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克里·波洛起身告辞之后，杰里米·富勒顿坐在书桌前。用指尖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然而，他的眼睛却在看着远方——他陷入了沉思。他拿起一份文件，垂下眼睛，可还是集中不了注意力。
电话铃响了，他抓起话筒。
“迈尔斯小姐吗？”
“先生，霍尔登先生在等您。”
“我知道了。对，和他约好是三刻钟之前会面的吧。他说了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吗？好，好，我明白啦。上次他也是这个原因来晚了。请告诉他我刚才在跟另一个客户谈话，现在时间不够了。你约他下周再来，好吗？这样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啦。”
“是，富勒顿先生。”
他放下话筒，目光落在文件上，还沉浸在刚才的思绪当中。他还是看不下去。脑海中浮现出过去的事。过了两年啦——差不多整整两年。今天上午这位古怪的、穿着漆皮鞋、留着大胡子的小老头问起各种问题，唤醒了自己的记忆。他耳边响起了两年前的一次谈话。
他仿佛又看见那个矮胖的身影，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棕色的皮肤、暗红色的大嘴巴、高颧骨、浓黑的眉毛下一双蓝色的眼睛紧盯着自己。那张脸上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活力，那是一张经历了不少苦难的脸——也许从来都承受着磨难——却从来没有学会向苦难低头。这种人会抗争到最后。可她现在在哪儿呢？他心中暗想。她还是想办法逃脱了——她是想什么办法逃走的呢？有谁帮她呢？会有人帮她吗？肯定还是有人帮了她一把。他想她大概是回到了中欧的某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她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最终不得不回到那里去，否则除了束手就擒之外她没什么可干的啦。杰里米·富勒顿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
他相信法律，瞧不起如今很多法官对犯人从轻发落，接受学术界的影响。像学生偷书、年轻的女人从超级市场上偷东西、女孩子们从雇主那里偷钱、男孩子们偷电话箱中的硬币等等，他们根本不是走投无路，大多数也并不是真的需要，只是从小被惯坏了，觉得凡是买不起的东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尽管他坚信应该严格执法，富勒顿先生还是很有同情心的，他常常对人充满了同情。虽然奥尔加的自我辩护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他还是对她充满了怜惜之情。
“我来求您帮忙，我觉得您会帮助我的。去年您很友好，您帮我填了表格，好让我在英国再呆一年。他们跟我说：‘你不想回答的问题都可以不回答。律师可以代表你说话。’于是我来找您啦。”
“您说的情况——”富勒顿先生记得自己的话多么冷漠无情，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怜惜之情，话语倒显得越发冷漠，“不存在。
这次我不能为您辩护，我已经代表了德雷克家。您清楚，我以前是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私人律师。”
“可她死了，她死了就不需要私人律师了。”“她很喜欢您。”富勒顿先生说。
“是的，她喜欢我。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一点。这就是她想把钱留给我的原因。”“她所有的钱？”
“是啊，为什么不行呢？她不喜欢她的亲戚。”“您错了。她很喜欢她的外甥女和侄儿。”
“嗯，她也许喜欢德雷克先生，但她不喜欢德雷克太太。她觉得她很讨厌。德雷克太太总干涉她，不让她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让她吃她爱吃的东西。”
“她对老夫人负责，想努力地让她遵从医嘱。比如说忌口啊，少运动之类的。”
“一般人们都不喜欢遵从医嘱。他们不希望亲戚横加干涉，他们希望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她很有钱，她想要什么都能买得起。只要她喜欢，每一样东西她都买得起，她相当相当有钱，花自己的钱她买什么都行。德雷克夫妇本身就很富裕，他们有幢好房子，还有好衣服以及两辆汽车。他们好过得很，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呢？”
“他们是她仅有的亲戚。”
“她希望把钱留给我。她同情我，知道我饱尝了艰辛。她知道我父亲被捕后，我母亲和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她知道我母亲后来是怎么死的。全家人都死了。我忍受住了可怕的一切。您不会知道生活在一个警察控制的国家里是什么滋味。我以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您在替警方说话。您根本没有站在我这一边。”
“对，”富勒顿先生说，“我是没有站在您这一边。我很遗憾这件事发生在您身上。但这一切都是您自己造成的。”
“不对！我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我做什么了？我待她好，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给她弄来许多他们不让她吃的东西，巧克力啦，黄油啦等等。
一直只让她吃菜油，她不喜欢菜油。她想要吃点黄油。她喜欢放很多黄油。”
“这不仅仅是黄油的问题。”富勒顿先生说。
“我侍奉她。我对她如同亲人！于是她感激我。于是她死后我发现她大发慈悲，把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还让人在公文上签了字。而德雷克家的人过来对我说我不能继承。他们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说是我逼着她写的遗嘱，还说了些更不像样子的话。太不像话啦。他们说遗嘱是我自己写的。简直一派胡言。
是她写的。她写的，然后把我支开，她叫清洁工，还有吉姆，还有园丁进来。
她说要让他们在公文上签字，不要我签字，因为钱是留给我的。为什么我就不该得到这笔钱？为什么我在生活中就不能有点好运气，就不能有点欢乐？当我得知消息之后我憧憬着去做许多事情，简直妙不可言。”
“我丝毫也不怀疑，真的不怀疑。”
“我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憧憬呢？为什么就不能开心呢？我将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我做错什么啦？没有。告诉您，我什么也没做错，什么也没有。”
“我努力地向您解释过了。”富勒顿说。
“全都是谎言。您说我在撒谎。您说是我自己写的那份公文。我自己没有写，是她写的，谁也无法说不是的。”“有人说起了很多事。”富勒顿先生说，“听着，别再辩解了，听我说。
卢埃林·斯迈思夫人写信时，常常让您代笔，并让您模仿她的笔迹，模仿得越像越好，有这回事吧？因为她觉得用打字机给亲戚朋友写信十分不礼貌，这种老观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如今谁也不在乎信是手写的还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卢埃林·斯迈思夫人不这样认为。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嗯，明白。她是常常让我这么做。她会说‘奥尔加，这四封信你来回，照我跟你说的以及你速记下来的回吧。你用笔来写，字体写得跟我的越像越好。’她让我练习模仿她的字体，注意每一个字母她是如何下笔的。‘只要看上去差不多跟我写的一样就行了’她说，‘然后签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让人知道我连信都写不了啦。你知道，患了风湿病，我的手腕越来越不灵便了，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愿用打字机写私人信件。’”“您完全可以用您平常的字体来写，”富勒顿先生说，“然后在末尾写上由秘书代笔，不就行了吗？”
“她不想让我这么做。她希望别人认为是她本人动笔写的。”
富勒顿先生心想，这肯定是实情，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一贯的作风。她深深厌恶提及自己上了年纪、今不如昔的事实，比如说以前会做的一些事现在做不了啦，走不了那么远或者爬山没以前快啦，手没有以前灵活（尤其是右手）等等。她希望能跟别人说：“我身体棒极了，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想干都能干成。”是的，奥尔加说的是实话。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别的一些因素，一开始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起草并签字的附加条款才没有受到怀疑。
富勒顿先生回忆起来，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渐渐起了疑心，因为他和他年轻的合伙人都十分熟悉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的字体。是年轻的科尔先开口的。
“我真没法相信附加条款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我听说她最近患了关节炎。看看这些她亲笔写的东西吧，这是我从她的公文中挑出来的。这附加条款不太对头。”
富勒顿先生也觉得不太对头。他说要请专家鉴定。结果十分明确。各位专家都一致认为附加条款不是出自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的手笔。
要是奥尔加不那么贪心，富勒顿先生心想，要是满足于在附加条款一开始写上（如这份公文的开头一样）——“因为她无微不至关心我、对我体贴耐心，我留给她——”也只能这样开头，接下去说明给这位姑娘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但是把所有的亲属全部撇开，特别是她的侄儿，以前近二十年中立的四份遗嘱中他一直是她的剩余财产继承人，把他也撇开，而把一切都留给外人奥尔加·塞米诺娃——这不像路易丝·卢埃林·斯迈思能做得出来的。事实上，只要借口存在过分的压力就可能推翻这样一份文件。不行，这个急脾气的孩子太贪心了。也许卢埃林·斯迈思夫人说过要给她留点钱，因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因为她心地善良，因为她满足了老太太的一切要求而得到了老太太的宠爱。由此奥尔加便憧憬着她会得到一切，老太太会把一切都留给她，她会得到所有的钱。所有的钱，还有房子、首饰。一切的一切。贪心的姑娘。现在遭报应啦。
富勒顿先生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无法坚持住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有的立场，忍不住怜惜起她来，对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自从呱呱落地之日起，她就饱尝了艰辛，领略到了一个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家的暴力，失去了双亲，又失去了姐姐和哥哥，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时时在恐惧中度过，这一切造成了她的个性。无疑自她出生之日就形成，然而从前都没有机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一种孩子气的贪婪之心。
“谁都跟我过不去，”奥尔加说，“谁都是。你们都与我作对。你们这么做不公平，仅仅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度，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呢？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真的觉得您没有多少可做的。”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好的机会在于讲明实情。”
“要是我按照你们希望的去讲，那纯粹是撒谎，不是真的。
她写下的遗嘱。她在那儿写的。别人签字时她让我出去了。”“您知道吗？存在于您不利的证据。有人会说卢埃林·斯迈思夫人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文件上面签字。她有好几种公文需要签字，签字前她一股不再浏览放在面前的究竟是哪一种。”
“那她连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
“亲爱的孩子，”富勒顿先生说，“您最大的指望在于您是初犯，而且您是外国人，您只是粗通英文。于是您也许会被从轻发落——或者还真能缓刑。”
“嗯，只不过说说而己。说的好听。我会被投入大牢永远不会放出来。”
“看，您又在胡说啦。”富勒顿先生说。
“我要是能逃走就好多了，要是我能逃走藏起来让谁也找不着的话。”
“一旦发了通缉令，在哪儿都能把您找到。”
“要是我跑得快就不至于。要是我马上离开，有人帮我的话就不会。我能逃走，逃离英国，乘船或者坐飞机都行。我可以找人伪造护照签证以及一切必须的证件。有人会帮我。我有一些朋友，有些喜欢我的人。有人会帮我逃走，从此消失。我需要的就是这些。我可以戴假发，也可以拄着双拐走路。”
“听着，”富勒顿先生严肃地说。“我很同情您。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位律师，他会尽全力帮助您。您不能指望逃走。您说起话来简直像个三岁孩子。”
“我有足够的钱。我攒了不少钱。”接着她又说，“您努力地想对我友好些。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全跟法律有关。但有人会帮我的，有个人会。我要逃到一个任何人也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富勒顿先生心想，没有人找到过她。他想知道——是的，他很想知道——她一直呆在哪里？现在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