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起义领袖们已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柱时，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一声声感叹：当时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弱；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败走香港，周恩来差点走到生命的尽头。
庐山之侧的起义领袖们
南昌起义很快成功，又很快失败；多年来党史军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原因。
当年起义的领袖们已经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帅，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过一声声的感叹。
周恩来：这也是没有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在起义失败后，当年党中央开了个会，就是责备一顿，没有总结什么经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有很多教训要吸取……
朱德：当时想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
贺龙：我们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弱……
陈毅：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所以能够胜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里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
老人眼中的历史，是一块凝固的化石，条纹清晰。
而当年他们揭竿而起时，没有历史的前车之鉴；没有来自国际的先见之明；连那个党本身还在幼年时期。
历史又说：没有幼稚就没有成熟。
这倒应了斯大林第一次握着毛泽东的手时说的那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失败——其诗意恰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南昌起义有着深入研究的张侠先生，曾归纳过当时的三种选择：一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这是一种可能；二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当时叫“下海”），准备将来再次北伐，这也是一种可能；三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依靠山区，依靠农村，依靠农民，建立根据地（当时叫“上山”），这又是一种可能。这三种方向，上策是上山，到农村建立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下策是下海。
聂荣臻后来也说道：“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
特别是４月１５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回到广东打开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老根”，一个“变色”，注定了错误。
一个上签，一个中签，一个下签。一把抓住那个下签——谁也不想失败！
失败总是隐身在重重帷幕之后。
庐山之侧的起义领袖们，在起义后的第一天晚上，便开始商量退出南昌之事。
还是在贺龙的二十军指挥部里。经过一天一夜的辛劳，起义的军事将领们几乎都没合眼。加上天又热，胜利后的人们都有一种运动员冲过终点的怠倦。何况打回广东的大政方针是早在武汉就已定了的，起义前后也无任何人提出异议。剩下的就是南下路线了——反正是个“走”，怎么走并不十分打紧。所以热浪袭击下的讨论一开始便显出烦躁的情绪。
刘伯承主持会议。
他眼睛不好，让满屋的烟气一熏，疼得流泪。他不说什么，迅速在桌上铺开他赶绘的军事地图，向在座的人们介绍：“先取东江，再取广州的战略既已确定，那么行军路线便有两条可以选择。”刘伯承长长的教鞭一端落在南昌下方：“第一条，是取道吉安、赣州，进入东江；另一条是取道临川、会昌，进入东江。参谋团委员的意见，多赞成第二条路。”
刘伯承按他习惯的一二三四详述理由：（一）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游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四万（在粤汉道上的李济深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二万（战斗兵力尚无此数），进攻起来难操胜券，且对南昌下游有张发奎一万以上敌军追击的顾虑。而临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不满三千之无力敌军，容易应付，即使敌人从他处调兵攻我，陆行同等困难，我可各个击破他。（二）交通上赣江虽比抚州河长，但同一上水，无多汽船可供使用，陆行则临川会昌路线较直而短，迅速可达东江。（三）江西农运均属不好，临川、会昌一带，较吉安、赣州一带尤为幼稚，如我军与集中之强敌相遇，望之扰敌均无把握，给养上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秋收之时，临川、会昌路上并不困难。（四）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地境，与湖南农运力量自然容易联络，但迅速到达农运更好之东江，才是我们之目的，况此道最可虑的，我军湘籍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常叛逃之可能。
刘伯承讲完，屋里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准备太充分，与会者头脑中一闪而过的种种念头，难以启齿。
还是有准备的叶挺说话：“对于回粤路线，我反复想过。以由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南下广东，取得海口为最佳路线。”
在静场的间隙，周恩来已抓紧时间打了个盹，精神顿时好了些。他敦促叶挺继续说下去。叶挺继续说：
“敌方的兵力部署，我们大致已经了解。朱培德所部四个师，在吉安一带与李济深所部的钱大钧、黄绍各军，共约１３个团。当然，从交通便利来说，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更为好些。”
贺龙倾向叶挺的后一种走法，马上接过来说道：“我主张走吉安、赣州。这是大路，好走。我们先消灭了朱培德所部，再向湘东前进有什么不好？这样热的天，这么多人，挤在一条小路上，做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叶挺仍按自己的想法说道：“大路固然好走。但沿途有重兵把守，即使我们能将他们全部消灭，但一到韶关，李济深可以利用铁路集中五个师以上的兵力与我们决战。我们且战且走，疲师远征，打起来不会占到便宜。再说，我军的后面，还有张发奎的两个师，我们是无力应付的。”
谭平山对军事并不在行，但叶挺所提路线的情况他很熟悉。他反对：“你说的那条路线，近乎深山密林，人烟稀少，行军十分困难。可能不等到与敌军交战，我们已消耗殆尽，再要遇上敌军堵截，那就是双重危险。”
“我是这个意思。”在叶挺和贺龙各抒己见时，一个说俄国式汉语的人站了起来。他就是唯一一个参加起义的俄国顾问库马宁。他的意见与叶挺一致，他说：
“我赞成沿着人少山多，难以通行的地区前进。这一条行军路线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对于行军是有很大困难的，应当考虑到大量武器和弹药没有什么东西搬运，民夫也缺乏。但是按照这条路线前进，起义者可以指望到达广东以前不发生大的战斗，就是说避实就虚。”
莫·弗·库马宁，中文名字纪功，也是苏共一位老党员。１９１８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中历任炮兵营长、步兵旅长等职。卫国战争时期担任海军领导职务。１９２６年来到中国，曾任黄埔军校和贺龙第二十军的顾问。参加了北伐，并随贺龙队伍进军南昌。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除了库马宁以外，还有驻叶挺二十四师的捷斯连科。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苏联驻武汉总领馆布留赫尔司令发密码电报把他们召回，命令他们立即回国。捷斯连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成了唯一一个参加八一起义的外国人。
纪功虽然只是一个人，人们却把他看作是一个方面军。
本来贺龙最担心的是辎重和腹背受敌的问题，现在纪功都已解释了。他原先想提出集中兵力攻打樟树、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他吐着烟雾咝咝吸气琢磨时，其他人都在附和纪功的意见。他特别注意听着周恩来的发言。
周恩来不希望这个会再疲惫地拖延下去。他的话从不会极端，一般都是赞成一种意见，而对另一意见略加说明：“我看还是走小路吧。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到达东江，避免与敌纠缠。大路很难避开敌人。”
主持会议的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达四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两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三千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同志们，不早了，快回去准备，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贺龙眉宇间皱了一下。
走哪条路似不重要
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因为不是参谋团成员，没有参加７点钟的会议。对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也没有多想。他总觉得前委已经有了结论，肯定是走吉安这条大道，首先解决朱培德部，以壮声威。他虽然担任了第三师师长，但仍时常出入军部，似乎仍在做着贺龙的“政治顾问”。他到部队转了一圈，回来恰好遇上参谋团散会，他拦住贺龙、刘伯承、陈公培他们几个人，问问会议决定。这一问，把他吓了一跳，几个人都告诉他：要走抚州、瑞金、寻乌这条小路。
“这不是胡闹吗，浩浩荡荡几万人马，放着大路不走，去走小路，要是遇上敌人围攻，逃都逃不出来。这在孙子兵法上也讲不通啊！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周逸群有些激动。他先盯着贺龙，因为对走哪条道他们曾经议论过，但这会儿贺龙低眉不语，似有难言之隐；周逸群又转向刘伯承。他知道刘伯承对军事在行，又是参谋长，他很想知道刘伯承为何也赞成走小路。
刘伯承是个极讲实际的人，尤其对军事上的事总是反反复复，想到十分通时才肯付诸行动。对会上的决定他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碍于面子，他没有坚持。现在经周逸群一说，他倒觉得事情严重起来，他一拉贺龙：“逸群讲得有道理啊，我看给叶挺打个电话，叫他来，咱们再商量一下。”
贺龙同意。
电话打到叶挺那里，副官说叶挺不在，召集军官开会去了。
周逸群急了：“他这是去向部队传达了吧？咱们干脆去找他吧！”
刘伯承和贺龙都认为不妥，并各自找了个座位坐下，静静地等候。
终于等到叶挺赶来，时间已是后半夜１点多。同样疲惫、来来去去的叶挺不太高兴，进屋后将帽子摔到桌子上，问道：“不是已经开过参谋团会议了吗，半夜三更的又开什么会？”
刘伯承将刚才谈论的问题简单说了一遍，叶挺脸上更是不悦：“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议来议去！”
贺龙打了个哈欠，说道：“我年岁大点，比不得你们，一天一夜没睡，精神来不及，我要去睡觉了。”
周逸群不想让贺龙退场。他知道，周恩来曾对党内的同志特意交代，对待非党的贺龙同志要尊重，不要使他有想法，党内同志、包括叶挺也都对这一点谨记在心，一般不与贺龙发生争吵。周逸群也知道自己不是军事内行，无论资历与影响都不能与叶挺相比，他估计他的意见很难说服叶挺，就想借贺龙在场之便，改变原来走小路的决定。贺龙这一退场，周逸群急切地喊住他：“总指挥，刚坚持到叶军长到了，你又要离开，这还怎么议呀？”
看来贺龙主意已定，他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回头说道：“你们商量吧。怎样决定都行，我一定执行。”
周逸群只得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都对叶挺说了。叶挺边说边摇头，已经有些不耐烦：“我已经向我的军官们宣布了，不能再变了。”
见周逸群不言语，叶挺的语调也缓和下来：“逸群哪，你要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如果光是咱们的老部队，我马上打个招呼，改起来不难。你要知道，不是蔡廷锴的第十师也归我管了吗，对他不好反悔。又是初次指挥他的部队，如果让他觉得我们老是朝令夕改，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刘伯承说：“今天太晚了，大家回去躺在床上想想，白天再议吧。”
各人回各人屋。
周逸群还是坐不住，又找到谭平山的房间。谭平山早已睡下，被周逸群叫起。
谭平山听明白周逸群的意思，吧嗒着嘴说：“你说走小路给养困难，这倒是。昨天晚上我也是主张到赣州再回向东江的，不过他们说的也有理。逸群，我倒不明白你，走小路还是走大路，反正大方向都是广东，有什么必要讨论来讨论去呢。你要觉得有道理，明天我召集个会，你再说说吧。都快天亮了，你别像个夜游神，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谭平山又“倒”下了。
周逸群回屋，反而愈加清醒，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谭平山果然召集了个会，让周逸群说说他的意见。周恩来、刘伯承、贺龙等都听着，有时还不自觉地点点头。这种气氛鼓励了周逸群，将走大路的好处和政治影响愈加发挥：“只要我们这支队伍在南下的大道上一走，不出几天，沿途的热血男儿定会来奔，队伍走一天扩大一天，影响远播一程……”
叶挺不喜欢“耍嘴皮子”，他眼睛一瞪：“你早又不说，已经决定了的事，你偏又来饶舌，你不怕动摇军心吗？”
此时此刻，大约没有比“动摇军心”这个字眼更可怕的了。
这句话太重了。
周逸群心里不服，但咽下了下面的话，不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刘伯承、贺龙本有支持周逸群的，到了此时，也都不好再说什么：他们可能有与谭平山相同的想法，走哪条路就那么重要吗？！
起义后的忙乱，天气的炎热，心情的急躁，都让起义领袖们坐不住：重要的是行动。
江西省委也接到通知，并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叶、贺部队即将南下，进取广东。
军队南下之后，就要放弃南昌。各机关立即将工作人员遣还原籍，机关文件全部焚毁，必要保存的可由各机关妥为保管。各机关的财务也要及时处理，要求在一两天之内办好结束工作，随时准备离开南昌。省委决定，除少数同志随军南下外，大多数同志应在部队撤退后，迅速离开南昌，返回原籍工作。至于今后的工作安排，要待回到本地后听候省委的通知。此外，省委将留下极少数同志在南昌从事秘密工作。
省农协秘书丘倜从省委开完会回来，立即造好了疏散人员名册，前往省党部找到组织部长罗石冰，他负责发放机关人员的遣散费。罗石冰在名册上签了字，丘倜就到总务处领取了一大捆钞票，回到农协后交秘书处分发。同时把各种档案集中起来烧毁，连家具都让大家搬走。省农协还库存了大约１５万元的现金，还有两件“宝”，就是邵式平在贵溪没收来的，张天师的七星宝剑和一颗汉玉“张道陵印”，全部交给了省委秘书冯任，因为他是留在南昌做地下工作的。
就在这一天，丘倜得到省委负责人的通知，要他去向一位负责同志汇报江西农运情况。他带着省委的介绍信，前往三道桥附近的省立第一中学分部。警卫人员将他带到二楼东端的一间教室里。他一进门，就看见椅子上端坐着一位蓄着很长胡须的同志，仔细一看，啊，这不是周恩来吗？丘倜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当时周恩来正好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所以认识。
周恩来几乎记得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的名字，尤其是像丘倜这样特别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