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张、桂联军”兵败衡阳；“蒋军”夺回济南，战局逆转……
却说，蒋介石虽派兵入湘驰援，但仍未能阻截“张、桂联军”。何键的“湘军”败走常德，“张、桂联军”非但轻取长沙，并已将兵峰指向湖北，蒋介石更是大惊了。
至此，“蒋军”与“阎、冯联军”在“陇海路”、“平汉路”上相持不下；而在“粤汉路”与“津浦路”上，“蒋军”却是都失利了。
蒋介石想不到，自己拥有优势的兵力，竟然会如此失利。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一筹莫展了。为能从危局中解脱出来，蒋介石只得打出“和平”牌，以作“‘缓兵’之计”。
于是，蒋介石指使于右任致《函》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
然而，此时的“‘反蒋’联盟”见形势已对自己有利，岂肯罢休？因此，汪精卫断然“拒绝了于右任的建议”。
蒋介石无奈，此时的他“只寄希望于东北的张学良能出兵入关、帮助自己”。
其实，蒋介石与“‘反蒋’联盟”为争取张学良，早在“中原大战”打响之前就已展开，谁都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
六月三日，是张学良的生日，也是“中原大战”正酣之时；于是，双方都以“祝寿”为名，派人赴关外、趁机进行游说拉拢。
顿时，张学良成了香饽饽。
阎锡山派遣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冯玉祥也派遣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汪精卫则派遣陈公博，先后赴沈阳、频频活动。
蒋介石当然也不甘落后，派遣了张群、吴铁成、方本仁等人相继出关，必欲“将张学良拉拢过来”。
如此，各方说客云集沈阳；走马灯似的一拨去了一拨又来，好不热闹。且为“能使拉拢张学良成功，双方都抛出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衔头”作为诱饵。
然而，此时的“东北军”内出现了意见分歧。
王树翰、刘哲、刘尚清、沈鸿烈等人觉得，这正是“奉系”趁机再图大业的良机；因此，主张“举兵入关”。
然而，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等人却认为“关内的南蛮子争斗，与东北军无关”；因此，主张“‘东北军’应以‘保境安民’为要”，劝说张学良“保持中立，不与任何方面合作”。
如此，令张学良一时举棋难定了；遂决定“暂不表态”，继续观察时局发展后再作定夺。
因而，对于前来游说的各方代表，张学良竭力回避；只是，放话要各方“罢战、休争”，俨然像个“和事佬”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
尔后，张学良藉口“参加‘葫芦岛港开工典礼’”离开沈阳；后来，干脆去往北戴河避暑了。张学良的这种态度，令那些说客甚感无奈。
“‘反蒋’联盟”的“说客”贾景德、薛笃弼、陈公博等人见张学良“不愿接见”，只得无功而返、打轿回府。
然而，蒋介石的“说客”方本仁、吴铁城、张群等人见“使命尚未完成”，不甘罢休；且仨人与张学良关系甚笃，藉此也就紧随不舍地从沈阳跟到葫芦岛，后又跟往了北戴河。
而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也加大了筹码；干脆签署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让张群直接交到张学良面前，以促使他下决心“出兵帮助自己”。
蒋介石的《委任状》比起阎锡山“似同‘画饼’的空口许诺”要实在的多，张学良不免心动；因此，他虽是表面上仍奉劝各方“息争”，但内心却已开始倾向蒋介石了。
不过，此时的张学良嘴上仍“打哈哈”，没给方本仁、吴铁城、张群等人肯定的答复，这使仨人仍琢磨不透他葫芦中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而亟需帮助的蒋介石，见张学良仍迟迟没有表态，也焦躁不安、急不可耐了，想不好下一步该怎么办？
于是，蒋介石有病乱投医地打起了张学良手下的主意；欲以利诱、引使张学良的某些部将起兵入关，造成既成事实后促使张学良表态。
时有曾是蒋介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窗”的陈贯群任职于“东北军临绥驻军司令部参谋长”，而“临绥驻军司令”是张学良的“心腹”、“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因而，蒋介石打算“通过陈贯群、拉拢于学忠”。
因为，若能将于学忠拉拢，必会对张学良有很大的触动，以促使他出兵。
于是，蒋介石给于学忠写了两封亲笔《信》，要他“率兵入关‘讨逆’”，并许以“平津卫戎区总司令”之衔以诱。
然而，于学忠不被利诱所动；他把蒋介石的两封《信》全交给张学良看后，再给蒋介石回复，言：“自己唯张少帅之命是从。”
如此，蒋介石的心计白花了。
不过，于学忠的坦荡及对“上司”的忠心不贰，倒是令蒋介石甚是感佩，也就不勉强他了。自此，蒋介石打消了“拉拢张学良手下”的念头，无奈地等待着张学良自己表态。
所幸的是，樊钟秀被炸死后，毕竟对“‘反蒋’联军”是个很大的打击；“平汉路”上两军相持不下，“西北军”也就难以南下入鄂、攻打武汉。
且说，“粤汉路”上的“张、桂联军”进抵“湘、鄂”边境后，却止步不前了。
原来，黄绍竑由于对“北上‘讨蒋’”十分勉强；因此，进军迟缓而被远远的拉在后面、没能跟上。至六月十日，才进至湘南永州的零陵。
而此时，“粤军”的蒋光鼐、蔡廷锴却已入湘、并抢先占据了衡阳、耒阳、永兴等地。如此，“粤军”像一枚楔子插入，挡住了黄绍竑的前进之路，并切断了他与张发奎部、白崇禧等部的联系。
黄绍竑见“粤军”挡道，不由得也急了；他勉力率部挺进，但行至常宁时却遭到蔡廷锴与蒋光鼐的阻截。
而因，黄绍竑离桂时，唯恐已阵兵于“粤、桂”边境的陈济棠会乘虚而入，遂让其“副手”、“第十五军副军长”黄旭初率本部“教导第二师”留守桂东。如此，“第十五军”留下韦云淞与黄旭初的两个师后，黄绍竑所率的“第十五军”只有梁朝玑的“第四十三师”和覃连芳的“教导第一师”了。因而，当遇到蔡廷锴与蒋光鼐阻截时，却难以突破。
于是，黄绍竑只得《致电》李宗仁，告以“自己在衡阳受阻”，要李宗仁“回师破敌”，以与他“会师后，再一同北上”。
李宗仁接阅黄绍竑的《电函》后举棋不定了，想不好“是继续挺进？还是撤军回师？”
因为，此时的“张、桂联军”已进至“湘、鄂”边境，一路进取甚是畅顺、可谓形势大好；若是回师，也就意味着“要放弃眼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功亏一篑。然而，若是“不回师而继续向湖北挺进”；由于黄绍竑受阻没能跟上，则有孤军深入、后援不继之虞。
而衡阳处于“粤汉路”上，为“南北要冲、两广门户”故有“扼两广，锁荆吴”之称；此地被“粤军”占据，非但后援受阻，连“返桂的退路都被切断了”。所以，若不夺回衡阳、而继续向湖北挺进，无疑是一步险棋。
为此，李宗仁与张发奎、白崇禧商议后，不得不做出“撤军回师”的决定。于是，“张、桂联军”放弃长沙，一路南撤、欲夺回衡阳。
但谁知，当“张、桂联军”回师至衡阳时，黄绍竑却已返回广西去了。
原来，蒋介石见湘局危急；一面《命》何应钦与鲁涤平等“驰援湖南”，以阻截“张、桂联军”；一面则又《命》云南的龙云“派兵攻桂”，以牵制“张、桂联军”。
此时的龙云已称雄“滇、贵”，并有“云南王”之称。
自从他与贵州的“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联手，相继击败云南的胡若愚、张汝骥和贵州的周西成后，蒋介石已《任命》他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
龙云得势后，也已对广西有所觊觎；他见李宗仁亲率“桂军”主力北上，广西的后方空虚了，正欲乘虚而入。因此，当蒋介石要他“攻桂”时，他二话没说就遵《命》而行。
于是，龙云即派出一支由四个师组成、约两万人的“讨逆军”，由“第三十八军第二师师长”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第三十八军第三师师长”朱旭为“副总指挥”，兵分两路、大举向广西进军。
一路由卢汉率其本部及张凤春的“第三十八军第四师”，从滇东南的广南入桂，经百色沿右江而下；另一路由朱旭率其本部及张冲的“第三十八军第五师”，从滇东南的富宁入桂，经靖西沿左江而下；然后，两路会攻南宁。
然因，“滇、桂”边境山道崎岖、行进艰难，“滇军”起兵后进军却十分缓慢；直至七月上旬，才进抵南宁外围。
驻守南宁的韦云淞手下仅有二千多人，见数倍于己的“滇军”来攻唯恐有失，赶紧向其上司黄绍竑告急。
黄绍竑闻讯后不由得大惊，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岂能有失？于是，他顾不得与李宗仁会师了，赶紧从湘南撤军返回广西。
黄绍竑返回广西后，调黄旭初率部赴南宁驰援韦云淞；自己则驻于桂东，以防范陈济棠。
于是，黄旭初率部急赴南宁驰援；终于，韦云淞与黄旭初联手，凭着坚固的防御工事，抵住了数倍于己的“滇军”的攻势。
“滇军”见久攻南宁不下，只好将南宁围住，欲将守城的“桂军”困死在城中。而“桂军”因兵少，不敢主动出击、而只可固守。
就这样，“滇、桂”两军僵持在南宁。
而此时，撤军南回的“张、桂联军”在衡阳也受到了蒋光鼐与蔡廷锴的阻截。
李宗仁必欲夺回衡阳，遂下《令》猛攻；于是，两军在衡阳激战。
然因，衡阳城防坚固，且蒋光鼐、蔡廷锴部毕竟是两支劲旅；所以，“张、桂联军”强攻衡阳多日、终难克城，且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受损最重的要算张发奎部，他那万余人的队伍为攻取衡阳竟然伤亡了大半，只剩数千人了。杨腾辉的“第七军”也损失不小，连其“部将”、“第七军第八师师长”梁重熙也阵亡了。
李宗仁见久攻衡阳不下，不由得焦躁起来，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久，鲁涤平率部终于由赣西入湘东、进抵醴陵了，从侧翼对“张、桂联军”构成了威胁。
逃至湘西北了的何键也杀回马枪，趁机夺回长沙；然后，让“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留守长沙，自己则亲率“湘军”主力南下追击“张、桂联军”去了。
而退入湖北了的钱大钧也返身入湘，因见长沙已被收复，遂驻于岳阳没再追击。
如此，鲁涤平从东面、何键从北面，蒋光鼐与蔡廷锴阻截于南面；“张、桂联军”受到三面夹击，处境堪忧了。
李宗仁见“张、桂联军”有陷入重围之险，只得下《令》“突围”以摆脱险境。于是，七月十三日，“张、桂联军”停止攻打衡阳；然后，奋力从南面突围，这才也由湘南撤回桂北。
如此，李宗仁曾经雄心勃勃的“北上‘讨蒋’”；结果，以功亏一篑、无功而返告终。
且说，冯玉祥见李宗仁撤军回师了，知道“南下攻取武汉已无望”，遂也改变计划；只《命》张维玺率其“第一路军”驻守漯河、许昌一线；而将孙连仲、张自忠、葛运隆等部“调往豫东、去攻打‘陇海路’了”。
而“张、桂联军”的撤军返桂，顿使湖南的危情消除了，这倒令蒋介石心宽了许多；如此，可让他从“湘、鄂”战场上抽调兵力去全力对付“阎、冯联军”了。
而此时，张学良在张群、吴铁成、方本仁仨人的力促下，也终于放口：“‘中央军’如能攻下济南，‘东北军’就出兵。”
张群追问：“此话当真？”
张学良以笑代答，没再复言。
张群觉得不宜再问，遂将张学良的原话向蒋介石报告。
虽然，张学良只有短短数语；但是，蒋介石闻后不禁大喜。因为，这无疑说明了“争取张学良出兵相助”已见端倪；此事若成，自己则可稳操胜券了。
于是，蒋介石即调兵遣将、欲倾全力夺回济南，以促张学良行诺。
按说，傅作义攻取济南后，山东的局势对于“晋军”应是大有利了，本可乘胜追击、直捣黄龙、一举击垮蒋介石。然因，阎锡山听信谗言，将傅作义分权，从而削弱了对蒋军的攻势。
阎锡山如此所为，难免使战功卓著的傅作义斗志顿失、消极懈怠了，致使“南下攻取徐州”终成泡影、而错失良机。
同时，阎锡山给已攻取菏泽、正向济宁进取的石友三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阎锡山当初对石友三许诺“攻取济南后，让他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只是为了诱使他效命而已，并不愿把山东这块人皆争食的肥肉真的给他。其实，阎锡山自己也对山东垂涎三尺；所以，当济南真的被攻取后，阎锡山却吝啬地不想兑诺了。
如此，石友三的美梦破灭；阎锡山如此食言，又令石友三心中充满忿懑。因此，石友三也消极懈怠了；他停止了对“蒋军”的进攻，且渐生叛意。
如此一来，山东境内“晋军”对“蒋军”的攻势也就减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福音，且让他觉得正是夺回济南的好时机。
为此，蒋介石把蒋光鼐、蔡廷锴部组成“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命》其“速从湖南移师‘津浦路’”，归于刘峙的“第二军团”。
同时，将李韫珩的“第十六军”由海上运至青岛，归于韩复榘的“第一军团”。
然后，《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统率陈调元、夏斗寅、马鸿逵、蒋光鼐、蔡廷锴等部，沿“津浦路”北上；《任命》韩复榘为“胶济路总指挥”，统率刘珍年、李韫珩、孙桐萱、曹福林等部，沿“胶济路”西进。欲以两路夹击，务必将济南夺回。
且为了“激励韩复榘”，蒋介石也对其许诺“夺回济南后，让他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的这一许诺，正是韩复榘梦寐以求的；因此，他当然得奋力效命、定要将济南夺回了。
八月一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攻取济南”的《命令》后，刘峙与韩复榘即率部分头行动。
这次，因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刘珍年不敢再抗《命》懈怠了。于是，韩复榘以刘珍年与曹福林部为“右翼”，自己与李韫珩、孙桐萱部为“左翼”，沿“胶济路”向西挺进。
八月七日，韩复榘部与“晋军”激战于潍县；不日，刘珍年也率部赶到参战。驻守潍县的“晋军”不敌，一部退往济南，其余的则由青城、渡过黄河向北逃遁了。
于是，韩复榘又率部进至距济南仅有百余公里的桓台、淄川一线，准备对济南发起总攻。
与此同时，刘峙也将所部分为三路；自己与马鸿逵为“中路”，陈调元与夏斗寅为“左翼”，蒋光鼐与蔡廷锴为“右翼”，三路齐上、沿“津浦路”向北推进。
而进至泰安后不再南进的傅作义，本已不愿为阎锡山效命了；此时，见刘峙率三路大军来攻，也就没与交锋而后撤回师了。
于是，刘峙没费一枪一弹就得了泰安。
且因，傅作义与张荫梧有隙；所以，傅作义回师后没有入济南城，而是由平阴过河、驻防到黄河北岸。
张荫梧见傅作义不战自退，抛下他独守济南；自知难以与“蒋军”抗衡，遂也弃济南而走、退守黄河北岸了。
八月十五，济南终于让蒋介石失而复得。
收复济南后，蒋介石心中大悦；遂兑诺，《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孙桐萱为“济南警备司令”。
韩复榘能坐上“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宝座，当然乐不可言了；然而，这却使仍为“胶东防御总指挥”的刘珍年暗生嫉意了。
且因，张学良曾有言“‘中央军’如能攻下济南，‘东北军’就出兵”。而今，济南已得，张学良该兑诺出兵了。所以，蒋介石决定“暂不渡河、追击‘晋军’”，而等待张学良出兵。
为此，八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济南又召开“军事会议”，作出新的部署。
他要韩复榘的“第一军团”驻于黄河以南，暂时与“晋军”隔江对峙；而《命》刘峙率“第二军团”复回“陇海路”，去“对付冯玉祥的‘西北军’”。同时，又将蔡廷锴的“第六十师”与蒋光鼐的“第六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九军”，《任命》蔡廷锴为“军长”；“第十九军”合编成后，即随同刘峙征战“陇海路”。
虽说，此时的“陇海路”与“平汉路”，相对于激战中的“津浦路”显得平静了许多；然而，蒋介石却仍忧心忡忡。
因为，何成浚的“第三军团”是由“杂牌军”组成的；军中的大、小将官都曾是些散漫惯了的“草寇”，现在虽是都戴了“国民革命军”的帽子，但随时会“说变就变”地复现原形。
因此，蒋介石唯恐有谁会如樊钟秀一样，忽而也倒戈背叛他；所以，他要何成浚设法严加控制。
为此，何成浚挖空心思地想了一个办法。
他在时《任》“行政院军政部军需署长”俞飞鹏的帮助下，在漯河城内办了一个所谓的“军中之家”；特地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找来一批“名厨”与“妓女”，专供各“杂牌军”中的大、小将官前来吃喝玩乐，欲以此拢住他们的心。
此招果然灵验，那些大、小将官们有吃、有喝、有玩了，也就少了去意。
何成浚见此法有用，遂打算推而广之、用以对付“敌军”。于是，他改装了一批车厢，同样置酒肉、美女于其中；然后，将这些被称为“花车”的车厢、特意放到“平汉路”沿线的战地前沿，专用以引诱对峙中的“西北军”将士前来享用；欲以此消磨“敌军”将士的斗志，从而瓦解敌营。
果然，何成浚的这招也灵验了。因为，来自贫瘠之地的“西北军”将士可谓是勒紧裤腰带上阵，怎抵得住如此诱惑？因此，除了那些养得起三房四妾的少数“高级将领”不希罕这些外，“西北军”中许多囊中羞涩的中、下级军官都被诱惑而纷至沓来、趋之若鹜地到“花车”中来享受了。
“西北军”各军的“主帅”见状，虽是心中焦虑、欲以《军令》约束；但因，酒肉和美色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如何禁得？也就只得“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地放任不顾了。而沉溺其中的“西北军”将士，日久不能自拔，哪还愿再上阵、浴血拼杀？有的干脆倒戈投诚了，“西北军”的战力因而锐减。
对此，冯玉祥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但却想不出妙法化解而甚感无奈；最后，同样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与此同时，“河南省民政厅长”张钫更是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言：“愿冒险入敌垒，游说‘逆军’将领，使涣散军心，促其内溃。”
蒋介石当然高兴，即让张钫以“河南省政府主席”、“讨逆军第二十路总指挥”等身份四出活动，以游说“西北军”将领；同时，还给了他大笔银票以用。
果然，张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及蒋介石给的银票，先后将樊钟秀的“部将”、“第八方面军参谋长”郜子举及“西北军第二十一师师长”梁冠英等人策反成功，收获可谓不小。
就这样，“蒋军”与“西北军”在“平汉路”上继续对峙着；虽说，没再有大的战事；但是，战局已在悄无声息中朝着有利于“蒋军”的方向逆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