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沙俄拒不从东三省撤军，留日学生愤怒之极。
还是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中的七月中旬，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亲任“总司令”，调集十五万军队，以保护中东路名义分七路入侵东北。到十月底，俄军已完全控制了东三省全境。十一月八日，沙俄胁迫清廷签署了《中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中规定：俄国驻兵盛京（今沈阳）及其他各地，清军一律撤出，俄国在盛京设总管。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同意接受西方列强提出的《和约大纲》十二条，派奕劻和李鸿章与各国代表进行议和谈判。俄国入侵东三省的事件原本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一部分，本该列入议和谈判中一并解决，但沙俄不愿其他列强妨碍“黄俄罗斯”计划，坚持要与清廷单独交涉。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清廷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在与俄方谈判代表——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和财政大臣威特进行的十三次艰苦的谈判中，看透了沙俄的野心，顶住了沙俄的恫吓、欺骗和逼迫，坚持俄军必须撤出东三省，“非奉全权特旨，决不画押”。但俄方非但没有撤军之意，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反而向杨儒书面提出十二条章约，不仅规定沙俄有驻兵“保护”东北的铁路权，有出兵帮助“剿抚”义和团权，有要求革办中国官吏权，清廷不得驻兵东北，不得运入武器，不得自行修路，还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三月十五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名士汪充中、汪康年等发表演说，号召人民“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要求清廷“力拒俄约，以保危局”。三月二十四日，上海爱国人士得悉，沙俄逼迫清廷将于近日在俄方提出的约款上画押，第二次举行集会，再度要求清廷“始终坚拒”。由于人民同仇敌忾，给清廷壮了胆，终于拒绝在俄方的约款上签字画押。但《辛丑条约》订立后，各列强军队陆续从华北撤走，惟独沙俄仍有十万军队赖在东三省不走。在清国艰危之时，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李鸿章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病逝于京城贤良寺，另一个被人从记忆中忽略的中俄谈判代表杨儒也于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七日，含恨死于清国驻俄公使馆寓所。
李鸿章、杨儒死后，对俄交涉由清廷代表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继续担任。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双方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六月二十九日，该约在圣彼得堡交换批准。《交收东三省条约》主要内容是：由签字画押之日起，俄军一年半内分三期从东三省撤出，每期六个月。第一期：俄军撤出盛京省西南段辽河以西，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屯之间的铁路；第二期：俄军撤出盛京省其余各地和吉林省；第三期：俄军撤出黑龙江省。十月六日，沙俄实施第一期撤军。但到了一九〇三年二月七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决定：延期从东三省撤军；二月十日，俄皇批准沙俄军队无限期留驻在东北。四月八日，是《条约》中规定的俄军第二期撤军的最后期限，可沙俄不但拒不执行，反而对清廷提出在东三省享有特殊权益的七项无理要求，作为撤军的前提条件。
沙俄拒不撤兵，且重新派兵前往安东，再次占领营口的消息被日本《朝日新闻》等报纸披露后，何澄对俄军借“义和团事件”，趁火打劫东北的丑陋行径极为愤慨，与黄兴及留日学生串联相告，商讨如何让俄国如约撤兵。恰在此时，从上海返回日本的钮永建，拟组建一支“拒俄义勇队”，然后把队伍拉回东三省与俄人决斗。为此事，钮永建走商于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请他们以留学生会馆的名义召集全体留学生开会，议决此事。章宗祥、曹汝霖以学生手无寸铁，绝无所成，拒绝出面召开此会（曹汝霖以后为拒俄义勇队捐了款）。在留学生会馆干事这里碰了壁，钮永建又游说到秦毓鎏、叶澜处，阐述自己的主张，得到秦毓鎏和叶澜的赞同，并许允为联名发起人。钮永建非常兴奋，旋到秦毓鎏寓所起草传单，通知各省留学生在四月二十九日到锦辉馆议决此事。
锦辉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神田区神保町，当时是一家放映“活动写真”的电影院。二十世纪初，被中国留日学生认为是时髦处所，常常光顾；及留学生渐多，各省留学生，也常租用此馆举行集会；早年流亡日本的政治活动家也多到此约会、面晤。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留学生全体大会在锦辉馆召开，决议是否成立拒俄义勇队至前敌与沙俄占领军决战。此日，到锦辉馆的留学生多达五百余人。公推汤槱（汤尔和）为临时议长。汤尔和、钮永建、王璟芳、叶澜等相继登台发表演说。凡演说者无不慷慨陈辞，激动人心。汤尔和在演说中，历数沙俄的侵华罪行，哀戚清国随时被吞噬的危险，然后厉声说：“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当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徒待尔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瞒混，待骗谁来？我看学生中真正敢死，不作那空言的人，料也不少。故我意今日有不怕死、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迳投北洋，痛哭流涕，剖陈不战之害，情愿奋身前敌，万死不惧。更立本部专为后应。我中国自甲午以来，久成为世界三等国。以三等国民而敢与世界第二雄国死抗，我辈虽被大炮炸成飞灰，还不值得吗？”汤尔和演说至此，众皆举手赞成。但也有一人起而诘问汤尔和：“此是既无军粮，又无器械，徒手搏战，势所不能。设投北洋，安知北洋必能录用？又安知政府之必能主战？以学生之力，何能担此任？虽率全体学生回国，战而死之，亦不足挡俄人之铁骑，轻举妄动固宜，切戒孤注一掷，尤所下取。”汤尔和回答说：“君议极周密。政府主战与否，固非我辈所能逆料，然今日之势，战与不战亡一耳。据各与所载，政府毅然拒绝俄人。既曰拒绝俄人，岂为空言所吓！此不辩自明。至虑北洋不见信用，亦甚远到。然吾闻申包胥一哭七日，异国且为之感动。何况我辈决心啮齿，可誓天日。但能与俄人战，虽为苍头走卒不辞。北洋方招军，何遽疑虑。至云军火等，学生本不应蓄备，使果队伍整齐，运粮输用，吾知甫入国门，已遭大辟，又何能为沙场之鬼，达拒俄之目的乎？至云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中国死吾辈数人，如九牛一毛。我国民有知，当亦为之感泣。”汤尔和演说至此，动情万分，厉声呼曰：“死生一发之际，还想四面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食棺椁么？”与会者闻听此言，皆愤发涕泣，不能抑止。
汤尔和演说之后，同意成立拒俄义勇队，签名者纷纷不绝，并议决主要事项如下：
一、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尽两日内签名。
一、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
一、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及上海各团体。
……四月三十日，签名愿入义勇队的留学生已有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的留学生有五十余人。年方十六岁的福建侯官人方声煊（字耀廷）也来签名参加义勇队。众人看他年纪太小，便劝阻他不要入军队了。方声煊却说：“我愿为国死，怎么能因为我年龄小而不让我战死呢？”遂奋起签名。方声煊的福建侯官同乡、二十七岁的翁浩，一把搂过小方声煊哭道：“我北片且战，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吾辈日言报国，今为势所迫，仅以一死塞责，罪且不可逭，汝复轻身殉胡为者。”前来签名者，无不感泣。浙江乌程的潘国寿（字君颐），身殊弱小，也签名入军队。当同乡欲以劝退时，他坚决不肯。同乡又劝说：“义勇队事，吾乡人皆当任其义务，往皆既以死自誓。念子年幼，留之以继其后，不亦愈乎？”潘国寿大哭不止，且边哭边说：“国亡无日，欲求死所行，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入军队之志，终不可止。
与何澄同舟到日自费留学的女生胡彬夏，闻听学生有建义勇队之举，乃前来商议协助。她的演讲词愈发催人泪下：“呜呼！我最爱之祖国，将为他族所统辖；我最亲之同胞，将为异种所奴隶，岂不伤哉！岂不耻哉！我等既为中国之国民，中国之安乐既当受之……我同胞姊妹既皆久学海外，自必深明其理，不待烦言。我等既知亡国之惨伤，奴隶之羞辱，使任其灭亡，任其残害，岂我辈之所宜出此耶？亦岂共爱会之本旨耶？我思现在同志诸姊妹，无不热心爱国，当必出其所学所能，奋发以救祖国，以援同胞也……我虽不才，欲以志臂之微，为国尽力，愿从义勇队北行。事虽无济，即至捐躯殒命，誓无所惜。诸姊妹当以为然。我想，祖国瓜分，同胞奴隶，我辈有何面目更在日本留学，愿诸姊妹图之。”男儿有泪不轻弹，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早已签名入军队的何澄，听到胡彬夏首次以“祖国”之称代替了“国家”和“清国”，而且还是“我最爱之祖国”，不禁流下了难以抑止的热泪。
五月二日，何澄与黄兴及签名参加义勇队的留学生们再度在锦辉馆开会，因拒俄义勇队之议遭到新到任的留学生总监督汪大燮的阻拦，遂讨论改名为学生军，并制定《学生军规则》十二条：一、定名为学生军；二、以拒俄为目的；三、性质是代表国民公愤和负担主战责任；四、体制采用在政府统治之下等等。散会后，何澄与大家边走边高呼“学生军万岁！”场面十分热烈激动……五月三日，学生军开始编制成军，分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又分为四个小队。公推蓝天蔚为队长，各区队另有区队长。何澄被编在甲区四分队，此时仍用原名何厚倜入编。区队长为龚光明，字云青，湖北江夏人，一八九九年十月湖北官费赴日，习陆军，时为见习士官。分队长为陈秉忠，字纯方，自费武备生。队员有：
罗元熙，字汉蕃，湖南新化人，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湖南官费赴日，陆军生。
苏子谷，字禄田，即后来以“情僧、诗僧、画僧”著称的作家苏曼殊，广东香山人，一九〇二年九月浙江官费赴日，陆军生。
李书城，字筱垣，湖北潜江人，一九〇二年六月湖北官费赴日，师范生。后与何澄同在清廷军谘府供事。
伍嘉杰，字筱魏，广东南海人，一九〇二年九月自费赴日，武备生。
周维桢，字干臣，湖北保康人，一九〇二年六月湖北官费赴日，师范生。
杨言昌，字味兰，广东香山人。后与何澄同为振武、陆军士官学校同学。
在乙区三分队中，队长虽然由钮永建担任，但由于黄兴懂军事，精枪法，所以真正组织练习枪法者，实为黄兴。
在学生军的其他区队和本部中，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有：陈天华、陈去病、林长民、林白水、刘成禺、许寿裳、王季绪（后为何澄内兄）等等。随吴稚晖同船前来的那几位女生华桂、胡彬夏、龚圆常、吴芙、周佩珍等，则组织起“赤十字社”（红十字社）看护队，准备开展救护训练輥輯訛。
五月六日，学生军按课程表齐聚中国留学生会馆开始操练。但操练仅仅进行了一天，蔡钧即请日本政府强行禁止。
五月七日，日本外务省以义勇队事召见留学生总监督汪大燮，说此事于国际上有碍，请汪大燮约束。汪大燮即命义勇队停止活动，立即解散。
五月八日，学生军队成立仅五天，神田警察即来中国留学生会馆请王嘉桀、钮永建、张肇桐、林长民四人前往警察署约谈。时值钮永建、张肇桐不在会馆，王嘉桀、林长民被带到警察署盘问：
警察长问：贵国留学生因满洲问题，有义勇队之设，确否？
王嘉桀答：有之。
警察长问：闻队中规则及组织，有队长，有军曹等名目，是与军队无别，此事于日本外交上颇有阻碍。
林长民答：此事虽名为队，其内容不过练习体操，并无军械军服，不能成为军队。
警察长问：留学生监督知之乎？
王嘉桀答：知之。昨日已有命，嘱吾等废止。但此次创立此举时，本因俄国七条之约，并俄使宣言欲收东三省入俄版图而起。据目下情形，七条之约已经取消，此事照原定规则已议停。
警察长问：体操时有铁铳否？
王嘉桀答：无之。但会馆中本有体操器械，即不关满洲问题。留学生亦时至练习。
警察长问：练习时人数过多，邻舍闻之，亦颇张皇。
林长民答：教育的体操亦与乱暴举动不同。
警察长言：教育的体操尚无妨害，若组成军队，则日本有主权不能不干涉。
林长民答：并非军队。此事当俄使宣言号外发行时，本度即日开战，则留学生等当即日返国。彼时成军与否，系在敌国国境，并不在贵国也。若今日情形，则在贵国一日，便为一日学生，与军队实不相类。
警察长言：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
林长民答：此为有生所同，具无所别于众。
警察长言：自表面视之，实有军队形式，务望速解。
林长民答：照规则办理，自当解队。但体操为体育起见，仍时常练习。此于外交主权等问题，似不相关，今晚当有覆信。輥輰訛当天晚上，何澄与学生军其他成员及本部各职员聚集在留学生会馆，先听王嘉榘报告与神田警察长问答情形，后讨论义勇队何去何从。钮永建、蓝天蔚、蒯专枢、叶澜、谢晓石等均主张改变面目，最后决定“解散形式，不解散精神”。
五月八日至十日，何澄与黄兴、秦毓鎏等二三十人决定仿照上海教育会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把学生军改为实行爱国主义的机关。
五月十一日，学生军开全体大会于锦辉馆，继续商议学生军散与存的问题。有人提议改名军事讲习会，何澄与黄兴等二三十人提议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得到一致赞成。于是大家推举谢晓石为临时议长，议决何澄、黄兴、秦毓鎏等二三十人早就拟好的《军国民教育会公约》。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共有十一章，规定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职员有“运动员”、“特派员”等；会员责任有“负保全国土，扶植民力之责”，“遇国事危急之时，有遵依宗旨担任军务之责”等；有课程、课目如：射击、打靶、击剑、兵式体操、普通体操、讲习战术、军制、地形、筑城、兵器等等。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经表决获得通过，大家又投票公举“运动员”和“特派员”。会议结束，何澄与全体与会人员齐声高呼“军国民教育会万岁！”輥輱訛五月十四日，特派员钮永建、汤尔和返国赴津专程晋见袁世凯请愿。
在此期间，兼署湖广总督的端方輥輲訛以高度的政治敏感，从一九〇三年一月开始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中嗅出了什么，特调该报馆主要编辑发行人王璟芳、尹援一、窦燕石等四人回鄂询问，而四人中仅王璟芳一人舍身回里。初晤端方时，端方声言，要严究报务倡论平权、自由之事。王璟芳详说了所刊这些文章并无非理不道的议论。端方无言，也没做出什么查禁的举动。端方又问拒俄义勇队到底是怎么回事？王璟芳回答，纯粹是拒俄起见，如果身居文明之邦，尚无爱国思想，居内地者更不堪问矣。端方当即送客无他。次日，端方即往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拜会领事，询问留东洋之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有无叛逆之举动。领事笑谓：“贵国之前途，其在留学生乎？如谓联队即是叛逆，是禁锢个人之爱国心也。我初闻贵国学生之举动，颇为贵国贺。今闻阁下之言，不禁为贵国前途悲。”端方听完此言，大窘，遂归。反复思之，只有仍派王璟芳重赴日本留学为是。次日又传见王璟芳，令其仍回日本留学，勉以万不可行非理不道之事，及倡论平权自由之谬说。及至王璟芳回到日本，端方才觉此事办理得太草率，不合官事，电商在京的张之洞如何处理。张之洞复电：“切实保举，以安其心。”据此，由端方保奏王璟芳“效忠守正，请破格奖励”。輥輳訛于是，王璟芳便得了清廷赏赐的举人，从此叛变了拒俄义勇队，也叛变了推翻清廷专制统治的新知识分子革命群体。从一九〇三年第六期起，《湖北学生界》便改名为《汉声》，也算是王璟芳对清廷赐给举人的一个回报。
七月五日，学生军全体在锦辉馆听取钮永建、汤尔和回国运动袁世凯经过的报告。报告结束后，秦毓鎏宣读了由他领衔草成的《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该意见书与先前的《军国民教育会公约》，在宗旨上有较大改动：
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馀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
东三省亡，不足忧，东三省亡，而吾之土地皆随东三省而俱亡矣。一俄不足忧，各国皆随俄而瓜分我矣。呜呼！吾族亡于野蛮满洲，犹有独立之希望；若亡于文明各强国，真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地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斗而死。此吾军国民教育会之所以起，凡吾同人当无不知也。
……因是之故，某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即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鬼雄。輥輴訛意见书宣读完毕，“得政府赏”的王璟芳跳上讲台大喊大叫“大清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煽动已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退会。秦毓鎏问他：“何故除名？”王璟芳回答：“不同宗旨故。”秦毓鎏又追问他：“何以不同宗旨？”王璟芳理直气壮道出：“本是拒俄，变为排满，我所以除名。”尽管王璟芳等保皇派极力分裂军国民教育会，但民族主义已成为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洪流，表决结果，《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以半数赞成而获得通过輥輶訛。
何澄“与同志二三十人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輥輷訛，虽然仅仅生存了三个月，但它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代表了晚清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大觉醒，并且赋予这个新兴群体崭新的意义，为以后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开辟了一条启蒙的通道：即统一国民意志和行动，举民族主义大旗挽救民族危机，挟风雷而走，“结成大团”輦輮訛。难怪当年的《苏报》（一九〇三年五月六日）惊呼：“呜呼！癸卯年万岁！何其民气之奋，进步之速，如是其惊人？倘海内应和者能愈接愈厉，岂非我中国得见天日之日正不在远？”
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解散后，何澄没有像有些留日学生那样一饭之微则散学，一事之末则散学，一言之细则散学，而是在清华学校的课堂和校外度过了一段暂时平静的读书时光。
除正课之外，何澄朝餐夕飱的另一种物品就是书报刊——他期待着一种比军国民教育更新、更加锐利的思想出现，以代替那种自由散漫、形形色色、各行其是的思想和主张。这期间，何澄陆续读到了最终促使他做出由学农改学军的两本书。一是在拒俄义勇队时期于本部办事员陈天华所著之《警世钟》，二是十八岁的邹容所著之《革命军》。与读罢《警世钟》之后热血沸腾的众多留日学生不同，何澄对《警世钟》一书唤起国人“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的激情陈述，再已没有什么可再激励起来的冲动，也不会因为看到、听到几句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就能排遣掉他在“排满”与“革命”之间徘徊的苦闷。但他读到陈天华《猛回头》谈及在日留学生中间的一种现象时，却一下开朗起来：
从前只有守旧、求新二党，到了晚近，即求新一党，又分出许多党来。有主张革命的，有主张勤王的，有主张急进的，有主张和平的，有主张陆军的，有主张科学的，比那从前两大党的争竞还急烈一些。不晓得都没有平心去想，革命固是要紧，但那勤王的只是一时见不到，久后一定要变。除非是两军阵前，总不可挟持意气，只可将真理慢慢与他讲明。今日的时势，急进是万不可无，然没有和平一派，一败之后，遂没有人继起了。要把现在的江山，从那虎狼口中抢转来，怎么不要陆军呢？但江山抢转来了，没有科学，又怎么行得去呢輦輯訛？
再看“第三要：重武备，能战能守”，边看边闪现出他亲眼目睹清军在甲午之战惨败的历史图像，边看边对自己的选择学农而汗颜：
列位！今日的世界，什么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看于今各国，哪国不重武备？每人到了二十岁，就是王子也要当兵三年。不当兵的，任是什么贵族，也没有个出身。这兵的贵重，比中国人的举人、秀才还贵重些……不比中国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把兵看得极贱，平时操练一点没有，到开差的时候，妇啼子哭，恐怕就不生还。一路奸淫掳掠，闻风就跑。列位！你看外国的兵是那个样子，中国的兵是这个样子，怎么不有败无胜！若不仿照外国的法子，人人当兵，把积弊一切扫除，真真不可设想了輦輰訛！
又看邹容的《革命军》，最吸引何澄的是第六章，即“革命独立之大义”。在这一章，邹容采用卢梭自由平等的学说，仿美国革命独立之义，设计了一个“中华共和国”的组织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定国名为“中华共和国”，行民主共和制，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每省投票公举一总议员，各省总议员再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另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州县府，各选议员若干；宪法、法律和关于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设官分职之事，悉照美国办理；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义务；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各人的权利，包括生存权利，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其他各种权利，皆由天授，不得剥夺。看到这里，何澄不由为之击节：在他到日本之后，接触了那么多新思潮，新学说，新人物，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邹容这样详细、清晰地描绘过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好最美的蓝图。直到此时，何澄才豁然开朗，觉得这才是革命的主张，革命的内容，革命的思想，革命的崇高理想！而在第十九条中，邹容还特别强调：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众望，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国家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能以平和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权利，毋宁平和之为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施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至重之义务哉？我中国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极矣！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輦輱訛。
邹容所强调的是，对一个侵犯了人民权利之事的政府，人民采取各种措施和革命手段将之推翻，是一种合法的反对权。这种反对的权利，既是民主制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民主的重要标尺。掩卷之余，何澄不由地亦同邹容在书中的最后呼吁一同呼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自古以来，“万岁”都是臣民向皇帝呼喊的，自来日本后，何澄虽然在拒俄义勇队时，呼喊了一次“学生军万岁！”一次“军国民教育会万岁！”但那都是为小团体所为，而为中华共和国和人民的自由呼喊“万岁”，邹容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何澄跟着邹容呼喊出的则是第一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