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专业主义在“媒介化危机”中的功能
面对技术—制度环境的结构性制约，媒介组织在国际危机报道中如何体现自身的能动性，甚至影响国际危机的走势？在这一部分内容中，将引入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这一结合观念与实践的解释框架，对媒介组织的能动性以及“媒介化危机”的制造进行分析。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解释框架
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介组织（特别是以新闻资讯为主要产品的媒介组织）在观念与经验层面，面对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而生发的一种能动性。那么，这种能动性从何而来，在此有必要先引出一个基本概念——专业（profession）。通过对一些专业组织的历史考察，威伦斯基提出，一个职业（occupation）转变成一个专业需经过五个阶段：第一，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full-time）的职业；第二，建立起训练学校；第三，形成专业协会；第四，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完成以上五个阶段的转型，我们便可以认定一个职业变成了专业。
于是，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媒介组织的新闻专业主义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陆晔和潘忠党将其要素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传媒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某一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第二，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第三，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第四，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第五，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以上是从专业到专业主义的一种观念框架，接续提供若干经验层面的案例，以便切近理解：首先，关于媒介作为一种专业在转型中国的演进，资深媒介人钱钢、贺延光曾在一次讨论会中说过：虽然遇到林林总总的问题，但中国新闻事业一直在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他们当年刚刚参加新闻（宣传）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清晰的“记者”概念，只是知道自己要做的是“宣传干部”。可是，起码在今天，“记者”这一具有专业认同意识的职业概念已深入人心。这就是专业的成型与发展。
而进入国际危机传播的现实情境，华语电视机构在专业主义方面的建构或倒退，在“9·11”事件的报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凤凰卫视在北京时间当天晚上9点10分，发出关于“9·11”事件的第一条消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被袭起火”，成为香港、内地乃至世界华语媒体的最早播报。接着，凤凰卫视的总监、主编、助理、导播、助播、字幕、化妆、导控、主持人等全部投入了这场没日没夜连轴转的空前直播（36小时），见证了“9·11”事件的全过程。此处关于凤凰卫视“9·11”事件报道的内容，但另一方面，“急于在电视中看到现场场景的观众，一直等到12时的整点新闻时，才从中央电视台收到一则播音员的口播简要新闻。直到转天早晨，《东方时空》才在早新闻时段第一次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可以说，中央电视台在“9·11”事件的报道中，输在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与实践上。但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等重大国际危机的传播活动中，央视从“及时上报”向“即时播报”的转型，却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进步。
（二）媒介组织的能动性
在我们看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基于我们对传媒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的，而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又是基于我们对社会结构的总体认识，基于我们对国家—社会—公众这一社会模型的设定，基于我们对于社会管理方式的设定”。那么，在这种设定与认识当中，媒介组织自身的能动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事实上，上述能动性的体现，在面临国际危机的当头，也是一种“不得不”的策略与转变。正如央视资深业者包军昊在2008年反思“藏独”报道、总结汶川地震经验时提到：“‘藏独’这个事情，我们还和以前一样，觉得应该慎重，所以没报，其实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主流媒体吃的亏已经很多。有了突发事件，我们还是按照之前那套思路，等一等看一看，万事要慎重，没有第一时间抢报，事后报正面，往往造成舆论方面的被动。中央有明确的说明，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迅速报。换言之，以前‘及时报’不是马上报道，而是马上向上级汇报。上级掂量一下，评估一下，看能不能行。现在网络、MSN、短信传播非常快，你如果还像以前一样的话，你会失去你主流媒体的舆论阵地，你会失信于民。所以第一时间反应非常重要，要‘即时报’，就是马上报道。”除了面临危机“不得不”作出调改，媒介组织还可以在如下层面作出积极的应对此处积极应对的阐述框架：
首先，为公众提供反映国际危机真实情况的信息（informing the public），因为如若没有真相的呈现，四起的谣言反而会让危机扩大化；其次，引导公众关注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敏感危机信息（sensitizing the public），这其中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最根本的贴近性原则，而非“为报道而报道”、“为关注而关注”；再次，提醒公众关注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重要危机信息（updating the public），这是因为国际危机并非静态的，它也在不断发展、变异当中；复次，监督政府和商业机构（supervis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除了纯粹的自然性危机，在社会结构的顶层往往是社会性危机的原发地与放大器，比如“水门事件”与“安然事件”；最后，媒介组织要帮助公众设置危机议程（setting agenda）。
（三）“媒介化危机”的制造
在当前的媒介化社会中，危机何以可能？以何国际？事实上，如果没有媒介的传播活动伴随，大量国际危机，特别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地区性危机，将成为一个伪命题。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电视、报纸、杂志、网站、博客、微博等实时跟进，作为受众的我们很难知晓千里之外智利矿难的井下和周遭情况。哪怕是国内的舟曲泥石流灾害，如果没有大学生王凯连续上传三百余条有关舟曲泥石流的微博，只是习惯于面对屏幕的你我也很难切近体会灾害的破坏力。
基于此，“媒介化危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基于媒介组织的生产性活动而得以传播、受其影响甚至被其改变的危机事件。
当然，“媒介化危机”并非今日才有，如果进入全球媒介的历史演进中，在百余年前的美国就有生动的案例。那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主角是“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以及他的《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在战争爆发前，赫斯特的《纽约日报》不断制造火药味，极力鼓吹对西班牙开战。赫斯特甚至公开宣称，为了使两国打起来，他花费了100万美元用于鼓动宣传。“据说美西战争前，赫斯特曾派画家雷明顿前去古巴采访。雷明顿到古巴以后，发现情况并不像美国报刊宣扬的那样，就给赫斯特拍回一封电报：‘一切平静。这里没有动乱。不会发生战争。我想回去了。’赫斯特马上回电，写道：‘哈瓦那，雷明顿，请留在古巴。你提供图片，我提供战争。’”虽然这封电报的真实性难考证，但一个由报纸制造的战争事件，以一种负面的形象被世界危机传播史记录了下来。
以上案例虽然是负面的，但它带给我们对于“媒介化危机”的思考却并非是负面的，而是一种反思性的理解：毕竟，当前越来越多的战争、矿难、地震、台风……被媒介生产活动日常化、即时化、密集化地传播开来。这是人类掌控危机的一种进步？社会—媒介层面的一种发展？还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极致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还在不断给出，我们必须审慎地持续关注。
三、媒介组织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的作用
在外部的技术—制度环境制约下，媒介组织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圭臬，在国际危机的传播活动中体现出自身的能动性。但在当今时代“媒介化危机”的生成及演进中，我们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反思。
综合以上部分的阐释，在此可以对媒介组织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做如下归纳。
（一）危机信息的传达与反馈
告知（to inform），是媒介组织最基本的作用；信息（information），也是媒介组织最基本的产品。在国际危机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各级各类的媒介组织首先要把相关信息传达出来。虽然当前中外传媒业者对于及时传达危机信息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但在30年前，在我国却也发生过这样的危机信息“迟滞”。比如，在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发生了7.8级地震，尽管死伤惨重，但这次地震高达15621人的死亡数量，直到12年之后的1982年才得以公布；而大家更为熟知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的死亡数量也是在发生三年后才披露出来的。
原本，地震属于“天灾”，是一种自然不可抗力。如果此间的危机信息及时传播，不但对营救、支援工作有极大的帮助（比如，汶川地震的直接、快速报道引来了海内外大量的救援人力、物力和财力），获得大量的积极反馈信息，而且对于国家形象、政府信誉的塑造有正向的建构性功效，可以“转危为机”。但上述20世纪70年代两则“迟到的新闻”却被美国新闻院系作为反面典型写入了新闻教科书。这一“被写入”，可以说是制造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国际危机。
诚然，具有专业主义追求的媒介组织，并不只是传达危机信息而已，同时也需要注意危机信息的反馈，这一点可以通过专业评论、深度调查以及记者再报告等方式得以达成。
（二）危机议程的建构与话语权竞争
在最基本的信息传达与反馈之外，就国际危机进行议程设置也是媒介组织的重要作用。而这一重要作用，对于当前的中国媒介组织而言，需要格外重视。
就此，吴非等三位学者以2008年“3·14”西藏事件为例，给出了精要的分析：李普曼的《公众舆论》阐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揭示了传播媒介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展示“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而非客观的事物。而当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持有固定的好恶感情、定式化的印象观点后，就形成“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也会导致对事物认识的偏颇。之后由此发展出了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正式提出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议程设置虽然不能影响受众的某一观点，但是能通过影响受众关注角度来影响公众舆论，甚至可以进而影响到政府议程。西方媒体大量频频出现的关于“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就是在充分利用“拟态环境”，对报道对象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加工，再让受众接受不再真实的新闻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设置危机议程不仅是媒介组织在国际危机传播中的基本作用，也是媒介组织在全球传播格局与变局中争夺话语权的“主要战场”。这也好比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媒体通过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做到了让“这一天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这一理念在全世界深入人心。虽然，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的确很大，但作为“媒介化社会”中一名理性的社会个体，可以认真反思一下：它真的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吗？这其中是否也有被建构乃至被夸大的成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