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经过短暂接触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汪精卫的态度非常之好，政治观念很稳定，与ＣＰ可以合作下去，甚至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又说汪精卫来后上海争斗比较缓和，前晚蒋已下动员令，后因汪来即收回。
后经查实，蒋介石到上海后，４月１日的确下令刘峙发动围缴纠察队枪械，适因汪精卫到上海，蒋介石将命令收回了。
这几天，陈独秀就是生活在国际和国内酿造的和平氛围中。
４月３日，他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陈独秀早早地伸出手，和汪精卫寒暄不已。陈独秀问：“听说你去了一趟莫斯科？”
汪精卫没有正面回答：“孙先生是主张联俄联共的嘛。”
陈独秀和周恩来坐下：“共产国际和我们的态度一样，是希望你回来的。”
汪精卫颔首：“兄弟在外都听说了。谢谢你们的信任。”
陈独秀：“你不在，国共两党闹得很僵，蒋介石在九江、安庆都做出来了，我很担心上海的形势，你来了就好了。”
“这几天我和稚晖、元培、石曾诸同志谈话，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汪精卫在微笑中说着严肃的主题。
“决无此事！”陈独秀断然否认，“这个事情，我和稚晖多次声明过的，纯属谣言。”
“没有就好，我再和稚晖谈谈。”
汪精卫像个好事的仲裁者一样，开始在国共两党间跳来跳去，而将他的终极目的隐蔽得很深。陈独秀走后，他又向吴稚晖、李宗仁、张静江吹风。吴稚晖摇头晃脑，咧着嘴：“你要听他的，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陈独秀的话都是骗人的。你叫他写在纸上试试！”
汪精卫就跑到陈独秀处，把吴稚晖的话一说，陈独秀反倒急了：“怎么是空口无凭呢？我可以写在纸上，叫他看，叫天下人看。”
４月４日，陈独秀将自己写的一个声明态度的材料，交给汪精卫。写作酝酿时，陈独秀反复翻看国际来电，以便使自己的观点更符合国际精神。汪精卫接过来看，上面有两点很醒目：一是表示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二是表示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陈独秀还写道：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两党果真如此，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有好处。”
“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如何？”
汪精卫同意，重新细读了一遍，签上名。第二天，《时事新报》、《汉口民国日报》都发表了这份《汪陈联合宣言》。蒋介石见了直拍桌子，吴稚晖张口便骂：“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兔子横眉竖眼。”当天，吴稚晖当着众人面质问汪精卫：“孙先生在日，也没有同意国民党与共产党共治中国，只言共产党帮助国民党。”
汪精卫赔着笑脸：“我们只讲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没有讲两党共理中国呀。”吴稚晖也在追问：“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
汪精卫好似很委屈：“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如此，不发就是了。”
“你应该知道，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稚晖讥笑道，“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不见得吧！？”
汪精卫十分难堪。羞怒之下，他乘夜船去了武汉。
据后人推测，也不排除汪精卫当时有动摇的心情。
从共产党的本意来说，发表汪陈宣言，是想从策略上打破右派的伎俩。这从罗亦农４月６日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可以看出，罗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被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的分子也可不怀疑，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是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另外，是想缓和紧张空气，使冲突“暂缓爆发”。
然而，在这种非常时刻，哪怕是和风细雨的求和之声，在敌对者看来，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都可能夜长梦多，都是一种宣战。
蒋介石也怕汪精卫真生变故。他怕汪精卫将武汉政府和共产党搅到一块，那样，仅凭蒋介石的力量是难以撼山的。
于是蒋介石不能再等待，他要赶在风雨之前，一个闪电霹雳……
不能说共产党方面毫无警惕。陈独秀是和汪精卫一样，到武汉去了。留在上海的区委们在４月６日开了活动分子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在说明此次会议的原因时，特别强调：“现在上海犹处危险时期，不仅关系上海革命，也为中国工人胜利与失败的关键。现在大多数同志尚未明了现在政局，所以召集此会。”接下来，罗亦农所作的报告中也指明，当前时局紧急来源于国民党新右派的向革命势力的争斗，斗争性质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罗亦农概括了上海和整个革命的危险局面：蒋介石为一切右派反动派的集中点，凡是与武汉政府对立的人物都集中在上海了，所以这个争斗是全局性的，不是简单的上海问题，这个争斗的主谋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江西、安庆、芜湖、杭州、宁波都有烧工会、捣毁党部的事实，上海虽未爆发此种行动，但正在酝酿中。
上海区委在积极准备，没有人想到退却。
然而，他们没有经验。
在他们一片乌云密布的心灵的天空中，他们企盼那个“宣言”会营造奇迹；他们寻找着远方的一隙强光。
国际会说什么？
陈独秀翘首以待。
在等待中，他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潭。
他的缓兵之计，非但没有缓住敌手，反而麻痹了自己。
汪陈宣言发表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广有影响的《国际评论》说：更使外国帝国主义失望的是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共同签名发表的宣言，在宣言中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任务不是完成他最后目的，而是同国民党合作达到国民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同时在国民党一方面也劝告自己党员忠实地与共产党员合作，因此，中国革命的仇敌者都应当知道国民党是一个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有机体，它可以打断一切和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妥协。
当悲剧过后，陈独秀才告诉同志们：当蒋介石在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等等……上海区委已经认识到共产国际这个藏枪批示是自杀，情愿不避大的流血与牺牲……
上海区委被政变的车轮碾进了血泊。
政变的连锁反应
蒋介石在完成了政变的一切准备之后，于４月９日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４月１２日，反革命政变就爆发了。
政变是由杨虎、陈群出面策划，利用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力量组织打手，又联合洪帮，成立秘密的“共进会”及公开的“工界联合会”，组织帮会群众数千人，自备武器，臂缠白布，上书“工”字为号，在取得国民革命军及租界当局总领事费信淳的同意后，由原任宁波炮台司令张伯岐任总指挥，向工人纠察队进攻。前一天晚上，由杜月笙出面设宴，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宴。
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李泊之劝其不要去，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去：“我过去和青洪帮流氓经常打交道，他们还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
他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日凌晨，祁齐路上的北伐军司令部内响起了军号声，上海滩内的炮舰也拉响了汽笛，被雇用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至１２日，双方发生枪战；继由东路军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戒严副司令周凤岐，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对双方实行缴械。２７００名配有１７００支长枪和几十挺机关枪的工人纠察队在几小时内就被解除了武装。工人纠察队有的来不及反抗，有的虽拼死抵抗也不能幸免，几百名工人纠察队员被杀害。
４月１２日是历史染血的一页。
也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天。
周恩来原来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顿和教育工作。１１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先由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装作无事似的邀请周恩来到师部议事。周恩来想到二十六军也需要做工作，就去了。３０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清楚地记得：“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他们一去，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同时就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手。１２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原来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熟识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澄镜到了第二师司令部，见周恩来正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周恩来对着斯烈怒发冲冠：“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这样做是决无好下场的！”
斯烈低首喃喃：“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恩来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误会，误会。”
周恩来气愤至极，不再理睬他，转身同黄澄镜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的办公室。
从周恩来的回忆和当时报刊分析，斯烈的欺骗能够得逞，与当时中共领导机关（包括周恩来本人）对二十六军政治倾向的估计失误有关。周恩来在３月３０日的特委会上曾认为，斯烈可以指挥周凤岐，如斯死，二十六军则可完全为蒋所用；罗亦农也认为二十六军左派居多。因此，总工会在４月１１晚接到流氓将来袭击的密告后，仍把希望寄托在二十六军保持中立甚至支持革命上，特备函该军，请求他们在万一发生不测时，给予援助。在这种整个领导机关的估量出现偏差的情况下，不能即时识破那种以谈判为名把指挥员与队伍隔离的精巧骗局，无论如何是可以理解、无权苛责的。
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事件发生后，上海各界纷纷起而指责白崇禧等人的反叛行为。连《时报》也在呐喊：扶助农工为孙中山手定的政策，工人纠察队为民众武装自卫的表现，今受此横暴摧残，何以自解于革命民众？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４月１３日上午，闸北工人群众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和上海军事当局的反对行径，要求收回工人武装，惩办破坏工会的军官，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属。
会后，群众前往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早已埋伏于此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竟开枪扫射徒手群众，枪击历时十五六分钟，死者血流街道，伤者纷纷倒地，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闻，当场受击毙命者达百人之上，伤者更不可数计。反对军队制造血案之后，即实行清街，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埋藏，每车堆装十余人；尚有重伤不及死者，亦被横拖倒拽放置车上，送入土窟。南市方面，也发生了反对军队向游行工人群众开枪事件，当时立毙十余人。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派杨虎为上海警察厅长，更加疯狂地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杨虎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甚至公开发布命令，以金钱悬赏共产党人：如查获首要者，每名赏给大洋１０００元，附从者每名赏洋５００元。自１４日开始，被拘捕至龙华总指挥部的共产党人有千余人。上海狼虎（杨虎）成群（陈群）而出——这种流行一时的说法形象地描绘了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
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举动大加赞赏。上海商业联合会和银钱两业公会分别发出了拥蒋清党电：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
帝国主义的报纸一致赞颂蒋介石处置适当，其中，日本报纸最为活跃。《朝日新闻》谓此次举动“可造成更稳之空气而终止上海仇外骚乱”；《日日新闻》则称：
上海方面之行使非常手段，一面表示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决裂固不待言，同时亦表示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点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
蒋介石自己好生得意：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浩大……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或迟或早，一致起而铲除。彼等终于无尺寸立足地！
蒋介石是４月９日进驻南京的。这天下午，本来公共体育场正在召开迎汪复职大会，未料蒋介石不期而至。为了给蒋一个面子，迎汪大会临时改为迎蒋大会。蒋介石还没露面，他的打手们已先登场，他们手持木棍、铁棒、手枪等凶器，先冲入市党部，将办事职员捕去十余人；又到省党部将各部长及职员捕去二十余人，呼打一小时之后，又捣毁了市总工会。１０日上午，南京十万之众集会，向蒋介石请愿，提出保护省市党部、工会组织，将反对分子交人民审判。蒋介石不肯答应，愤怒群众誓死不离总司令部。僵持数小时之后，“南京劳工总会”的数百名流氓打手，手持竹棍等凶器，冲进群众队伍乱打一气，并开枪打死数十人。群众向东辕门拥去，压死、踩伤、打伤者难以计数。当时，中共南京地委召集紧急会议，由于不慎走漏了风声，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等十余人被捕，先后遇害。
这是先于“四一二”的南京“四一○”血案，同为蒋介石幕后策划，是为其在南京另立中央扫清道路而为。
在这个信号之下——广西：留守南宁的黄旭初、伍展空等人接到黄绍的清党电令后，立即行动，于４月１２日逮捕了中共在广西的领导人梁六度等１３人，并通缉黄家桢等人。之后，不仅共产党人被杀害，连倾向革命的人士也未能幸免。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忆及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人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廪生，住居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
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
有一次，他竟大胆地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２０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
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