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冯“郑州会议”，蒋冯“徐州会议”；张作霖成立“安****政府”；“东方会议”、
《田中奏折》……
却说，汪精卫开始秘密筹划“反共、清党”之时，远在河南了的唐生智闻报“湘、鄂”有变不由得心中忧虑了；特别是夏斗寅的背叛，虽说已被叶挺击溃，但其对于“武汉国民政府”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若是“湘、鄂”不稳，“北伐”如何能再继续？
为此，唐生智打算放弃向直隶的继续挺进而班师回鄂，以平定“湘、鄂”局势为要。
汪精卫闻知唐生智欲班师，倒是也表“赞同”。
因为，“湘、鄂”的乱局是军人滋事所致，汪精卫亟欲平息事态却自感力不从心，正需唐生智回来帮他把那些军中将领弹压住，免得节外生枝地再生变乱。
然而，汪精卫又担心，唐生智欲是班师，张作霖必会趁机反扑，北面又将不得安宁如何是好？
但汪精卫很快想到了，不若将河南交予冯玉祥；如此，可使冯玉祥心甘情愿地替“武汉国民政府”作挡箭牌，以免张作霖再南侵骚扰，自己也就可省心了。
汪精卫觉得这倒是一步可下的棋，遂决定“即赴郑州，去与冯玉祥晤谈”；同时，或可趁机将冯玉祥拉拢，共同对付蒋介石。
于是，汪精卫带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班政要北上郑州了。
行前，汪精卫却先是解除了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同时，《密令》朱培德先将在江西的共产党驱逐。
鲍罗廷被汪精卫解除职务后，这才知晓“是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五月指示》”之故。因此，鲍罗廷大为恼火，即找到罗易当面严厉斥责。
同时，鲍罗廷又《致电》莫斯科，将“罗易向汪精卫泄密”之事报告，并要求撤回罗易。
罗易竭力为自己辩护，且反斥“鲍罗廷与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于是，鲍罗廷与罗易打起了口水仗。
不过，罗易的行为毕竟违反了纪律；结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罗易召回”，另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罗明纳兹“赴华接任其职”。
但同时，“共产国际”又指示鲍罗廷：“将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
这条《指示》显然是对陈独秀而言的，鲍罗廷却秘而不宣压下了。如此，陈独秀暂时仍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但离其下台已不远了。
汪精卫《密令》朱培德先在江西“清党”，无非是为了测试一下中＊共＊的反应。
因为，朱培德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所抛出的《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汪精卫料定他对于“清党”必能仍表赞同；况且，江西现在朱培德的掌控之中，大可放手而为。
故而，汪精卫在自己公开行动前，先要朱培德在江西动手。
果然，朱培德接到汪精卫的《密令》后，即毫不犹豫地动手了；只是，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采用血腥的镇压手段。
六月五日，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并派军警查封了“江西省总工会”及其他“农会”、“学生会”等组织；在其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一百四十二名中＊共＊党员则均被解职并勒《令》“离赣”，而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派驻“江西省党部”中的中＊共＊党员方志敏、王枕心、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等人则被“礼送出境”。
只是，离开万县后的朱德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帮他办“军官教育团”。因朱德与朱培德是“滇军”同僚，且朱培德亟需朱德为他培训军事干部；故而，朱德没被驱逐留在了江西。
就这样，朱培德的“清党”在和风细雨中进行，倒是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朱培德在江西“清党”之时，汪精卫已专程赴郑州去与冯玉祥会晤了。
汪精卫郑州之行的目的是想与冯玉祥达成《协议》，以让唐生智能从河南脱身；同时，也希望能将冯玉祥拉拢，以共同对付蒋介石。
冯玉祥揣知汪精卫的用意，且明白自己在“‘宁、汉’之争”中可扮演的角色，也正想趁机渔利。
于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徐谦、谭延闿、唐生智、邓演达、孙科等人与“国民联军”冯玉祥、鹿钟麟、刘伯坚等人在郑州举行会议。
会上，双方就党务、军事、政治等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出于各自目的讨价还价了一番。
结果，“武汉国民政府”答应“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但作为交换条件，“武汉国民政府”却要冯玉祥“联手对付蒋介石”。
因为，河南这块肥肉是冯玉祥梦寐以求的；冯玉祥见能不费大力得此实惠，当然心中高兴；因此，即表示“完全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愿执行“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表态，令汪精卫等人也十分满意了；于是，双方达成了这笔交易。
“郑州会议”期间，冯玉祥还向汪精卫、唐生智透露了一个内情，言：“蒋介石曾致《电》劝他，须待第四方面军与‘奉军’两败俱伤后再出兵河南；届时，可与他蒋介石会师中原，共图冀鲁。”
汪精卫闻此言后，气得不可名状了。
唐生智则咬牙切齿道：“今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更欲班师回鄂，东征讨伐蒋介石了。
于是，唐生智留下樊钟秀的第十二军驻于河南信阳，魏益三的第三十军驻守鄂北武胜关；自己则率其余各部即班师回鄂，准备去讨伐蒋介石了。
然而，汪精卫哪能知道，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的许诺无非是虚与委蛇；他只是想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并非如汪精卫所愿，真与“武汉国民政府”联手去对付蒋介石。
因此，汪精卫等人离开郑州后，冯玉祥即《令》“国民联军”驻南京代表熊斌向蒋介石通报了“郑州会议”的情况，以窥探蒋介石的反应，或能从蒋介石那儿再捞点好处。
果然，蒋介石闻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会晤”，确是急了；他担心一旦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拉去，自己就势孤了；好在，冯玉祥能主动告知，说明还不至于此。
于是，蒋介石赶紧也邀请冯玉祥至徐州会晤，欲将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
如此一来，冯玉祥顿时成了香馍馍，不由得心中暗喜；于是，冯玉祥又应邀、赴徐州去与蒋介石会晤了。
六月二十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花园饭店内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郛、李鸣钟、熊斌、李烈钧、陈立夫等人。
会上，蒋介石向冯玉祥同样抛出了诱饵，答应“每月接济‘国民联军’二百五十万元军饷，交换条件是须随同‘清党’并同南京方面一起‘出兵武汉’”。
此时，冯玉祥正为不断扩大后的军队饷银难筹而终日焦虑；蒋介石的这个巨款利诱比起汪精卫给的要更实惠且诱人多了，确是令他不免心动；因此，冯玉祥接住了蒋介石抛来的橄榄枝，明确表示“愿随同清党”。
只是，对于要他“出兵武汉”却没予应诺。
因为，他与蒋介石的接触，无非同样是为了利用“‘宁、汉’之争”从中渔利，却并不想因此而与“武汉国民政府”交恶。
所以，冯玉祥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却表示希望“宁、汉”双方能“通力合作”而不该“兵戎相见”。
但为了使蒋介石不至于完全失望，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当日即给“武汉国民政府”致《电》，在同样“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南京国民政府’冰释前嫌”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提议“‘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并且，建议“武汉国民政府”应当立即送走鲍罗廷。
冯玉祥的这个态度，特别是“定都南京”之说，言下之意“即是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这在蒋介石听来倒是觉得甚是顺耳。
而对于鲍罗廷，蒋介石早就发了《通缉令》，只因“武汉国民政府”将其保护了，至今通而难缉。现在，冯玉祥能敦促“武汉国民政府”将其驱走，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所以，冯玉祥的这两点表态，确是令蒋介石感到了十分满意；因此，对于他的不愿“出兵武汉”，蒋介石也就没再强就。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即在其所辖的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实施“清党”了。
不过，冯玉祥也如朱培德一样，没有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他只是公开告诫军政人员“要认清主义，摆脱共产主义影响”，并明《令》“不准跨党、中＊共＊党员在军政中的任职一律解除、不准共产党以任何名义进行活动”。
然后，也以“礼送出境”的方法，将其军中二百多名从事政工的中＊共＊党员“赠以川资、遣送出境”了事。
于是，因其竭力邀请而受“共产国际”派遣才到“国民联军”中《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时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西安、去往武汉。
就这样，冯玉祥的“清党”也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
而他这位曾经对苏联的工农政权大加赞赏、且已接受了苏联政府大量军援的“基督将军”，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随着蒋介石起舞，也“反共、清党”了，确是令人非解；因此，世人遂又送了他一个“百变军阀”的称号。
且说，已如惊弓之鸟了的“安****总司令”张作霖，见“武汉国民政府”班师回鄂、不再向直隶挺进了，这才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于是，就在蒋介石与冯玉祥“徐州会议”之时，惊魂定后的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于六月十八日，套用“安****”之名，干脆在北京成立“安****政府”了。
只是，草莽出身的张作霖不喜欢文绉绉的“总统”称谓；所以，张作霖自命为了“安****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显示其“尚武”的精神。
同时，将“安****”编列为七个方面的军团。
由孙传芳《任》第一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宗昌《任》第二方面军团总司令、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韩麟春《任》第四方面军团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五方面军团总司令、吴俊升《任》第六方面军团总司令、褚玉璞《任》第七方面军团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总长。
不过，张作霖对内阁各部的旧称却仍沿用了，并对内阁成员从新进行了任命。
张作霖的高参、原财政总长潘馥《任》内阁总理兼交通总长，王荫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任》内政总长，阎泽溥《任》财政总长，姚震《任》司法总长，刘哲《任》教育总长；而原陆军部与海军部则合并为军事部，由何丰林《任》军事总长；原农商部却被一分为两，分设成实业部与农工部，张景惠《任》实业总长，刘尚清《任》农工总长。
就这样，已奄奄一息了的“北洋政府”，在停转十四个月后，改名为“安****政府”后又复活了。
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竭力想摆脱日本人的束缚；然而，日本政府却仍想控制他；因此，相互间不免常有龃龉了。
其实，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只因，日本帮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滦州兵变”，迫使张作霖依重于日本了，原有的矛盾这才被隐匿不显。
而日本政府则藉此将手伸入东三省，肆无忌惮地捞取利益了。
张作霖与吴佩孚结盟对付冯玉祥时，郑洮铁路筑成；于是，日本政府又提出了“要修筑开原至朝阳镇、洮南至齐齐哈尔等铁路”；同时，还制订了“从一九二五年起的二十年内，在东三省修建三十五条铁路线、总长八千八百余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
对此，张作霖不宜明言拒绝，只得缄口默认。
然而，东北民众却说“不”了；并兴起了一个“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旅大等地接连有群众集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等要求。
其实，张作霖也知道，铁路线是经济和军事命脉，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利害攸关；日本人如此贪得无厌，再这么下去，“东三省”的路权全要被日本人要去了。
对于一心想当“东北王”的张作霖来说，岂不如同是在他身上剜肉？实在是令他心疼得很，觉得确是该想个法子、予以破解。
为此，张作霖想了个办法，决定“自筹资金也修筑铁路，与日本人对着干”。
因为，“东三省”毕竟是中国人的，总不该让小日本独吞了。明的挡不住，那就来暗的；他修他的，我筑我的，看谁能强过谁？
于是，张作霖成立了一个由其高级顾问、“奉天省财政厅”王永江《任》委员长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以负责筹资修建铁路。
计划修筑的铁路为“东、西”两条干线，西部干线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东部干线从奉天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且两大干线都通过京奉铁路与关内相连，一旦修成即可与日本的“南满铁路”、俄国的“中东铁路”两大铁路系统相抗衡，成为东北的第三大铁路系统。
为了不使总体规划尽早暴露，则采取了分段修筑的办法。
于是，即有锦州至朝阳的“锦朝铁路”、呼兰至海伦的“呼海铁路”、奉天至海龙的“奉海铁路”等铁路投入施工；同时，还在葫芦岛修建海港。
对此，日本政府深为不满，认为张作霖在东北修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
为此，先后两任“日本首相”加藤高明与若槻礼次郎都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反对他筑路建港。
然而，张作霖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因金融危机倒台，由曾两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接《任》“日本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上台后，打算采取比他的前任更为大胆的对华政策。
于是，六月二十七日，田中义一召集“官房长官”鸠山一郎、“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情报部长”小村欣一、“外务省外务次官”森恪、“陆军部次官”畑英太郎、“海军部次官”大角岑生、“参谋本部次长”南次郎、“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安广伴一郎及“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等人，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了一个专门会议；因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对华政策”，故名“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上，就“如何入侵中国东北的策略”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山本条太郎等人主张的所谓的“内科术”，即“以外交与经济手段，维护并扩大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另一种则是，森恪等人主张的所谓“外科术”，即“直接用军事手段侵占中国东三省”。
而此前，森恪、吉田茂与“参谋本部作战课北京驻在员”铃木贞一曾已拟就了一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提出了“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的方针，田中义一对此方针甚是“赞同”。
于是，田中义一将“东方会议”上的两种主张与《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方针综合起来，拟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表明其“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将中国本土与‘满蒙’区别对待，并以一切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帝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必要时，可以断然采取措施，甚至于向中国出兵亦在所不辞。”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又对《对华政策纲领》稍作修改；然后，于七月二十五日《奏》呈昭和天皇，即史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中直言不讳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为此，《田中奏折》中大言不惭地指称“满蒙并非中国领土”。
从而，为其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割离制造依据；并扬言“要使全世界知晓有关满蒙主权”的真相，以渐进方式使“满蒙”得到新生。
同时，《田中奏折》还大谈了“对于‘南、北满洲’的利权，对‘内、外蒙古’的积极政策，对朝鲜移民的奖励和保护政策及新大陆的开发和欲完成的‘满蒙铁路’”。
只是，当昭和天皇阅览了田中义一《奏》呈的《对华政策纲领》后，却并未流露出田中义一所希望的愉悦之色，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爱卿，可记得在你组阁时，朕有八字赠于你？”
田中义一赶紧答道：“记得，‘少安毋躁，特别慎重’，陛下御训，臣时时铭记岂敢忘怀。”
昭和天皇闻后，遂又道：“既如此，则好；你可须知，朝鲜、满蒙乃至中国，都是我们的兄弟，迟早是要同大和民族融为一体的；不过，得要有耐心，不可操之过急。”
就这样，昭和天皇将田中义一的《对华政策纲领》放进了皇室的“御文库”中，暂时搁置、没有宣谕。
田中义一听了天皇的一番“训辞”后，已领悟了其中的旨意；觉到了，天皇其实已认可了自己所拟“先征服满蒙、再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的方针；只是，认为时机未到、才告诫“要有耐心”，这正是天皇比我等圣明之处。
因而，田中义一没再多言、喏喏而退了。
然而，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呈《奏》后，即将“东方会议”精神付诸实施了，且拟仍先从《奏折》中所议“新大陆的开发和欲完成的‘满蒙铁路’”入手。
于是，田中义一即派遣吉田茂、芳泽谦吉及新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先后对张作霖施压、以解决“满蒙铁路”悬案。
同时，又提出了修筑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铁路”、长春至大赉的“长大铁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铁路”、洮南至索伦的“洮索铁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铁路”等五条铁路线；并欲通过与张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丰二及其顾问町野武马，促使张作霖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认可。
张作霖觉到，这横贯“满洲”的五条铁路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岂可轻易许诺；于是，只得念起了“拖”字诀，以“国论鼎沸，当慎行缓议”为由虚与委蛇。
张作霖将《满蒙新五路协约》拖而未决，令田中义一对他的诚意开始怀疑了，本欲采取强硬措施、迫其就范；然因，想到昭和天皇的《御训》“得要有耐心，不可操之过急”，田中义一这才克制忍耐了，打算再瞧一瞧张作霖如何答复再说。
而张作霖见日本人没再追迫，遂将《满蒙新五路协约》摆置一旁了、迟迟没作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