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于坚就认识到，中国文学没有自己的下半身。自此中国诗歌开始了对身体的划段认识和写作，文学回到身体了。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下半身写作。而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作为行为艺术“下半身”派的代表人物沈浩波就曾套用韩东的句式宣称：“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因为“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沈浩波的《一把好乳》《肉体》以及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等。这些诗歌正如他们所宣言的那样：“不要传统，不要西方，不要诗意，不要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寻找快感，寻找肉体”的纵欲和沉醉。于是，他们把诗歌变味成了一场文字上的快感游戏。
2007年3月，继“裸体读诗”事件后，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又表演了一次诗歌行为艺术：诗歌论斤卖。同月，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4位诗人在哈尔滨签署《天问诗歌公约》。2007年10月5日，新疆诗人杨钊“伪自杀”，事后则宣布“自杀是一场行为艺术”，其行为颠覆了所有的深度、价值和意义。与此“伪自杀”行为艺术对应的是诗人余地抛弃刚刚出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自杀身亡。诗歌变成了纯粹的行为艺术。
上述所谓的“口语诗”和“下半身”写作，不管是“梨花诗”的玩口语、玩裸体，还是“下半身诗人”的肉体崇拜和文字快感游戏，一旦文学失缺了理智和思想，一旦语言的美感和文学的诗性之美被荡涤一空，一旦文学的美学价值被新闻价值和商业价值所取代，文学的独立和自由就会受到拘囿，文学的存在价值就会受到怀疑，文学的生存发展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而我们的文学也就成了顾彬先生的“垃圾”论的又一佐证。
以上种种，仅仅是文学新变中的窥斑见豹，还有没被提到的网络文学、打工文学、学者文学、明星文学、玄幻文学等。近年来的文学，难以一言以蔽之，既繁花似锦、炫人眼目，又备受冷落，处境凄凉；既走向式微，又特有活力。透过文学的流变与发展，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颠覆后有重构，告别后有新生；思想要有身体的承载，肉体应有灵魂的声音。我们理应相信在宣布文学已经死亡，在呵斥文学是垃圾，在抱怨我们没有像样的文学遗产和伟大的作家的声音外，还有更多的声音告诉我们：“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高行健语）。大浪淘沙，泡沫终将会消失。正如林贤治在评价鲁迅时所说：“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
（原载《山花》2010年第7期）
欲望化、青春化、娱乐化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的三种情态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纵观当代文坛，可谓流派纷呈，热点频涌。文学紧随世界潮流而倐忽变迁，文学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并在商业化、市场化的裹挟之下，以炫人眼目的欲望化、青春化、娱乐化的另类姿态出现在我们眼前。文学失去了故有的庄重和典雅，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青春艳丽、平庸和性感。文学也从未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迎合大众，如此地和市场血肉相连。文学被包装、被炒作、被戏玩：有人打美女品牌，有人刮青春旋风，有人炒“肉身写作”，还有以恶搞为趣、以戏说为乐。从卫慧、九丹到木子美到竹影清瞳，从韩寒、蒋方舟到郭敬明、张悦然，从“赵丽华口语诗”引发的“诗裸颂”到“寻找快感，寻找肉体”的“下半身诗歌”，以及恶搞流行风的肆虐弥漫等。文学按市场胃口调制出各种文学大餐，作家也成了造星文化的副产品，拥有浩浩荡荡的追星族大军，并掌控着大众的文学阅读走向。下面就新潮文学的三种情态作一勾勒，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的文化景观的审视，引发我们对当代文学发展做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探索。
情态一：文学欲望化
主要针对“美女文学”与“肉身写作”。
在21世纪的开场白里，推到前沿唱主角的先是一群、后是几个70年代出身的女作家，以卫慧一路尖叫着出场，以木子美在互联网上兴风作浪达到高潮。“她们被Logo（标志）成’美女作家‘或’另类作家‘或’文学新人类‘。她们的作品以女性意识的身体主义写作为主（源自西苏就女性文学提出的’躯体写作‘的口号，指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思想，其叙述完全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身体渴求出发）。即如棉棉所说’用肉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也如卫慧所宣称的那样’钻进欲望一代躁动而疯狂的下腹，做一朵公共的玫瑰‘。”这些“公共的玫瑰”对外开放女人的隐私，展示肉体的细节，表达灵肉的放纵，书写欲望的贪恋和满足。卫慧的成名作《上海宝贝》“充满了物欲、肉欲、性、同居、同性恋、吸毒等疯狂极端的另类体验”。小说向我们昭示的是一种重肉轻灵、性爱剥离的另类生存哲学。木子美通过肉身叙事记录床上细节，把她喜欢的“淫乱”“放荡”等词演绎得活色生香。一本《遗情书》不仅达到了自我欲望的放纵，也满足了公众的偷窥欲，把文学的感官化、大众化、公共化推向了高潮。
文学的身体化、身体的商品化将文学向消费文化推进。文学在对市场的跟进中，使文学渗入了越来越多的非文学因子。2006年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赵丽华口语诗事件更是文学身体化、欲望化的典型例子。本来赵丽华的口语诗究竟算不算诗，可以百家争鸣，论战不休也不足为怪。但在后来的“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上，诗人苏菲舒当众脱光衣服、大秀裸体，并且旁边还有诗人帮腔说：“这有什么啊，艺术家早就玩过了，诗人来一次你们就受不了了？”一个“玩”字使赵丽华的口语诗由身份认同的论争演变成了与身体有关的诗歌表演。这出文坛闹剧潜藏着某种商业精神，即只要被关注，能吸引大众眼球，那么一切手段都该被允许。赵丽华因骂而出名，苏菲舒因身体而出名，工夫全在诗外。“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上发表评论称其“硬把流氓耍成了一种流派，使萎缩成为一种伟大”。此话虽尖刻，但却表明了青春作家不予认同的审美价值判断。
而作为行为艺术“下半身”派的代表人物沈浩波曾套用韩东的句式宣称：“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因为“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沈浩波的《一把好乳》《肉体》，以及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等。这些诗歌正如他们所宣言的那样：“不要传统，不要西方，不要诗意，不要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寻找快感，寻找肉体”的纵欲和沉醉。于是“身体在文学世界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身体的欲求和满足是至高无上的律令”。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就变味成了一场文字上的快感游戏。
以上所谓的“美女文学”“上半身”“下半身”写作，作为对当代文学中曾经建构的身体禁锢和性爱稀缺的乌托邦世界的反动，无疑有其强烈的颠覆性和摧毁力量，在其寻求身体突围和人性探微方面，也为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增添了更为鲜活的审美元素，通过身体辐射出来的话语活力更使禁欲的语言死角充满生机和春意盎然。但不管是“美女作家”以私密示人的赤裸裸的欲望宣泄，还是“下半身诗人”为满足肉体欲望的文字狂欢，一当文学失缺了理智和思想，一当语言的美感和文学的诗性之美被荡涤一空，一当文学的美学价值被新闻价值和商业价值所取代，文学的独立和自由就会受到拘囿，文学的存在价值就会受到怀疑，文学的生存发展就会变得岌岌可危。
情态二：文学青春化
此情态主要针对“80后”写作。
“’80后‘写作，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作品，进入市场，进入文学领域的写手的写作。”
文学青春化的旋风最早由韩寒刮起。2000年，一位自称“一块上海的大金子”的高中生韩寒在作家出版社抛出了他的骇世之作《三重门》，在作品里，韩寒以一种偏激的行为，狷狂的方式，放纵的语气，孤傲的姿态，向绝大多数同龄人或未成年人不堪忍受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坚决的不合作。《三重门》不仅敲痛了教育的神经，震撼了文学这片热土，也使整个社会在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加入文学、出版的大军这样一种态势下失去了平衡。稍后，湖北女孩蒋方舟，12岁推出长篇《正在发育》，小说讲述了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的发育过程，这部涉及早恋、性、同性恋等敏感话题、用成人戏谑话风调制的作品让大人大惊失色。2003年1月，郭敬明的《幻城》出版，与韩寒黑色幽默式的辛辣不同，郭敬明用忧伤凄美、轻灵浪漫的语言书写虚幻世界的神妙，该书一出场便为郭敬明赢得风光无限，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高居全国文学类畅销书榜首，发行量超过百万，郭敬明也因之成为目前最走红的青春写手，拥有像当红明星一样的追星族，直接被称为出版社的“印钞机”。紧随其后，与郭敬明一道被包装为“金童玉女”作家的张悦然，以才情折服读者，以实力征服市场，她对青春的焦灼和锐痛的抒写，意绪丰满，语言雅丽，其冰清玉洁、空灵飘逸的“忧伤玉女”形象为她争得纯文学的一席之地，并得到了评论界的首肯。继“金童玉女”作家的成功推出，出版商又包装出“80后实力派五虎将”，推出李傻傻、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等。李傻傻为青春注入性和暴力的元素，他笔下的主人公叛逆而放荡，他身上散发着湘西和陕北的混合气息。李傻傻由此暴得“少年沈从文”的大名。因沧桑、颓废的《草样年华》而成名的孙睿被媒体称为“老舍京味儿小说的继承人”，“青春小说的最后一个酷哥”。而特立独行的春树，书写残酷青春而成为另类青年极端的代表，她的朋克装照片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封面，并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人物。“青春文学”从登陆文化界就一路飙升，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对整个文化市场的征服。“’青春文学‘的发行量动辄上百万，十几岁的写作’童子军‘已逾千人”，“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30名一半都是青春文学作家”，青春文学图书已“占据文学图书市场百分之十，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整体份额旗鼓相当、分庭抗礼”。
2007年，在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不少新生代作家登上各省作协领导岗位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协张开了怀抱，接受“80后”作家入会申请。由此，经市场推出、在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80后”文学，结束了与主流文学界相互对峙、甚至相互妖魔化的局面，与主流文学界达成和解，青春文学这一涓流由此汇入了中国文学的大河。
“80后”青春文学从诞生起就与全球化、市场经济一体化、高科技化、数字化、都市化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对全球化时尚文化信息的敏锐捕捉，对叛逆青春的率性抒写，对青春阳光、纯真的刻意稀释，对性和身体的大胆触碰，对语言范式的全面突围，给市场带来了新的看点与卖点，也为文学送来了新鲜的生命元素，但在我们不得不承认“青春文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同时，更应该正视他们现有的不足和面临的发展难题：即如何消除拼贴的印痕，如何避免重复的套路，如何打破格局的窄小，如何改变整体的虚弱，如何在生活和写作于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保持对市场化和对时尚化的警惕，耐住寂寞，抵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徜徉。
情态三：文学娱乐化
此情态主要针对校园流行的“恶搞”风。
“’恶搞‘本来是当前流行娱乐中的的一种搞笑手段，是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对人们习以为常的食物事物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以博众人一笑，或者借此表达作者的某些观点。”而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巨大影响，在“宏大叙事”渐渐退场，个人化、游戏化、无厘头逐渐风行的创作背景下，恶搞大肆流行，校园“新作不断”。
“曾经流行一时的《Q版语文》是很典型的对文学范本的恶搞，也是文学娱乐化对教育的一次猛烈冲击。在一本封面标有’全国重点幼稚园小学优秀教材‘字样的《Q版语文》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变成了促销女郎，而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摇身一变成了古惑仔，孔乙己偷窃光盘叫’资源共享‘，’愚公移山‘值得尊敬吗？把家搬到山后不就成了。”白雪公主穿上了高叉内衣，最为离谱的改编是将朱自清的名篇《背影》改编成了《老爸的背影》：父亲翻月台时，被红袖章逮到，老爸以为是抓计划生育的，原来却是道路违章罚款，虚惊一场，于是父亲在月台做起了“托马斯”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