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上海，照例先去看看宋母，然后住到宋子文公馆。在这里，蒋介石召见时常来往于沪宁之间的徐恩曾。在钱壮飞是共产党员的消息泄露后，蒋介石把徐恩曾叫去严厉训斥了一顿。徐恩曾原先每周六都要回上海花天酒地一番，现在只好收敛了，只有蒋介石不在南京时，周六才敢溜回上海。这次蒋介石突然出现在上海，又让他悬了一颗心，不知是否有祸事降临。蒋介石在铺着榴红地毯的宽大楼梯上慢腾腾地走着。徐恩曾恭敬地调节着脚步，以便跟上走在前面的蒋介石忽快忽慢的步伐。
“顾顺章的情况如何？”蒋介石问道。
“这家伙培训特工人员有一套。我们原先半年的课程，他一个半月就能教会。
戴笠还把他要去讲过几课呢。”
“周恩来有线索没有？”蒋介石似乎对徐恩曾说的不很感兴趣。
他继续带着徐恩曾穿过带顶的门廊，来到会客室。徐恩曾急忙走上来替蒋介石接过披风。
“你说说这方面工作的进展。”蒋介石没有忘记那个话题。
“以顾顺章名义悬赏周恩来的告示已经发出。”
“有什么用！”
“顾顺章又想了新办法。伍豪不是周恩来的代号吗，就用这个名字登个归顺政府的声明，即使抓不住周恩来，其他的共党分子一看，定会携众来归……”
“试试看吧。总之，一定要捉拿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就擒，共产党就会垮台！
这个话我已给戴雨农讲过多次，你也要明白！”蒋介石坐在那里，喝了几口白开水，心情沉寂下来，开始对徐恩曾和颜悦色，“这次我来，不为别的，只是和夫人一道参加陈诚的婚礼。听说王亚樵仍同共产党勾结，随时都会向我伸出黑手，婚礼的安全你要协助戴雨农负责，一定要万无一失。”
“上海的情况我比戴雨农熟悉，请委员长放心。”徐恩曾脸上终于露出笑容，自豪地解释着，这才发现手里还紧紧抓住蒋介石的黑披风，急忙起身挂到衣架上，回到座位掏出手绢擦了擦手心。
蒋介石并不情愿来参加一个下属的婚礼，但拗不过宋美龄的恳求才答应的；答应之后反而越想越应该来。这不仅因为这桩婚事是由他和宋美龄撮合成的，还因为第三次“围剿”又失败了，自己面临着下野的困境。他有意壮大陈诚十八军的声威，以便让陈诚早日能与亲桂系的何应钦抗衡。这是他在二十多年政治军事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一套。
陈诚这一段本不得意。１１月２９日，他的恩师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噩耗传来，陈诚无比震惊，泪流满面。心情又十分矛盾：既恸逝者，又恐蒋对他怀疑，直弄得吃不下，睡不安。战事也不顺：“围剿”红军到处扑空，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甚至连盐也吃不到，加上军中疾病流行，兵员大损。
陈诚自己也拉痢疾拉得两腿打战，所以他电请辞职。没想到蒋介石对陈诚曾援救邓演达一事只字不提，还勉励有加。最使他难忘的是蒋、宋还把谭延的爱女谭祥介绍给他为妻。中原大战后的陈诚，已是中将军衔的十八军军长，久为蒋介石所器重。
由蒋介石亲为择偶，更加促成了蒋陈政治上难分难解的结合。
这也是王亚樵庐山刺蒋、北站刺宋未果之后，盼来的又一次良机。他把行刺的任务交给两名杀手肖松和刘大发。
１９３２年的元旦，下午５时，上海沧州饭店热闹异常。新郎陈诚身着戎装，领章上的两颗中将金星闪闪发光，新娘谭祥一身素白的礼服，手捧鲜艳的花束，坐着红绸装饰的汽车，由另一部汽车上的乐队引导着，来到饭店门口。来宾尽是军政显要，所送的礼品时新、华贵，轰动了整个上海滩。证婚人蒋介石、介绍人宋美龄在前面引路，男女傧相在两旁护送，亲朋好友在后面跟随……
刺客刘大发和肖松围着饭店走了一圈，见门口证件验得十分仔细，又见后门也站了岗，知道今天难下手。等天擦黑，刘大发在外面放哨，肖松撬开厕所窗户翻身进到里面时，婚礼已转至宴请了。陈诚和谭祥挨桌给来宾敬酒。肖松站在宴会厅门口骨碌着眼寻找蒋介石，好不容易才发现蒋介石背朝着门坐着，身后站着两名卫士。
他再一看四周，每隔几步就有一个便衣守着，不吃也不喝，只管扫视着餐厅里的一举一动。猛地，肖松发现其中一个狠狠地盯着他的人，朝旁边一人耳语了一下，迅速朝着肖松站的地方走来……情急之中，肖松欲拔枪击蒋，还没等他掏出枪来，靠近他两边的暗探已冲了过来。肖松扭身夺门而逃，坐上刘大发开过来的汽车，一溜烟消失在黑夜的车流里……
酒过三巡，蒋介石这才缓缓起身，举杯向全场致谢。似乎他对刚才门口发生的一幕全然不知……
周恩来被“伍豪事件”恶意中伤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一天晚上８点多钟，在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从楼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人头戴一顶蓝色便帽，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下面也是一条蓝哔叽的中式裤子，手提一只小手提箱，招呼两辆黄包车，朝十六铺码头赶去。
这人就是周恩来，旁边是替他送行的共产党员黄平。
为了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没有下楼来送行。
到了码头，立即上了一艘不知是太古洋行还是怡和洋行的轮船，也不知是经过香港还是直达汕头。但上了船，危险毕竟减轻。他们在统舱里找到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周恩来认识他。于是黄平就把护送周恩来的任务交给“小广东”，自己在香港下了船。
月亮已挂在了海天之上，茫茫大海推送着黑色的波涛。涛声仿佛在询问这天涯的孤客。回想四年前他一人来到上海，四年后又是孤身一人离去，心头便有了铅一样的沉重。
１２月底，周恩来安全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可是在他身后，“灭周之火”又在窜动。
经顾顺章和中统要人的筹谋，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６日，上海《时报》首先登出一则启事：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示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掣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
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
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同样的内容在１７日的《时报》，以及２０日、２１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舆论界顿时一片迷雾。
仍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地下党认为此事不能沉默。在２２日的《申报》上就登出一条信函：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１８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此广告的用意是让人觉得有两个伍豪，起码对已经登出的《伍豪启事》有所考虑：到底谁是伍豪。
为了在党内澄清事实，２月２７日共产党的内部刊物《实报》登了一篇《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天的《实报》上还发表了《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个标本》一文，无情地揭露批判了特务们的可耻手段。
后来地下党又让黄慕兰找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为伍豪辩诬。陈志皋世代为官，其父陈介卿在法租界任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数十年，盛名遍布司法界。陈志皋思想进步，并不认识伍豪，但读过以此名写过的不少文章，便一口答应。但三思之后，他觉得自己出面，国民党当局肯定要干涉，不如找个外国律师出面，让国民党奈何不得。于是由陈志皋出面，请上海着名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先生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幅古画，巴和答应了所求之事。于是，３月４日《申报》的广告栏醒目地刊出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周少山是周恩来有时用的一个名字。这个启事巧妙地说明，“脱党的伍豪”不是周少山，也不是周恩来。
顾顺章这一招不灵，也被蒋介石讥为“愚蠢”。后来顾多次提出要面见蒋介石，都被蒋拒绝。顾顺章是个不安分的人，在遭冷落之际，悄悄地对他的亲信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地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顾的打算为徐恩曾所察觉，将其监视。忽一日，他在南京中央饭店发现蔡孟坚，急急跑过去搭话：
“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真共产党大员争取，支持中央政府，未获准，请你出面支持！”未及蔡孟坚答话，监视人员就把顾拖走了。蔡孟坚还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嗤之以鼻：“你捕到的共产党大头目顾顺章到底做了些什么贡献！他是个阶下囚，你还相信他有什么影响力？他连周恩来的行踪都搞不清楚，还侈谈什么争取，胡说八道！”
在场的中统陈立夫、徐恩曾、顾建中听到这几句话，相互交换了下眼色，心里便都有了底。顾顺章被软禁起来。１９３４年又关入苏州反省院，经蒋介石批准，翌年在苏州被秘密枪杀。据说在押解途中，怕他施术逃跑，行前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压邪术。
顾顺章是死了，死于１９３５年。
“伍豪事件”也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参与此事的“中统”特务组长黄凯透露了策划的内情。他说：有一次中统骨干张冲和我谈起ＣＰ（共产党）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是不是顾顺章的主意？），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季源溥（中统侦缉队长）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
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按理说，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谁也不曾料想，这个国民党并不经心制造的小伎，却使周恩来半生受害——又过了一个３５年之后，早已成为历史的“伍豪事件”又被天津的红卫兵翻了出来，并把那些旧报的抄件送江青手里。
江青立即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抄录了伪造的启事。
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她企图以此“拿住”周恩来。周恩来在两天后即作出反应，给江青回了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还让秘书调来了当时上海的旧报，再次核对，并给毛泽东写了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８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２月１８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２０日、２１日登出伪造的启事，２２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１６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
查遍１９３１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合订本一册，《申报》１９３２年１月２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毛泽东阅信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１９３２年，毛泽东就在江西的井冈山。１９６７年底北京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又提到了“伍豪等启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１月１６日明确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这一年的５月８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他让周恩来在适当场合给大家讲一讲，录个音，存入档案，免得老有人拨弄是非。康生、陈云都证明此事纯系伪造。周恩来对此事极为认真。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０日，他通知江青，已将所有有关材料和信件拍照存档，附信说明：“此事在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凡熟习（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１９４３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周恩来专门在录音两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６月２３日，周恩来讲了，并录了音。陈云也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周恩来病情加重，第八次被送进手术室，他自觉此次生死难卜。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秘书要来了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所作报告的记录，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而后仰起苍老的脸，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去世以后，邓颖超多次给侄儿侄女们讲起这段旧案。１９７９年国庆节，周秉建结婚。利用这次聚会，邓颖超说起“伍豪事件”：“当时党中央知道这是敌人对你伯伯的诬陷，也处理了这件事。但是，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四人帮’又翻出这件事，来陷害你们的伯伯。正好有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假的，很快拿出了当时的证据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是敌人伪造的，不能相信。’现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了，组织上要搞一套材料详细说明这件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关系到你们伯伯的历史，也关系到你们下一代的事情。所以我感到有责任向你们讲一讲，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