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被写进了决议，这就是重新组织军队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雇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
争论中产生的又要作为指导性文件出现的国际决议，是一张难以一口品味出咸淡的圆饼。因其全面，而不免有其自相矛盾之处；又因制作者多为职业革命家，又不乏远见卓识之点。就像共产国际难以具体指导中国革命的每一步骤，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找到一条没有荆棘而布满阳光的路。
但斯大林对武装斗争的一再重申，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
共产党对手们最不能忍受的也是这一点。
当罗易在６月１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时，决议中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发展军队一项，已被斯大林具体到了人数；而当罗易将此电愚蠢地拿给汪精卫看时，分裂的局势顿时加剧了……
罗易泄露了斯大林的“指示”
５月底６月初，共产国际有关武装斗争的指示传到中国。特别是那个史称“五月指示”的电报，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口吻：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人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罗易接到这个电报，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也出席会议。陈独秀看了电报，又是半晌不吭声。因为电报的内容刚好是前几天他才否定过的。蔡和森是个武装暴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周恩来和吴玉章也是三番五次提议要建共产党的独立武装；毛泽东一开口就是土地革命，这些被他陈独秀否定了，现在再来宣布共产国际的电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
他试探着说：“我的意见是先不要把这个电报的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蔡和森自然不同意：“不拿出电报，不是扣压国际指示吗？湖南等地的同志们很需要电报的支持。”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意见一致：“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局势，汪精卫能组织起革命军事法庭去惩办蒋介石？”
罗易对汪精卫寄予更大的希望：“跟汪精卫商量商量吧，看他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就可以执行。”
中共委员们对罗易的空谈是厌恶的，但他的所谓“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的口号有“五大”的决议做护身符，谁也无法否定他。另一位国际“大人”鲍罗廷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也不是中共委员们欣赏的。鲍罗廷在理论上虽然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现实的本领比罗易不知强多少倍，所以往往能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这样一来，对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和瞿秋白来说，倒是能够接近起来。于是他们多以罗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由，采纳老鲍的具体建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避开罗氏与鲍氏之间的争论。
当时流行一句话：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
看来不假。
陈独秀忙着给国际回电。又是那套原则同意具体否定的老把戏：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他写道，接着笔头一转，“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派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当他面前出现那个年轻的毛泽东指手画脚大谈湖南农民运动的画面时，气又不打一处来，情不自禁地借题发挥起来：“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为。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以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反对党。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
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
陈独秀的最后一句话倒是说对了。
５月２９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廷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曾寄予希望的冯玉祥变得愈来愈右了。一段时间内，他的确有许多反蒋的言论，但他并没有对左派势力承担什么重大的政治责任。他喜欢笼统地谈论革命，并同情农民，但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干涉。
但现在他开始向右转了。他规定对陕西的共产党报纸进行严格检查，决定对刊登一篇号召农民采取革命行动的文章的编辑进行严惩。规定对有“越轨行动”的农民实行惩治，直至枪决。如今，冯玉祥在对指挥人员讲话时断言：农民反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当西安一家不大的兵工厂开始经济罢工时，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１９２７年６月，几个着名的共产党人被捕。前此一个月，他曾对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宣布，凡召集秘密会议者将予惩处，还要求政治工作人员签字同意他制定的宣传口号。这一切都是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在冯玉祥控制的地区，共产党组织始终是不公开的。
冯玉祥几个月来闭守在自己的地盘，没有给国民革命军以积极援助。当他决定同武汉政权联合作战后也没有打几次大仗。最大的仗是洛阳战役，但参战的敌军也不过几千人。
４月，洛阳地区的红枪会举行了反对豫军将领的大起义，起义席卷了四五个县，引起了历时三周的激烈战斗，这使得冯部的行动减少了困难。数百个村庄遭到破坏，老百姓被洗劫一空，果树被砍光，甚至坛坛罐罐也被砸碎了。冯占领洛阳以后，虽然武汉政府的领袖们多次打电报催促他积极行动，他还是不急于继续前进，直到５月３０日、３１日才攻克了郑州和开封。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政变及其采取的政治态度，很长时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冯还在西安时，武汉的代表和蒋介石的代表都来找冯，进行游说。蒋介石建议冯，在奉军击溃国民革命军前，不要出兵打奉军；然后，他们两家再跟阎锡山联合起来反对胜利者。这一番劝诱果然生效。冯玉祥的将领们被武汉地区的革命事变和经济困难吓坏了，他们尤其害怕孤军对付强大的奉军。一夜之间潼关墙上的反蒋标语消失了，两天后，一种批蒋的小册子被收回，最后向全军下令禁止反蒋宣传。从１９２７年５月中旬起，原武汉国民党中的左派领袖徐谦成了冯玉祥的“第二个我”，他竭力促使冯投靠蒋。在郑州同左派举行的会议上，冯装聋作哑，而在军事会议上他又提出在西北与河南组织政府。此后，冯控制区的国民党西安政治分会补充了一些右派，而一位共产党员、该机构的书记长却被撤了职。冯玉祥声称，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了一项引起后方混乱的错误政策。为了改组省党部，政治委员会组成了以徐谦为首的新党部，新党部中是清一色的右派。６月中旬，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上共同签署了一份反对共产党人、要求鲍罗廷离开的电报，这样，冯完全跌入了反动派阵营中了。
像冯玉祥这样一位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的变化是非常典型和发人深省的。国民党其他许多领导人都经历了从发表最革命的冠冕堂皇的声明到悄然背叛革命利益的类似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
他反对蒋介石的军人独裁，是想自己取而代之；他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但又想暂且利用之。他也记得孙中山遗教中的联俄联共，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廷和中共在“三二○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一直未能忘怀。他常常挂在口边的“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的话，似乎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汪精卫自４月１０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最初他确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４月１７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上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到达武汉之后（在４月２０日前后），曾积极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想以此稳定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内部情况以后，反觉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不能不留条后路。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什么“东征讨蒋”，而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就这样，中共与汪精卫式的“左派”脆弱地维系着。
就在这个微妙莫测的关头，罗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举动，使得政治天平顷刻倾斜了。
罗易与汪精卫会面时，有意无意地提到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汪精卫不觉一愣，忙问：是否能拿出来一看？
这几天罗易一直苦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肯贯彻他的主张，他找汪精卫诉苦，汪精卫就敷衍他。但汪有一副诚诚恳恳的外貌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罗易很可能被这种假相迷惑，或者他本人就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出奇迹来，以证明他的主张高于鲍罗廷等人。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份极重要的国际来电抄本交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着电报，努力掩饰着吃惊，一反常态，脸色很不好看地说：此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中山）越（飞）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
罗易否认。
汪精卫又把副本给周围的人看，嘴里像在给副本加注：“好好看看吧，这足以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联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谎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
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要人们也谈“电”色变：“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啊！”
刚从上海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很快从国民党内部得知罗易泄露了国际指示，报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呆住了：书生气也不能到这个份上！其他中央委员如毛泽东后来甚至说：谁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后来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鲍罗廷气得差点拍断了烟斗杆。
他和维经斯基责问罗易：“为何这样做？”
罗易情知理短，第一次说话时缩起了身子，能言善辩的舌头也不利索了：“我，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的关系……”
愤怒的鲍罗廷将罗易泄密之事电告了国际。
汪精卫得到的抄本，很快又流传到了唐生智和他的部下手中。唐生智的反应却有几分得意：“怎么样？我们还是赶在了共产党前面。”于是部下们便有了献媚的词汇：啊呀唐总是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