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老爸在部队最后的一段伤后反复归去来的军旅生活,并不愉快……
“先是回到菜地劳动,手又肿起来,去医务所检查,陈医生又叫去住院,我64年底又来乌市陆军总医院住院,一住又是四个多月,这四个多月女朋友也快定下来了,三天两头来看我,下班就买水果来看我,衣服等主动给我洗好,往家里发信也多,思想上就彻底开小差,准备回单位。
我又出院回连队,回原菜地劳动,这次回部队军总医院名医写清楚做‘复员’处理,在菜地劳动,其实也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一直不讲,黄万源同志,你对组织很不老实,有些问题为什么不向组织交代清楚呢?’
我说:‘我家庭就是这样,没有什么。’
他讲:‘黄万明是你大哥吗?’
‘是啊!’
‘你看一看信吧,穆青武是你什么人?’
我说:‘家庭随母亲走,他是养父,到12岁我又回到亲父亲那儿,我与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为什么要写?’
‘为什么要给组织上讲不存在问题,指导员讲那也不行,必须要讲!’
我一气之下从此再不提。
据说团里来调查指导员,司务长也受批评了,政治工作没做好,本来很好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发生事儿。
我马上明白了几个问题,一是怪我大哥早不来信晚不来信,偏偏这个时候来封信;提前告诉我一声,也可以啊!结果给我一个措手不及,把我害苦了,一切都完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像王志强发生的事还不如看个热闹。二、每一个战士这么辛苦,想向党组织靠拢,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怎么就这么难!实在理解不了。三、我反正今年要退伍,看这架势,反正也争取不上了,从65年开始我就积极写入党申请,但是那是要凭天天汇报,我也不知道该汇报什么,只看到有些战士积极性很强,服从命令,他也不是党员;有些战士劳动观念不是怎么样,比如修水渠,把其他战士混混就完了要是光开会把嘴巴讲的可以,可拿到实际工作学习训练,就能看出来好坏,因部队一看几百人,无论从什么方面去看都不一样。
因为各班在比赛栏目上的战绩一目了然,思想上就想党员讲起来,处处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
我虽然在部队因伤没有足够的时间积极进步,没有来得及在退伍前加入党组织,但我心里是永向党的。我的家庭党员多、干部多,从我父亲开始对党就有正确态度,热爱党,爱工作,爱工厂,工作勤勤恳恳,不占公家便宜,只有我父亲吃亏多,只要别人有困难就帮忙,从经济上帮忙,从生活上照顾,多余的旧衣服给人家穿,从不讲代价,所以也就影响了我们做子女的也这样。
65年12月,复员。
当时复员,大队长凭家信从参谋员中评一名复员人员离开部队。向定(这两句看不清,原字可能是人名)看档案要我本人签字后,入档案封存。对于我,还有一名叫东至有,分配到砖糖厂。就我们两个是二功残,参谋问要不要残废证,我说不要,领照回头又丢了,就是麻烦,另外又给我和巩各发了500元,我也不知道啥钱,去问参谋讲明用途,他说给你就花这个钱,就这意思,在路途上看病用。
在我们九连问题就多,因指导员叫王孝准,从排长提拔的少尉,后当上指导员才是中尉,政治空气不行,实干精神不行,做政治报告不行,本来指导员为此带头,战士心里都明白就形成跟着混,跟着跑,一天三顿吃个饱,你说东就向东,你说西就向西,到时间打起背包回家去了,不谈政治,不讲功劳,为人民服务,为自己服务,所以讲65年这大半年自己感觉特别好混,根据团的精神,每年复员兵多出事,为此我们团今年复员战士提前就到集中,独立团也很分散,集中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边防线太容易有空档,为此一有时间就军事集中,我连靠近团部,所以我连不宣布复员名单,我个人心里也着急,过了一星期,才宣布离开连队,到复员大队去该办的手续复员,大队一切办好,65年12月回到我们原来单位,新的一页就开始了。”
从这一段记录,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复员,不仅是有档案的,而且也有“复员大队”这个组织给一批次的复员军人,同时办理了复员手续,而这个,就是如今社区“退役军人事务部”负责给军人发放每年一次的优恤金时,让我到处碰壁而苦寻不到的那个“退伍证”的相关单位———经过了部队在建国初期的整编,54年后的今天,让我再去寻找并提供这个证明,那我得提前多少年准确投胎,才来得及赶上这个没法完成的“穿越”啊!
“来单位先到武装部报到后到劳资科报到,劳资科分配到仓库,认为后库政治力量差,必须补充加强,首先把我介绍给经营科李积欠、刘国梁接受分配工具库与何荣宝、罗英,我和刘志刚一个班。”
关于从部队复员归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老爸和老妈在那个看上去啥也没有的年代里,组建了家庭……
“我是66年2月份结婚的吧。在没有结婚前,工作那个时候讲挺忙的,本当自己想回家探亲,与武凤商量了一下,让母亲来新疆找我探亲,看领导上同意不同意,结果领导同意了,我母亲来新疆大约50多岁。
穆珊瑚(也就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还在农业学校,惠莲(也就是弟媳妇)参加劳动,就青武与母亲还是分开吃住的。就是我在部队上发的生活费节约下来也寄给珊瑚零用,母亲接到以后,就很快来新疆玩儿了,大约住了五个月。我要提出让她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母亲不同意坚持要回,那好,只有让她回。我从部队上带回一切都给母亲,就是我们准备结婚的东西:缸、被套,都让她带走,送回母亲,后来组织上给了一间房,原来是一家做烧饼的,这就成了我和武凤的新家。
那个时间,那不上班的工人干什么呢?家庭又没有养猪、养羊、种地,趁这个机会到处打听消息,这是一种人;另一种人到处乱跑;还有一种人在家干家务,带孩子,从经济上为厂节约,从生产上脱离不开,我还是负责整理库房,购买劳保用品等等的,也实在不清楚为什么会到处是一片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