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力：不仅做成了，而且对后面央视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制作的影响绝对是无价的。
这47个孩子仅仅是奥运转播成员中小小的一分子，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次奥运转播将成为他们自身最宝贵的财富。
BOB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完美结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本《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标准研究》为大型节目的转播提供了启示，而这47个学生毕业后，除几个考研继续上学的学生，全部被中央电视台录用，现在，他们全部是那里的骨干。
“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绝对不能任由外国人摆布，如果整个北京奥运会全是外国人来转播，那么无异于是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交给了别人。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团队来控制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参与赛事的公用信号制作，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不仅是一个体育大国，也是一个赛事公用信号制作的大国。”这是马国力与任金州2003年见面第一次讨论奥运转播时说的话。2008年后，再看这些话，他们做到了，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这句话，为中国的奥运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大礼。
17.电视有学
逝去的20世纪，因为电视有了记忆；而生命与岁月因为记忆显得悲喜交加。
在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当沈力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一个由办公室改建的简陋的播放室里，播出中国第一条电视节目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时间不长、制作粗糙的节目，却是中国电视事业上重要的一步，也是影响深远的一步。
77摄影班的同学们伴随着中国电视的发展与之共同成长，对于中国电视的思考也在同学们的成长中日趋成熟。从无学到有学，从无体系到初具规模，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电视的见证者，更是中国电视学的缔造者与建设者。
手艺人的“手艺书”
就在电视起步之时，中国陷入了慌乱的“文革”十年。没有电视节目的实践，电视理论研究自然也随之处于停滞状态，就连之前的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大加批判否定。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也被篡改为“全面专政的工具”，此时的中国电视，已经毫无理论可言。
然而，进入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沐浴着中国的电视事业。“四级办电视”决策一经提出，中国电视事业有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成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播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极大改观。然而，与之相配的电视理论却很不系统、很不成熟，即使有人在研究，也只不过停留在个人的自发状态，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分散无序，而这些文章也仅仅是发表在自己誊写的油印刊物和教材上，或党政机关报副刊及晚报之上，更不要说国外译著了。
钟大年：毫不夸张地说，书店里所有关于电视的书加一起，也不过一个书架。
日益丰富的电视实践时刻都在召唤着理论的介入与创新。而此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拥有着一份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一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电视系身上。
1986年，电视系正在为东北电力公司培训，因为课程容量大、笔记太多，同学们强烈要求老师们能够将教授的知识出版成书。是啊，几代电视工作者摸着石子过河，蹚出来的一条实践之路，总要有人做好标记，指明方向。就这样，在时任电视系主任王纪言的召集下，由电视系18位老师组成的编书小组决定出版一套电视节目制作专业教材。这次，77摄影班的温化平、钟大年、任金州有幸参与其中。
钟大年：那时建立一个学科体系和一个理论系统，不像现在拿来主义那么便利，翻译几本书，介绍一些名词、流派，用一个框架一套（就可以了）。
没有框架，就从讲课资料中挖掘；没有资料，就从课堂范例中搜集；没有理论，就从实践需要中建构。总而言之，他们用的，都是最笨的方法。
任金州：王纪言老师鼓励自由发挥方式：总体框架上大家没有集中讨论过，彼此都是按照自己讲课的内容各写各的书，交叉的内容，各自主动避让，你讲的内容，我就不讲了。电视系的老师形成很好的氛围和风气，在集体做事时，大家互相关照。
钟大年负责的那本书取名为《电视片编辑艺术》，就在写这本书时他得了痔疮，那会儿没有电脑，无奈只能趴在医院的床上抄完书稿。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养成了趴在床上写东西的习惯。
钟大年：写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我不太喜欢参考别人的东西，总是自己去想。所以，只有到有所感、有所悟时才有兴趣去写点东西。
这套书就好似珍宝，每位老师都为之付出了很多，对它更是疼爱有加，在谈起它时，自然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丝丝成就感。
温化平：我的论文和文章发表在各类学术和其他刊物上，还写了一本至今还没有被人彻底忘记的小著《电视节目解说词写作》。
辛苦努力三年后，1989年整套丛书终于出齐。为了使书系的设计感更强，王纪言老师还专门学习了日本图书的包装方式，用卡纸做成书套，拍出了在当时可以说很炫的照片作为宣传样式，拿到出版社出版。
这套书是全国第一套电视专业教材“电视节目制作丛书”，共18本。
任金州：王纪言老师主持出版的这套书系启发了我们，后来我们接着这本书，做了一系列的电视教材项目。在1993年青岛全国社教节目评奖会上，高鑫老师与我聊起时下到处出书标榜“××学”、“×××学”时，高老师说现在电视发展这么快，我们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公开亮出“中国电视学”建立自己的电视学呢？
90年代的中国，电视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股中坚力量，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信息。此时的电视，已经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弟弟”，人们也逐渐改变了过去“电视不是独立的艺术，只是播放工具”的传统观念。同电影一样，电视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需要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此时主持电视系工作的任金州与钟大年沟通提出这一想法后，立刻得到了钟大年等许多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电视系老师的支持。
任金州：当时分工是这样的，由电视系学术委员会牵头策划，钟大年负责全书内容组织、章节设定等，我负责全书运作及与出版社的协调，朱羽君、叶凤英、高鑫、任远、叶家铮等五位老教授每人分别负责一个部分的内容协调与审稿。我们七个人组成《中国应用电视学》编辑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本书的创作。
确定好人员后，七个人坐在一起便开始激情澎湃地探讨这本将会具有深远意义的书的框架，当时的每个人都信誓旦旦，都希望将多年积累的实践与理论经验出版成书，以供教学应用。
任金州：当时，叶家铮到办公室专门找到我谈话，他觉得这本书叫“中国电视学”可能有点大，因为这本书还不能够具有完完全全的学科构架。
的确，电视这门学科操作性较强，电视工作者就好比是手艺人，而电视学的理论也是几代教师从我国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概括和提高的浓缩，不像一些新兴学科的理论那么洋、那么玄。这套书主要也是探讨电视基础理论、电视节目制作与创作等应用性内容。
钟大年：因为电视的理论太土、太直白，我们只好把它叫做“应用电视学”。
终于，他们对这本书有了最终的定位。理想中的电视学应当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应该集艺术性、学术性、实用性为一体。如果仅仅通过这一本书将电视所有的特性传达清楚是不可能、也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他们希望这本书能够秉承“电视理论应是发展的理论”这一最基本认识，结合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四十多年来的具体实践，总结规律，提出新颖的理论阐述，以供后人借鉴。最终取名为《中国应用电视学》。
就这样，中国电视手艺人们从此有了自己的“手艺书”。
钟大年：直到今天，它仍是全国电视专业教学的基础。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事。
这本书出版以后，因为它的前瞻性与统观性，立刻在电视界产生了不小的轰动。于是，这本书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首先是学校奖，之后是北京市奖、广电部奖，最后还获得了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奖。
任金州：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若想得到人民大学的吴玉章奖是十分难的，我们的这本书也刺激了张颂，他在我们之后立即组织播音系教师写了那本《中国播音学》。
到了1997年，中国电视事业又一次面临着转变，这一年是中国电视的“调整年”。广播电视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外传媒的进入，迫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从业者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便能在国际媒介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任金州：90年代，中国电视事业成长很快。1993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东方时空》，电视改革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同样是在1997年的时候，电视系吸纳了一大批年轻的业务骨干，这些年轻人也都跃跃欲试，试图做些事情，为自己，更是为中国电视。
于是，电视系决定，在《中国应用电视学》的基础上，再次出发，再组织全系骨干教师编写一套教材。由任金州与钟大年主编的“电视学系列教程”孕育出炉。
任金州：这个教程也是我跟钟大年讨论最多的，由于这套书的封皮基调是白色的，所以我们管这套书叫“白皮书”。在电视学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跟钟大年还是很默契的，这套书我们在一本《应用电视学》的基础上由集中方式改为分册方式。
初步商定此套教材为20本，一方面可以全面总结归纳近年来电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希望推介电视系的年轻骨干，像刘燕南、张雅欣这些目前在业界已十分知名的教师，当时也都参与其中。但有一点遗憾的是，有三位老师因工作原因没有完成。最后这套书由20本变为17本，交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之所以交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而非母校的广播学院出版社，这其中还有两段小故事。
任金州：第一个故事是因为之前跟我们学校的出版社之间出现了问题。
就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1989年版的“电视节目制作丛书”之后，电视系希望将朱羽君、任远、高鑫、叶家铮、叶凤英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对电视系第一个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教学成果予以留存，并为其出书。五位老师自然很是高兴，就将多年的心血原原本本交予了出版社。
任金州：这五本书当时都是用手写稿纸的方式爬格子给爬出来的，他们也没有复印，也没有拿复写纸拓印。
可是，出版社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解释，轻描淡写地将这些珍贵的手稿弄丢了。任远老师跑到出版社翻遍所有废纸筐，终于找到了他自己手写的那珍贵的一半书稿，而其他人的辛苦结晶早已被当做垃圾，打扫得一张不剩了。面对这一心酸的事实，任金州毅然出面协商：出版社必须承认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的话，下本书绝不会在这里出版。
就这样，在多次沟通未果的情况下，任金州兑现了诺言，这一次，拒不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任金州：第二个故事就是当时在北师大出书是能够参评国家奖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那时还不能参评国家奖。
当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并非一级出版社，电视系若要走出去，就必须通过北师大出版社拿到国家奖项。当时北师大的电视文化研究还属于初期阶段，虽有心却无力，广播学院在这一领域却是当之无愧领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