那里的“第三路进击军”；尔后，再东向进击龙冈、黄陂之敌，以求在运动中歼敌。
果然，邓毅刚等依计而行后，“国民党军”的“第一军团”、“第一路进击军”都被佯渡赣江的“红三十五军”与“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吸引走了。
于是，八月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夜黑从崇贤与江背墟之间穿过，进到兴国的莲塘；并于第二天清晨就对驻于莲塘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一举歼灭了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第二旅”，“旅长”谭子钧被击毙。
只是，“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在抢占安凤山制高点时，因左腿中弹、血流不止而阵亡。
“莲塘之战”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打的第一个胜仗，自此局势开始改观，天秤的胜利一侧又倾向“红军”了。
“莲塘战斗”打响时，上官云相急《命》驻于良村的“第四十七师第三旅旅长”张銮诏率部驰援，而将驻在城岗圩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调至良村驻防。
但谁知，张銮诏率其“第三旅”行至莲塘与良村交界处的山谷隘口大坳时，却也遭到了“红军”的伏击；只激战半小时，“第三旅”也全军覆没了，张銮诏死于乱军之中。
接着，“红军”乘胜再战、奔袭良村。
八月七日午后一点，“良村战斗”打响。此时的良村守军早已闻风丧胆，纷纷丢盔弃甲夺路逃命。
只交战两小时，“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又被全歼，“旅长”王育德被俘；上官云相与郝梦龄率残部突围、方捡得一命，而来不及突围的“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我崴则被击毙。
莲塘与良村两战、两捷后，“红军”的土气大振了，遂打算“再接再厉攻打由周浑元的‘第五师’进驻的龙冈”。
周浑元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告急“求援”，何应钦遂《命》已进至金竹、招携了的“第二军团”的孙连仲、高树勋部“往援”。
“红一方面军”得悉周浑元已讨得援兵，遂放弃攻打龙冈、而改为“奔袭八十里外的宁都黄陂”。
于是，八月十一日，“红军”对驻于黄陂的毛炳文的“第八师”发起进攻。
毛炳文部经历过前两次“围剿”，对于“红军”的善战深有感受，他见“红军”来攻、早已吓得魂不守舍；因此，“红军”又一举歼灭了毛炳文“第八师”的四个团。
毛炳文自知不是“红军”对手，遂与“副师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陶峙岳一起慌忙逃回南丰。
至此，“红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近万，可谓战果辉煌。
只是，如此一来，“国民党军”这才察觉“红军”是在声东击西；佯攻赣江的并非“红军”主力，真正的“红军”主力却在黄陂；于是，各路“国民党军”又纷纷掉头东向，欲将“红军”主力包围在黄陂以俱歼。
然而，“红军”攻克黄陂后，已料到敌军必会反扑，即于当晚就主动撤离黄陂，隐蔽到宁都的竹笮、葛坳、瑞林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休整去了。
因此，待等各路“国民党军”络绎赶到黄陂、欲行合围俱歼时，“红军”却又早已杳如黄鹤、无影无踪了。
且说，蒋介石在江西投入三十万大军、实施的“第三次围剿”又屡遭失利后，心中说不出的懊恼。不过，就在此时，忽而传来一个倒是能令他兴奋的消息；那就是，被他视为“眼中钉”的邓演达逮住了。
原来，八月十七日，邓演达决定“出席由‘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坊二十号秘密举办的‘干训班结业典礼’”。
谁知，该会中有一名绰号“窑公子”的陈敬斋，为贪图赏银、而将这一情报出卖了；因而，当邓演达出席时，就不幸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后，即被解往南京。
蒋介石想尽办法、软硬兼施，欲“将他软化拉拢”；并许以“副总司令”之位，诱使邓演达“放弃主张，解散组织”。
然而，蒋介石的诱使，却遭到了邓演达的“严词拒绝”。
蒋介石见邓演达软硬不吃，甚是无奈；而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因在“莲塘战斗”、“良村战斗”的屡败而情势吃紧；蒋介石也无心在邓演达身上消磨太多时间，遂将他暂时关押在南京的三元巷撂下不顾。
就在蒋介石为“逮住了邓演达”而兴奋之时，“广东国民政府”却忽又“举兵‘讨蒋’”了。
原来，李宗仁回桂后，觉到了“不该与陈济棠反目”。
因为，即使未能“联手‘反蒋’”；仅为“‘桂系’能在广西立足”计，也得与陈济棠搞好关系。虽然，陈济棠为人褊狭、且反复无常；但鉴于“粤、桂”毗邻、唇齿相依，欲求“‘两广’相安无事”，也权可如此。
李宗仁如此反思后，也同样复又萌生了“要与陈济棠重归于好”之念。
正在李宗仁反思之时，陈济棠却主动提出“要再次‘联手反蒋’”了。
原来，汪精卫、李宗仁离粤后，陈济棠派人赴南京“要蒋介石承认他在广东的既得地位”。
然而，蒋介石见“广东国民政府”出现内讧后，自己的危机已消除；也就又转而去实施对中＊共＊的再次“围剿”了，却没再把陈济棠放在眼里。
且当时，蒋介石正欲重用陈铭枢为他去江西“剿共”，也就不想“承认陈济棠从陈铭枢手中夺取的权位”；否则，岂非是“打个哭、引个笑”？陈铭枢必会不高兴，而不利于“剿共”。然而，蒋介石也不想明言拒绝；因此，也就来了个“冷”处理，将陈济棠的要求置于一旁、没作答复。
蒋介石如此态度，却令陈济棠等不及、耐不得了，才又提出“要与李宗仁等再次‘联手反蒋’”；而这次，陈济棠确是要动真格了。
李宗仁见陈济棠回心转意了，也就没有计较他的过往，同意了与他“再联手”。
而汪精卫闻知“‘粤、桂’又联手”了，遂也由港返粤。只是，这次汪精卫特别强调：“‘粤、桂’两军须消除畛域之见，联合行动，共赴‘湘、赣’作战，不可再作儿戏。”
由于，这次是陈济棠主动提请的；因此，对于汪精卫所言、非但无异议，且还主动表示：“起兵‘讨蒋’后，‘桂军’所需饷粮，皆由粤府补给。”如此，李宗仁心悦了更无二话。
于是，“粤、桂”重归于好，“联手‘反蒋’”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九月一日，汪精卫趁热打铁地在广州再次召集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张发奎等人会议，决定“立即起兵‘讨伐’蒋介石”。
于是，九月六日，“粤、桂联军”起兵再举“北伐”了。
而唐生智更是一马当先，以“湖南宣抚使”名义率部由韶关入湘南；十二日，就进抵郴州直逼衡阳。
与此同时，原“粤军第六十三师师长”、时《任》“粤桂联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也率部进抵衡阳。
衡阳守将是“新编第三十一师师长”陶广，他一面奋力抵抗、一面告急“求援”。
正在江西南昌坐镇、督战的蒋介石忽《闻》“‘粤、桂联军’真的起兵、并已进抵湘南衡阳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因此时，其在江西的“第三次围剿”又屡屡失利；“粤、桂联军”的起兵讨伐，无疑是雪上加霜、更令他手足无措了。
为此，他只得下《令》“各路‘围剿军’收缩兵力、暂缓对中＊共＊‘红军’的‘围剿’”。同时，急调李韫珩的“第五十三师”、顾祝同的“第二师”、钱大钧的“第十四师”等部“速赴湘南驰援”。
果然，李韫珩、顾祝同、钱大钧等部入湘驰援后，终于抵住了“粤、桂联军”的进攻，蒋介石才又舒了口气；从而，“宁、粤”双方的军队也在衡阳对峙了。
且说，中＊共＊见蒋介石因“广东国民政府”发难而退缩了，倒是觉得“到了‘反击’”的时候，遂主动出击。
九月七日，“红军”计划“‘围歼’驻在兴国高兴圩的‘国民党军’蒋鼎文‘第九师’”；但谁知，高兴圩已于前一天移防给“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了，蒋鼎文部已去往泰和。
时值天降大雨，去往泰和的蒋鼎文部被山洪所阻、留滞在了老营盘村、黄土坳一带，恰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与萧克的“独立红五师”遭遇。
于是，两军在老营盘激战，蒋鼎文的“第九师第九独立旅”被歼，损兵三千余。
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闻讯前来驰援，这才掩护蒋鼎文一起溃往东固。
然而，当蒋鼎文部刚过、逃往东固的必经之地方石岭隘口，“红一方面军”立即将方石岭隘口堵住了；于是，蒋鼎文部与韩德勤部被切断、分隔在了方石岭两边。
于是，蒋鼎文部溃入方石岭一侧的张家背，韩德勤部则被阻截在了方石岭另一侧的白石村。
接着，九月十五日，“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对方石岭两边的蒋鼎文部与韩德勤部同时发起猛攻。
蒋鼎文自知不敌，为保命赶紧率残部逃往吉安，其“第九师”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辎重营”又被歼。而被阻截在白石村的韩德勤部遭遇更惨，其“第五十二师”全军覆没；韩德勤化装成“伙夫”后，趁夜雨漆黑才侥幸逃脱。
“红军”在“老营盘战斗”中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方石岭战斗”中全歼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更是土气大振了；而“国民党军”却为之大撼，纷纷撤离“苏区”、唯恐不测。
不过，“老营盘战斗”打响后不久，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却不肯示弱，与“红军”在高兴圩一带展开了一场激战。
这一仗打得甚是惨烈，激战三天、难分胜负，双方各伤亡逾千人，连“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也阵亡了。最后，打成了平手、对峙不下。
而黄公略的“红三军”取得“方石岭战斗”胜利后，即于九月十五日当天转赴东固；谁知，行至吉安东固六渡场时，突遭三架敌机的疯狂扫射，黄公略不幸身负重伤牺牲了，年仅三十三岁。
黄公略牺牲后，则由“第九师师长”徐彦刚代理“红三军军长”。
黄公略的牺牲是“红军”的一大损失，对于“国民党”倒是有利。不过，此时忽而传来“‘东三省’暴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蓄意挑起战争、大举进犯“东三省”了。
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国人皆被震惊了，时在江西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将士均无心再战；因此，蒋介石也被迫暂停了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