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亮正一寸寸消失，天地间的蓝紫色已经替代了之前的胭脂绯红，路灯初燃，城市变成剪影，空气静默，车流退却，我走在路上。
我走在的路上，是最美最老的那些。这座大陆尽头的港口城市，如果你心存一份与它脉络相通的地图，就应该知道——从鲁迅公园往东，走过水族馆，走过第一海水浴场，拐上略有倾斜的南海路，往东南方向路过东海饭店，就此深入八大关腹地——这样的线路意味着什么。
20岁以前，我丢在这些线路上的都是疯狂的想像。现在，我则如一个信仰的求索者，求索与我的审美相吻合的故乡。
走过当年读书的文登路小学，我特意看了一眼花墙边的白玉兰，朵朵挺秀，枝枝清高，那是我今生所见过的最出众的白玉兰。
走在路上，风很大，我斜肩挎包，游客一样。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说，8人可以走向天堂，却不能说到达天堂。因为走向意味着彼岸的存在，而到达则是彼岸的消失。
一切信仰亦是如此。只是一个方向。一条使你甘愿匍匐的道路，却没有具体所在——提供指引而不设立终点，恰恰是神最大的智慧。
射手座的人通常拥有健壮的下肢，这足以支持他们实现生活在别处的梦想。他们不明就里地冲动让他们不停地出发，所幸，在途中的天生预感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于相当高的安全指数里穿梭巡回。
这大约可以成为我远走故乡多年却无惊无险的最好解释。射手女如我，故乡路也好异乡路也罢，竟能走出相同的坦然。18岁那年，为准备高考，我要到西湖边的浙美（现为中国美术大学）投师学画，那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关于怎么去，父母把地图铺在写字台上，研究了两个晚上。
当时，青岛到杭州有两条大路：一条是坐火车到上海，出站买票，再坐火车到杭州；另一条是坐火车到苏州，换乘汽车到杭州。有经验的人登门出谋划策，父母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后者既可以让一个女孩子避开大上海火车站的杂乱，又可直线到达目的地。
母亲说，到了杭州，你先买份地图吧。
出发了。我背着画夹，如侠客佩剑。我两眼望天，内心轻狂。我的脚步真快啊，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并没有买地图。年少的我还无法接受一张地图的冷静与理智。相较于地图的浓缩斟酌，我更依赖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我向那些看上去面善的人问路，并笃定他们湿答答的口音里藏不住诡计。嘴甜爱笑，是我赢得善待的法宝。
在外游荡的年月，我都是很少想家的。与此成正比的是，我的父母也从未表示过担心或阻拦。也许，我们都是“心大”的人。按照地图所指，之后，我曾分别居住两年以上的深圳、厦门和香港，地处北纬25°，属南海，棕榈、桉树、榕树和南洋杉染绿了许多知觉，我穿着吊带裙度过漫长的夏季和仓皇的青春——在无处闪躲的日照与刺目光亮中，我仍是不想家的。
开始迷恋地图的具体时间，我已经忘记。似乎是在32岁的秋天，没有开蒙仪式，却自此忽然发现地图绝不再仅仅是一张纸，它更促使我超越了性别所致的方向感局限，煽动起我的好奇心。怀揣地图上路或者进入陌生城市时先买下一份地图，那种感觉，就仿佛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地图爱好者，正在把地图作为一部伟大的叙事史诗来阅读。
属于故乡的夏季，马路上游动着手捧地图索骥的背包客。
当街展开地图，是一种气质。跟着地图走，要比跟着导游的小旗走更有挑战性。地图与寻找、冒险相联，走错了路等于又认识了一条新的路，新的路上必有风景，幸运的话，还可以触摸到这座城市的脉动。
大多数男人都声称自己是地图爱好者，这一意味深长的谎言给地图带来了更多的神秘感。尤记得大学里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放假前叮嘱每个同学开学时带回一张所在城市的最新版地图。这个身高只有167厘米的江南小男人，除了胡子修得很骑士，长相实在难上台面。我讨好地告诉他青岛还有啤酒和海鲜，他说“一张地图足矣”。
他收藏地图。地图不断地满足着他对宏观的执迷以及对虚拟游戏的偏爱。这份内心的狂野很好地补充了形体的不足。
古往今来，人与地图的关系通常体现在这两个层面：实用、游戏。无数观光客、探险家和寻宝人，在实用的层面上把地图当做完成一次次意义非凡的搜索的工具，而更多的患有轻度幽闭症或自恋成狂的人，则通过地图找到了在现实中找不到的快乐和满足——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但它很有可能就是地图的本质所在。
小个子老师权作证据之一。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只是偶尔通电话。电话中，我向他汇报行踪，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知晓着我的浪迹。有些城市他是没去过的，但总能对应我的描述。看来，他不仅仅是读地图，而是“想”地图。
在他那里，地图不是死的。
拿破仑是我所知道的最有档次也最富激情的地图阅读者。地图是他征服世界的起点与终点。他大约是惟一一个在地图上征服世界的狂人。他并不能准确地测量出自己征服的疆土有多广阔，但当他在地图上划满了属于自己的圆圈时，快乐比踩在那些新鲜到手的领地上散步，要多得多。
用生命热血泼洒出自己的疆域，情丝铺成公路，骨骼关节如枢纽中转，这样的地图不可复制。比如，三毛。
三毛一定是为还愿而来到人间。还流浪一个夙愿。要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芳华女子远离故乡亲人，孑孓彳亍千万里之外，需要怎样特立独行的天分。她把流浪当做一个人的圣经，随身携带，她还给世界的同样是一部圣经——关于绝望之后的乐观，关于沧桑之后的佻达，关于阅历之后的坦然，关于坦然之后的放弃。
她穿着波西米亚的衣服或牛仔裤，头发婆娑，笑容里有隐隐的疲倦，长靴上有尘土，披肩与流苏的意味，只有她能诠释清楚。“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又或者，她天生就没有故乡，她永远在路上，小鸟或橄榄树，西属撒哈拉沙漠迦纳利岛，阿尤恩小镇……究竟是她路过了它们，还是它们邂逅了她？是不是命中注定，它们将无可替代地构成她的生命地图。
在仓皇的青春时代，我捧着她的书，寻找浪迹天涯的承诺。多少黑夜，我借助手电筒的光芒，在大学宿舍的上铺，读她，念她，同时旁观自己的梦想，一次次地发芽、长大、走远，三毛没有活出长度，却活出了生命的最大密度。她在无数人的青春忏悔中永存。她的传奇是浪子心中永恒的地图。
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欧洲人失去耶路撒冷之后，朝圣性质的徒步旅行在欧洲便永远地结束了，之后的徒步旅行被赋于探险的新意。
一些狂热的徒步旅行者，渴望在漫漫长旅中与美相遇，便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交通线，径直走向大地的纵深。
这样的徒步旅行，有时是从交通线的终点开始的，有时则是向交通线的两侧展开。不愿意被现成的道路和别人的意愿牵着鼻子走的人，因为憎恨交通线，而将其形容成留在大地上的伤疤。“交通线深深嵌在森林、草原和沙漠之上，一旦留下便永无愈合之日。”
勇敢而执着的徒步旅行大师，用双脚踩踏出仿佛灵异的地图，活着回来以后，地图也得以在窄众之间传播、推崇。他们根据个人习惯而呈现的手工标记以及自言自语式的注解，看起来更像一种密码。一位加拿大的男子，每年外出旅行，发誓走遍加拿大进而走遍世界，只是为了听鸟的叫声。每听过一种鸟鸣，他就在地图上做一个记号。很多年下来，他画出一幅“听鸟地图”，为那些想丢掉大都市吵闹的人，找到了无尽的天籁。
作为个体的人，其实需要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涉及阅读和思考，一个空间涉及身体力行的运动。天马行空的幻想给了我们一张心灵地图，但它需要通过一双脚的求证与丈量，才会显得真实可信。没有自己的地图，我们只能在别人的土地上旅行，永远成就不了“一个人的人文地理学”。
中国的徒步旅行者喜欢根据地图将旅行路线设计成一个圆圈，就如同不误农时的农民一样，有着自己的节律，其目的不是发现，而是全身而返。
而西方人，正像布尔斯廷说的那样，将徒步旅行作为探险的代名词，流通意义上的地图甚至被抛弃，因为他们只想走到那些未知的地方，发掘新图，像探进洞穴的动物触角一样，越来越接近陡峭的极限，也许永远留在了那里，全然不顾回来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