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平江起义”等；“中＊共＊六大”；井冈山“龙源口大捷”，进军湘南，“八月失败”……
却说，“南京国民政府”举兵“北伐”、蒋介石无意他顾之时，中＊共＊领导的“年关暴动”仍在各地前仆后继地频起且延烧不止。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中＊共＊横峰县委书记”邵式平与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等人，在赣东北的弋阳、横峰两县领导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史称“弋横起义”。
起义成功后，即在横峰、弋阳两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然后，转入弋阳、横峰两县交界的磨盘山区打游击，与前来镇压的敌人周旋。
而“南昌起义”后回到上海了的贺龙、周逸群等人，此时受中＊共＊中央派遣，返回湖南、重建中＊共＊湘西北特委。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贺龙、周逸群与贺锦斋、卢冬生、罗统一、张海焘等人，在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也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史称“桑植起义”。
起义军夺取桑植县城后，组建了由汪毅夫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同时，起义军打出“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由贺龙《任》“总指挥”、贺锦斋《任》“军长”。
已复《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尚未被李宗仁扣押的程潜被“桑植起义”震惊了，遂成立了自任“督办”的“湖南省清乡督办署”，驻湘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任》“会办”。
接着，程潜调派“第十四军第十九独立师师长”陈渠珍、“第四十三军独立旅旅长”龙毓仁率部清剿。
于是，周逸群率一部转移到鄂西的石首，去领导洪湖地区的武装斗争了；贺龙则率另一部坚持在桑植、鹤峰边界开展游击斗争。
如此，“桑植起义”的星火被保存下来，为日后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湘、赣”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之时，陕西的渭河边也起风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唐澍、“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与刘志丹、王泰吉、吴浩然、谢子长等人，在陕西渭河南岸的华县也举行了武装起义，史称“渭华起义”。
唐澍等人“渭华起义”后，“中＊共＊陕西省委”即派人通知尚依附于李虎臣的许权中响应起义。于是，许权中率部从洛南驻地开赴渭华地区也参加起义了。
许权中部赶到华县后，即与唐澍等人的起义军合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委”、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许权中《任》“总顾问”。
接着，起义军在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的东起少华、西至临潼、北接渭河、南依秦岭的大片区域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刘继曾《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而去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的刘志丹，日后又在陕北坚持斗争并开辟了根据地；但那是后话，此处不
而此时，瞿秋白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影响，在党内竭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致使起义连连遭挫、革命力量严重损失，原已近六万人的中＊共＊党员锐减到了不足二万人。
因此，中＊共＊党内出现了“要求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声音；于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了。
由于，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于是，决定将“会址选在莫斯科”。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幢名为银色别墅的会客厅内召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到会代表共一百四十二名，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张国涛、蔡和森、王明、刘伯承、项英、苏兆征、向忠发等人出席了大会。
由于国内革命斗争需要、未能分身且时间紧迫等多种原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人都没有出席。
“中＊共＊六大”由瞿秋白主持并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与《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而“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更是作了长达九个小时的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中＊共＊六大”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等议案，并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又进行了改选。
因为，“中＊共＊六大”上，非但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同时，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也遭到了批判。
所以，瞿秋白丧失了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的权力；不过，仍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
改选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则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五名“常委”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等三名“候补常委”组成，而被“共产国际”看好的向忠发更是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的他靠“工人运动”起家。
“国共合作”时，曾是“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的向忠发，出席“国民党二大”并担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兼“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之职，主管职工运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时，因“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加强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份”；因此，向忠发在未出席的情况下，竟然当选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月，向忠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并与布哈林德等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青睐与器重。
因此，“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后，向忠发就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了；“中＊共＊六大”上，更是一步登天地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顶峰。
七月十一日，“中＊共＊六大”结束；向忠发与蔡和森等人返回了国内，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等人为出席即将于七月十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而暂缓回国。而此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张国焘则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
九月二日，向忠发回到上海，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因此时，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等人尚在莫斯科；而向忠发因学识肤浅，虽是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衔头，却实无能力、可统管全局。
所以，此时的中央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候补常委”兼“农委书记”的李立三负责。
且说，“中＊共＊六大”召开之时，湖南又暴发了“平江起义”。
原来，还在三月十六日，“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与曾有“黄埔‘四女杰’之首”之称、时任“中＊共＊北乡特委书记”胡筠及余本健、罗纳川、李宗白等人，在平江全县组织了十万农民，发动了一场史称“三月扑城”的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声势之浩大，令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督办”程潜及“湖南省清乡督办署会办”何键也惊愕了。
于是，急忙《任命》原“第八军第三师师长”阎仲儒为“清乡司令”，率部进行镇压。
“三月扑城”的农民运动被平息后不久，程潜被李宗仁撂倒；接任的鲁涤平不敢掉以轻心，遂将周磐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从鄂中南调入湘，以防农民运动再次萌发。
鲁涤平调周磐入湘，原是为了防范农民暴动；但他哪里知道，此举反而为中＊共＊举行又一次武装起义提供了方便。
原来，此时在周磐的军中，已有中＊共＊的党组织存在。特别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此时已是一名中＊共＊党员。
彭德怀，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六年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后，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其间，结识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二团党代表”段德昌。
段德昌是中＊共＊党员，曾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段德昌回到鄂中南《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
段德昌闻知“彭德怀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并升任‘第一团团长’”了，即派邓萍前往运动并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此时，周磐欲在“独立第五师”中办一个自《任》“校长”的“随营学校”；彭德怀趁机将中＊共＊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黄公略推荐出《任》“随营学校副校长”。
尔后，又有中＊共＊党员贺国中《任》“随营学校教育长”、黄纯一《任》“随营学校大队长”。待“独立第五师”奉调入湘时，军中已有近十名中＊共＊党员了。
于是，组建了中＊共＊的基层组织党支部，由彭德怀《任》“支部书记”。
彭德怀所部入湘后，驻于湘东北的平江；于是，七月十七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前来平江与时《任》“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副官”邓萍联系，并向彭德怀、邓萍等人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要彭德怀等人“伺机率部起义”。
恰在此时，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仨人的中＊共＊党员身份被周磐察觉；于是，周磐《密令》“立即将仨人逮捕”；所幸，这一《密令》被彭德怀截获。
在此危急时刻，彭德怀即与滕代远、邓萍等人商议，决定“立即举行起义”。
且当时，“独立第五师”中已三个多月不发饷了；于是，遂以“闹饷”为由，定于七月二十二日举事。果然，此招甚灵，将士因欠饷已怨声载道；稍一鼓动，即皆“愿随彭德怀举事”。
是日，彭德怀率其所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城东门外的天岳书院操场上誓师《宣布》“起义”；然后，一举夺取了平江县城，非但解除了二千多守军的武装，并将作恶多端的“平江县长”刘作柱等二百多名敌猷活捉。
起义军夺取平江后，“女杰”胡筠所率的农民游击队也汇聚到了平江。
起义军将刘作柱等人惩治后，即在平江建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由胡筠《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同时，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简称“红五军”。
“红五军”辖一个师，即“第十三师”；由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红五军党代表”，邓萍《任》“红五军参谋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雷振辉、“党代表”李灿，“第四团团长”陈鹏飞、“党代表”黄公略，“第七团团长”兼“党代表”黄纯一。
“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在“湘、赣”边境与敌周旋，时间达数月之久。
而此时，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的“红四军”倒是在井冈山打了几个漂亮仗。
原来，鲁涤平和何键见“湘南起义军”上了井冈山；即又派遣“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协力清剿；俩人仗着兵力占有绝对优势，遂先后对井冈山实施了数次进剿。
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朱、毛红军”则采用了“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方式，终于将杨如轩与杨池生的数次进剿都粉碎了。
五月七日的“五斗江之战”中，杨如轩所辖的“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被全歼，迫使杨如轩溃退。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红军”又取得了“龙源口大捷”；杨池生所部大溃，其本人也身负重伤后逃至吉安才捡得一命。
“朱、毛红军”用游击战方法，非但粉碎了强敌进剿，并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拓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等地；因而，此一时期堪称为是“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期。
同时，毛＊泽＊东＊还从战争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指导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遂成了日后“反围剿”时克敌制胜的有用方法。
而此时，忽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吴尚率部又来进犯了，其先头部队的一个团已迫近宁冈”。
宁冈是距井冈山最近的城镇，且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所在地。
为此，即决定“由朱德与陈毅率‘红四军’的‘第二十八团’与‘第二十九团’去解宁冈之危，而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十一团’留守永新”。
于是，朱德与陈毅即率部奔赴宁冈；谁知，朱德与陈毅赶到宁冈，吴尚部却已不知去向。
时有消息传来，言：“许克祥死灰复燃后，所部驻在了湘南的郴州。”
一提起许克祥，人皆愤恨；因此，朱德《命令》部队“星夜兼程、直扑郴州”，欲给许克祥部再致命的打击。
八月中旬，“红四军”进抵郴州城下时；朱德《命令》部队“对郴州城发起猛攻”。
但谁知，驻于郴州的其实是范石生的本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六师”，而并非许克祥部。
范石生不曾提防，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损失不小。
待等朱德察觉到“与自己对阵的是范石生部”时，方知是“误会”了，赶紧《命令》部队“停止战斗”；随后、撤离郴州，经资兴、兴宁东返。
而此时，毛＊泽＊东＊让“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与“党代表”何挺颖率“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留守永新，自己则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赶赴桂东、去接应朱德。
毛＊泽＊东＊与朱德在桂东会合后，回师井冈山”。
八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回师途经崇义的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忽心生叛意、欲去投敌。
“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闻报后，即亲自追至思顺、欲加阻止，却遭到了黑枪射杀。
袁崇全射杀王尔琢后、逃至遂川，即被“红四军”将士追及生擒。于是，“红四军”将士把袁崇全杀死，为王尔琢复了仇。
此时，“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周浑元率部又向井冈山进剿了；而离开宁冈的吴尚部，却也转而攻打永新了。
朱云卿与何挺颖自知仅有一个营的兵力，断难守住无险可据的永新，遂决定“放弃永新而退守井冈山”；因此，永新即为吴尚部轻取。
朱云卿率部退守井冈山后，吴尚又派遣四个团的兵力由大陇、茅坪等地向井冈山发起进攻，其“部将”陈纪良所率的“第八军第三师第七团”更是尾追至了黄洋界。
好在，井冈山有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等五大哨口，皆谷深壑幽、山峻峰险、大有“一夫挡关、万人莫开”之势而易守难攻。然因，毛＊泽＊东＊与朱德所部此时尚在回师途中，留守井冈山的兵力实在太少了，井冈山的形势仍十分危急。
而驻守黄洋界的，则仅有朱云卿所率的一个营；但是，朱云卿凭着险隘，还是击退了陈纪良部的数次进攻。
后来，朱云卿搬出了在“龙源口大捷”中缴获的一门迫击炮，用仅有的一发炮弹向敌阵射击；谁知，这发炮弹却鬼使神差般地击中了陈纪良的指挥所；死伤多人，陈纪良本人亦身受重伤；如此，攻打黄洋界的“第八军第三师第七团”军阵大乱，陈纪良保命要紧仓皇遁逃。
陈纪良部逃遁后，围攻井冈山的其他各部被撼，皆不敢再战而纷纷撤离。于是，井冈山之危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