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中旬，一个完美诠释了拉泡稀屎都会汗流浃背的季节。
这季节里孩子们穿着凉爽的衣服、拿着厚厚的作业、过着炎热的暑假，且上着并不算情愿的各类补习；我知道他们偶尔也会向父母（以及长辈们）哭着、吵着要街边的冰棍和远方的旅行。而上了年纪却还能行动的老头老太们，总在吃饱喝足后，拿着扇子，提着板凳，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小区和胡同的阴凉下；我知道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而且是区域非常分明的队伍——他们打牌、下象棋、聊家常，甚至骂街、排泄、逛市场都三五成群的一起。
与此同时，普城市市委的上访大厅前，又挤满了一批来讨说法的泱泱民众；他们不畏炎热、自备饭水，把特制的横幅和标语都高高的举过头顶，而且一举便是整整一个下午；早已待命守候的警察叔叔与保安哥哥们义正言辞地说：“在崇拜民众们坚持不懈的精神同时，我们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毕竟谁也说不准他们是不是给云南白药做广告的，谁也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从精神病院里偷跑出来的，谁也不知道这些群众里有没有坏人！”不过，据有关人士了解；民众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一方面因为俗语曾说‘头上三尺有神灵’，希望让老天爷睁开眼的时候能多少关注到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单独贴在墙体上的五个金漆大字（为人民服务）比较孤单，这样实在是体现不出矛盾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所以民众们也只好用实际行动来贯彻和弘扬哲学。
坐在公交车最后的我，从口袋里掏出昨天新买的圆珠笔和小记事本；就这样在纷杂错乱的情感支配下，熔炼出了诗集的第一句：
窗外；忽而极速、忽而缓缓停歇，等待。
就像是一只雄性生殖器在不停地受着各种刺激、在与不同的目标进行巡回做爱。
我知道：纵然很多人，很多事，都在世间奔走忙碌；但我们所存在的现在，其实——早已定格好了这时代。
“嘿！你还没下啊？”公交司机向后车厢瞄了一眼，然后转回头去对我说。
眼睛和思想从纸笔之间收回，我抬起头，不好意思的说：“师傅，我最后一站。”
当然，很多年轻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仍旧坚守在枯燥的岗位上；可我总觉得这是种病态。
也许，我从学生时代跨入工作时代都两年了还不能适应。但保守甚至愚蠢的我从没向别人提起过，那段青春中充满忧郁而荒诞的我的过去。
“张程？张程啊！快起床，不然，起晚了啊！”我的母亲总是在清晨的六点左右，准时来叫我；从上学时，这样；到上班后，也是这样。可这种无以言表的反感，像是随着时间岁月在默默消失。
母亲有一张圆盘脸、脸上是近乎塌陷的双眼，每次说话或皱眉，眼皮和眼角的褶都显得很自然、也很协调。只可惜，她长有一个趴着的鼻子、和一张街坊嘴；不错，这种人永远是吵架的主力军，而且总能把一些不好的情绪、以及不好的事情铭记于心，就像是一座等待随时爆发和喷涌活火山。
“张程？你听见了吗？起床！！！！！”
我模模糊糊地从随之消失的梦中醒来，然后在床上边伸懒腰，边说了句：“妈，我知道了。”见我睁开眼，应和了一句，母亲就随着她的身影离开了。
起床后，身上便感觉到汗漉漉的；电扇在床边的不远处仍旧卖力地转着，相信它和执着的蚊虫一样整个晚上都没停歇。（想必拿着iPhone、抱着老婆、睡在软床上的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们，在此时，定会捡起常用的伎俩——装模作样的开始羞愧了。）关掉电扇，打开门窗。不知道这个月的水电费会多付多少，那也不是我所关心的；毕竟不管怎样爹妈都还是会去交上。
与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不富裕也不算贫穷；但是一碰到人情事事，我们就得掂量掂量口袋，考虑考虑明天。例如：那年冬天我母亲做了个手术，从卵巢里取出了两个瘤子。母亲是退休的工人，自然会减轻一些负担。不错，就是可以医疗报销的。但可惜的是，报销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五。就是说在医院看病花费100元，只会报销75元；后来，我对这种想法表示很悲哀、而且是一厢情愿的那种悲哀。母亲出院后我才知道，有些药物居然是不在报销之内的；（更可惜的是，你自己要先垫付上一部分钱或者全款，然后等出院时社保、医保才能给你报销。）我曾看网上说我国的医院不是治病的，是单纯卖药的。——没想到原本很好的惠民政策，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丑陋的虚晃。不光这样，它还从侧面应验了一句无厘头的话：‘真不知道！那群管事的拧导是干什么吃的？’
还好我们一家是勒紧腰带、艰苦奋斗的典型，虽然不能说我们有红军长征中吃皮带、嚼树皮的精神；但是自我出生开始便把喝劣质奶粉、吃添白馒头、服皮鞋胶囊，用致癌衣物的精神丝精神延续了下来。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如此。
其实，从小到大——我总觉得这艰苦奋斗是没有回报的，因为祖先流传下来的书里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就是因为母亲的病，我才颠覆了这种带着偏见的古训。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尝到艰苦奋斗的回报。
可能是我们这些年，家里的情况，让邻里四方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可能是让这很少能睁开眼睛的上苍，给撞见了，而且我估计上苍还迎风流泪了。
没想到，我们全家还都在睡梦中为医药费惆怅的时候，邻里们居然在凌晨两点多，自发组织起了一场大型的爱心借贷；“乡亲们！同志们！对于张程母亲的。”村边的西头不知何时搭起的戏台，王瞎子和李瘸子在戏台下面维持秩序、张寡妇和一群光棍们在台上载歌载舞、而村支书和党员们在戏台的喇叭下面带头融资。此时，我们全家正在睡梦中，被喇叭的广播吵醒后，全家人的嘴巴像得了中风和脑血栓一样——惊讶的，久久不能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