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矿区全体动员，把伤亡者及时搬运回住地抢救。由于当时矿区没有电话且天色已晚，于是由矿区测量组潘某等三人，打着马灯，带着电筒、罗盘连夜到新都桥与上级联系。因夜幕低垂，浓雾笼罩夜空，不辨东西，三人在草原上迷了路，转来转去仍回到原地，无功而返。余下的伤员在驻地由队员通宵达旦地轮流守护。伤员们呻吟惊叫之声此起彼伏，使我们心情沉重，寝食难安。
直到第二天到了新都桥与局、队、州公安处取得联系。伤员被送到州军医院救治。我们就地为牺牲的三人开追悼会，将他们掩埋在甲基卡海子旁。其中有一青年工人，系遂宁人回家探亲刚结婚不久，便辞双亲，别娇妻，英年遇难，想起这些不禁使人潸然泪下，真是天道不公！
和局队领导联系上后，他们曾特别询问技术人员和实习学生的情况。原来是他们那天上午在其他矿脉进行野外作业，计划下午到事发矿脉填图编录。他们回驻地时已下午三点多，没有上该矿，才幸免于难，否则后果难料。忆起当时情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当时全矿区职工都笼罩在悲痛的阴影中，情绪非常低落。大概过了数天，局、队及甘孜州有关领导和部门组织了联合工作组，来矿区调查事故，并安抚职工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雷击事件。领导们带来了副食品，改善职工生活，并召开动员大会和职工一起上山（矿段）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一扫悲痛阴沉的局面，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推动工作逐渐走向正轨。
鉴于当时情况紧急，藏区社会治安情况复杂，为了保障善后期间的安全，局、队及州公安处、县人武部，分别出动警力赴矿区加强保卫工作。领导上山检查和指导工作时，在工作区山头上架设了机枪予以警戒。晚上在驻地周围也有解放军战士手握冲锋枪轮流站岗，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局保卫安全部门带来了避雷器材，马上在矿区各处易被雷击的驻地和工作区予以安装。据说此后其他高原队（如405队等）也相继安装了避雷器。对高原队的防雷工作及生产安全做了一件大好事。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驻局苏联专家乌罗比诺夫、鲁登科，成都地质学院稀有教研室主任普士伟教授偕夫人（俄语翻译）随同工作组到矿区，并亲临工地现场踏勘指导。普教授为我们举行了专题讲座，就矿床成因，成矿机制，评价方法和手段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使我们受益匪浅。
此矿以其惨痛代价和之后经108地质队数年的辛勤工作，终于确立为川西乃至西南最大的锂、铍特大型稀有分散元素矿床，为国家工业建设储备了必要的矿产资源。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弹指间雷击事件已过去近50年了。回忆过去感慨万千。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地勘事业的发展，地质队员们风餐露宿，转战高原，战天斗地，深山探宝，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牺牲生命。想起这些，我衷心地希望我们这些老地质勘探队员和风华正茂，正战斗在野外第一线的中青年地勘队员们，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时，千万不要遗忘了逝者的奉献。我们应更加兢兢业业，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承前启后，扎实工作再创辉煌，这就是对逝者最好的怀念。
2009年3月12日
1961：雪山、密林、草地的记忆
师常庆
1961年春节刚过，我从温江地质队第四分队调到成都市三洞桥民委招待所第二区测队，后分配到三分队，经过设计及出队前准备于当年5月1日乘大队仅有的一台嘎斯51型（2.5吨）敞篷汽车从成都出发经灌县、汶川到达凤仪镇（现茂县），次日又从凤仪出发，在分队长路廷云的带领下分队全体同志沿着仅有的驮马道，经飞虹、太平、镇江关徒步三天到达松潘分队部工作站（松潘南门外一家旅馆）开展1：100万区测。
区测对我而言是一件陌生的工作，当时没有什么规范，也没有可操作的规程，工作方法是按前苏联模式进行，当时工作装备仅有铁锤、罗盘、放大镜老三件，劳保仅有一双护腿，雨衣、大背包、登山鞋都是自己购买，粮食定量也有限，每月只有32斤，而这还是野外人员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开始了终生难忘的地质征程。
“死亡路线”
我们小组由钟加昌任组长，我任地质助手，实习生是重庆地校即将毕业的方龙，后勤工是刘兴武、王开选（兼淘砂工），小组任务是松潘－纳米寺－南坪1：100万路线观察，此路线要穿越岷山和摩天岭群山环抱、原始森林密布的高海拔无人区。
我们经过多日的辛勤工作，取得了路线地质第一手资料和水系重砂、岩（矿）石标本，此时路线调查仍未结果，尚需继续前进。当我们到达纳米寺准备穿越雪宝顶西缘的大雪山时，当地村民说：“大雪仍封山，冰雪尚未融化，根本不能前进，何况你们又没有带路人。”当时，我们凭着刚出队的满腔热情，在年久失修的喇嘛庙休整了一夜，准备第二天拿下路线的制高点，只要拿下这个制高点我们路线调查就取得了第一阶段战果。第二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穿过原始森林，经过无数个阶梯式倒石堆，踏着厚厚的积雪像蜗牛似的上气不接下气地慢慢爬行。经过数小时跋涉，眼看山顶就在眼前，可就是不能很快到达，大家双脚已被冰雪冻得麻木，登山鞋与布袜和脚冻得黏成一体。就在这时天气突然变化，下起鹅毛般的大雪，大风吹起山上的冰屑直击征服自然者的面部，当时脸被打得又冷又痛，真是难受极了。面对这一困难，是前进还是后退，经过大家短暂讨论决定强攻，坚决拿下制高点圆满完成任务。大家又重振雄风，继续前进，这时组长也喊话了：“同志们！冲呀！”当接近制高点，风越来越大，碎雪不停地打着脸，冻得僵硬了的双腿也不听使唤，身穿的油布式雨衣满天飞舞，后勤工肩负的重砂、标本、生活物资也随风散落一地而无法回收。就在到达制高点山垭口时，一眼眺望前进的方向，却是万丈深渊之上的悬崖绝壁和白雪茫茫一遍，根本无法再继续穿越这“死亡路线”。在这危急关头，我被大风吹倒，仰着身躯，后脑着地向下滑了约50米高程，此时我头脑还较清醒，心里想着“这下完了”。幸好滑下一个倒石堆小平台被挡住。当停止滑行后，才发现我的鼻子、口流出了鲜血，染红了身旁洁白的积雪。就在这时工人刘兴斌问组长说：“现在高程多少？”组长掏出气压计一看，说：“5300米……”话还未说完，他和所背背篓一起倒在雪地中口吐白沫，全身如同筛子般不停发抖，喊着“我要烤火”。天哪！哪有柴火，只见白茫茫一片积雪，大风仍在不停呼啸，天色也昏暗无光，我们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只好无功而返。
返程中经过茂密的原始森林，月亮高挂，我们只得又回到破烂的喇嘛庙蜷缩一夜与篝火相伴，在火的刺激下，脸又烧又痛，彻夜难眠。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人人都成了“胖司令官”，眼睑发肿。当经过纳米村时，村民们说：“看到你们这个模样，可恨又可怜，可恨的是你们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听我们的劝说，可怜的是你们这个样子真叫人心疼。”就这样该条路线采集的标本、样品全丢失，只留下不完整的路线记录而宣告任务失败。
沟谷和山梁
松潘与南坪交界地域属岷山山脉和摩天岭西南缘的大山，沟谷纵横，地势险要，属深切割高山地貌景观，这里不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温差还具垂直分带的特点。特别是当时我们刚开展小比例尺区测，没有地形图，仅有小比例尺水系图作为工作底图，更显得地质工作的原始。
众所周知，百万区测流动性更大，不可能带更多的生活物资随行，队员们只有因陋就简两人合带一床被盖，穿一身衣服，山洞岩窝是最好的栖息地，没有帐篷就用油布在四个角上系上绳拴在树干上，这“帐篷”只能遮小雨，抵挡不住狂风暴雨的袭击。晚上，下半身虽在油布下，而头和脚却只能露在篷外用烤火取暖度过难熬之夜。时而火星飞溅，把帽子烧出大小不等的洞。生活上更是简单得出奇，多以干粮充饥，遇上“六二韭”就是最好的野菜，在工作中白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衣服湿了就连身烤干，没有条件更换衣裤，沐浴成了奢望，日积月累的结果是人人都长了虱子。有人风趣地发明了快速捉虱蛋法，那就是在腰部拴一根鸡肠式的腰带，当虱子在腰带内产蛋后，再将这裤腰带解下，左手系带头，右手用拇指和食指紧捏带的两侧往下拉动，此时虱蛋发出响声如同放“鞭炮”，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是放“鞭炮”的最佳时间。
为了取得路线地质调查的最佳效果，往往弃沟谷选山梁，而山梁又是我们生存和生活的拦路虎，没有水再巧的媳妇也做不出无水之炊，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只有忍饥挨饿或吃干炒玉米面来保存体力，口渴了只能盼望天下雨，晴天就只有露水解渴，我们在白企梁子的路线，是踏着红军先烈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草地和沼泽
完成松潘、南坪扫面后，又面临向川主寺以西的大草原和沼泽地带的转移。当时分队没有汽车接应，我们就沿着南（坪）松（潘）公路，用双脚丈量完这条公路。在经过弓杠岭时，有一名小工人经受不住这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困难的考验，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解手”时失踪，年龄仅20岁左右，至今下落不明。
从松潘转至测区西部时，人员进行了调整，我被分队提拔为组长，单独带组作业。分队的路廷云到小组蹲点协助后勤，大队行管王有凡也下放到小组兼安全保卫工作。1961年正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阿坝州又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不时还有残匪活动。当时为了工作上的安全，分队配给小组一支卡宾枪以防不测，但又害怕暴露枪支增添不安全因素，于是只好把枪托下了藏在身旁雨衣的夹层中，千钧一发之时可用以防身。在阿木柯至若尔盖路线中要穿越茫茫大草原及广阔的沼泽地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又没有通司（翻译）。工作上遇到的难题是草地易走，沼泽难行。虽然草地和沼泽有牦牛担任运输，但是人还得步行，人可以脚踩沼泽中的草垛跳跃前进，但牦牛只能随伴而行，有时不慎人畜都会陷入泥泞的沼泽而不能自拔，经多次费力的挣扎才化险为夷。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不言而喻，没有柴火只有牛粪和如牛尿的沼泽水，为了生存和保存体力，不得不用未经加热处理的沼泽水伴着糌粑充饥，天天如此。
高原气候更是多变，时而太阳当空照，时而天色昏暗无光，时而飞雪迎风到，时而冰雹砸下，就连牦牛也抵挡不住冰雹的突然袭击，更何况是我们了。
补课
10月的高原已显寒意，不时有雪花飞扬，就在这期间四分队与三分队在红原县会师，商讨下一步的补课工作安排。计划制定后先遣小组从红原步行到若尔盖唐克联系马匹，一切准备就绪，后续小组才从红原出发前往目的地。赵友年和我等人在前行途中，遇上周治国牵着数匹马来接应，得知三分队技术人员林仲篪（技术12级）在试骑马时被马摔下导致休克。得知这一消息后，作为第一次骑马的人来说真不敢贸然而行，但若不骑马靠步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集合地，只好凭着勇气上。到唐克后，只见林仲篪仍在昏迷中，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及时将他送到医院急救，电话告之我分队驻红原骑兵团的路分队长，他也无法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当晚有一辆从甘肃路过唐克的吉普车，在区委的协调下才将他送上车由三分队技术负责人段家庚护送，当送到唐克至若尔盖的60千米处时，林仲篪停止了呼吸。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永远穿着一身油布式雨衣和一双破登山鞋安详地睡在了若尔盖大草原。
战友走了，活着的人们还要继续战斗在野外。我们先后转战热当坝、降扎、郎木寺、黑河牧场等地，选测了部分剖面。记得当时在热当坝，赵友年和我等人向乡上干部汇报工作时，由于我们数月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野外工作，衣衫破烂不堪，赵当时穿了一件破旧的民警服，腰系一根棕绳御寒，乡干部不时用审视的眼光斜视着我们，怀疑我们是否是真正的地质队员。11月底高原进入寒冬季节，12月更显天寒地冻，当我们收队回到新津已是12月中旬。
回顾历史，我们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踏遍了岷山诸山脉，穿山沟，过密林，翻雪山，过草原，越沼泽，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生与死的考验，可以说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在这年锻炼了意志，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树立了以地质事业为荣的思想，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地质旅途。
汉中行
胡正纲
1961年春，当时第二区测队刚组建，为了想了解一下大巴山北侧与陕南汉中盆地之间的构造关系，我们一行五人兴致勃勃地从南江的关坝出发，经过山上的大坝林场直下大巴山北麓。由于北坡崖陡路直，我们从小路下去也走了半天光景，走到公路边的小坝，已到陕西地界。由于当时正是“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找吃的。从小坝去汉中，只在途中老乡家煮了一顿刚成熟的包谷吃。一路走一路看，当追踪到大巴山北坡“一刀削”的东西向大断裂带时，大家似乎都忘记了饥渴，直到走近汉中城，才想到要找吃的和住处。吃和住都要钱，这时大家才搜索口袋，结果凑起来一看一共还不到十元钱。只能先住下来再说，我们找了家一个铺位只收五角钱的小客栈住了下来，至少要住两晚，余下四元多钱要吃两天是难上加难的。我们决定向当地地质队去试借一点，果然有个冶金系统的地质队在汉中，但我们除了随身的野外记录本以外，没带任何证件。到冶金地质队一问，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几位同行。但他们领导不在，没有人批借条。我们只得当机立断，快快往回走，以一天吃一顿，“快行军”的方式赶到小坝已是暮色时分，我们把唯一剩下的几元钱给小店老板，说给一点吃的，明早就上山回四川去。虽然说得很痛快，但明天怎么回去？饿着肚子能爬上千多米的高山吗？天无绝人之路，当天刚有点亮的时候，听到公路上有汽车上来，就停在小店门口。一看是一辆空车，当车上师傅下来加水的时候，我们就凑上去同师傅商量，能否搭他的车到大坝林场。他问我们吃了早饭没有？当地习惯是上午十点才吃“早饭”，我们只好如实相告，已身无分文，到了林场再想办法。师傅倒也爽快同意带我们上去，只有一个条件，到林场帮他装载一车木板，我们也满口答应。就这样以工代酬，到了林场，拿出吃奶的力气给装了一车木板，这时林场正好开饭，我们赊了一顿饭钱，好好饱餐了一顿，打足精神回到关坝驻地。
同心协力过激流
胡正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