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59届国际传播学会”（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上，参与到有关跨文化传播教学实践分组讨论的时候，我提出对跨文化传播的“跨”在英文中是否有不同，如果有，该是什么样的不同的问题。我提出“跨”在英文中至少有intra-，inter-，cross-，trans-四种区分，有必要从学理上说清楚，以便于进一步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和我一样坐在听众席上的美国传播学会（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国际/跨文化传播委员会副主席Wendy Leeds-Hurwitz教授对我的问题很感兴趣，小组讨论结束后，相约在咖啡吧继续讨论，对这些“跨”的不同给出她的想法，并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是该说清楚这些“跨”的差别了。
2008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主办的第26届“国际媒体与传播学会”（IAMC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会议上，我提交了论文并作了小组发言，以2006-2007年有关中国龙的争论为个案，探讨作为新知识生产的跨文化传播理论〔Neo-knowledge Production Theory for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A Case Study on the Hot Debate of Social Functions of Chinese Drag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2006-2007）〕。当时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学院的郝晓明教授是小组主席。因为是用英文作的发表，且时间有限，感觉没有说清楚。后在芝加哥召开的第60届“国际传播学会”（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会上以“Neo-Knowledge Production Theory for Communication-Between-Culture Studies”为题再次论及这个话题，基本思想都凝结在本书的部分章节中。
2010年7月份在参加由贵州省政府、贵阳市政府主办的“2010贵阳生态文明论坛”中的“生态文明转型与国际传播分论坛”，就此主题发表15分钟的演讲，一位女学生提问我，在我提出的逻辑函数关系中，对系数的权重是否有所考虑，比如主体、时间、空间和媒介在作用于文明基本要素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彼此从0-10的不同语境下系数权重的差异，对我很有启发性。会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国际传播系主任郭琴教授给我电子邮件，推荐有日本学者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过跨文化折射理论（trans-cultural refraction theory）的研究成果线索，与我的研究有相通之处。后来，在2011年9月份在澳大利亚就文化和文明的问题和郭老师继续探讨，颇受启发。
就新知识生产的理论，与我的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院冯宪光老师讨论最多。早在2006年初，就有关什么是知识的生产、人类知识生产的历史，冯老师就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也是促成我提出当前中国走向世界，无论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还是传播中国，理论上是新知识的生产，现实中也需要进行新知识的生产。后来在参加一些相关国家部委有关对外传播的讨论会时，也提出当前的国际传播背景下，话语权的内核是知识生产的主导权，中国的对外传播或者国际传播实质是要进行新知识生产的观点。2010年8月份，冯宪光教授作为评委来京评选鲁迅文学奖，在宾馆里询问我近来的研究状况时，因本书的写作已近尾声，我比较全面地勾勒了全书的线索，重点提到本书自认为的几大创新，包括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新知识生产的理论、新媒体成就中国的假设等。冯老师提醒我，文化与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是一个理论模型，尚需要大量的实证材料来验证，同时，对于这样一个函数关系，最好在以后的研究中建立起一个适合的数理模型，来进一步深化你的研究。冯老师的提醒让我想起李金铨老师和林芬老师的类似意见。在2009年初，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习期间，每个访问老师都对自己的研究题目作一个20分钟的汇报，我汇报了文化研究的历史脉络，表达了要将文化和文明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的倾向，当时李金铨老师和城市大学的林芬老师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介绍我和主研传播量化研究的祝建华老师谈，后来因为日程紧凑，总觉得还有时间，竟一再错过机会。期间去拜访在城市大学任教的张隆溪先生，在短短的工作午餐两个小时中，我扼要地汇报了我的想法，张先生肯定了我的创新性的同时，提醒我触动文化、历史性的议题要慎重。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陈凌老师、黄煜老师，澳门大学的陈怀林老师汇报我近期的研究中，也尝试从他们的智慧中引领对我的启发。另外，还有一直关心我的远在加拿大的李臻怡博士，拨冗为本书写了长长的序言，因篇幅问题，只好另文发表。2009年底赴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访问期间，与汪琪老师、彭家发老师、臧国仁老师和夫人、冯建三老师、苏蘅老师、钟蔚文老师和朱立老师、李瞻老师、陈世敏老师，台湾大学的张锦华老师、林丽云老师不同程度地汇报了我的研究，这样的学术交流依然在继续。尤其在阅读台湾政治大学汪琪老师为本书撰写的序言时，更让我感受到前辈学者的思想锋芒和大家风范。
为了验证我的思考以及获得更多的批评意见，我以“18世纪以降文化与文明话语的博弈”为题先后在几个大学作了几次讲座，其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白贵教授认为，学者对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比较熟悉，但将传播的视角引入，从文化和文明关系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还是第一次，比较有新意，对当下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有启发意义。
就本书提出“新媒体成就中国”的理论假设，我最早是在2009年12月参加由浙江大学数字与传媒学院吴飞教授主持的“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教育部重大课题招标论证会上提出来的。吴飞、赵晶晶两位教授和我共同回答专家组的提问时，谈及从国际传播向跨文化传播思路的转型，需要借鉴18世纪德国和20世纪美国文化建设的经验，并且，在对互联网的政策管理上思维要转型，从害怕到充分利用到成就中国。其后，课题中标后，2010年2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课题开题报告会上，我再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两次会议上，这些观点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尹韵公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彭波局长、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副司长等专家的兴趣。后来，我在参加到团中央有关青少年新媒体建设项目过程中，与颇富实践经验和思想灵思的李文革主任和他的朋友们，包括吴伟鹏、李东、文建军等的交流中，将这样的理论思考联系实际，尽量落到实处。2010年8月31日，就在本书完成初稿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彭兰教授接受“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的邀请，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第16次“午餐学术沙龙”（www.cassgmrc.com），以“新技术条件下的网络传播变革”为题，贡献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更是将我带到了Web2.0的理论视野，让我对“新媒体成就中国”的假设增添了一些理性上的信心。
记得2005年访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宽大的多伦多大学校园里一个角落找到仅剩下一个工作人员的“麦克卢汉研究中心”（The McLuhan Program in Culture and Technology），在远离繁华的多伦多市区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找到由一座小教堂改造而成的麦克卢汉的家，浏览预言现代传播科技使得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被《纽约时报》称为新媒体“先知”的麦克卢汉的书架，和面对他曾经使用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样式的老式电视机和录音机的时候，我不断感受着理想和现实的张力。作为跨文化传播理论奠基人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超越文化》中提到，“面对文化，面对阻碍自我发展，并且导致侵犯行为的文化局限，我们显得十分软弱。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我们能够摆脱潜在文化的潜隐束缚的唯一方法，就是自觉积极地投身于我们想当然的生活方面中去”（爱德华·T.霍尔，1988，p.7）。无论本书前言中提及中国文化发展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提出这些问题的层面有多肤浅，身处生活中的人——走在大街上，你认识的、不认识的，工作关系、偶然邂逅等等，又有哪个不是积极地投身在他/她们想当然的生活中呢？而且，也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每个人靠他们有限的知识和精神的内存，竟然就整体性地越过一个又一个自我的、文化的阈限，在推动着历史和时代的巨轮缓缓向前。
是啊，生活。
就在我漫述本书一些观点和理论成形过程中提及的一些前辈、朋友和亲人时，内心里饱含的都是感激、敬意和温馨。
以上是对本书的出版直接影响和贡献的人和事。至于间接影响的，感受最深的是和学术前辈先贤同行的文字对话。写满字的书页像刻满字的碑一样沉重。漫漫人生和学问路上，有机会和他们相遇、相识和交流，是我来此一生的荣幸。我更愿作一只辛勤的蚂蚁，啃着，啃着，希望牙齿脱落的时候，眼睛更明亮。此外，还有浙江大学数字与传媒学院吴飞院长的慷慨资助，将本书纳入“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丛书”系列出版，才使得本书有机会面世。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蔡开松老师，往返多次的编辑修订和体现在书稿中有关观点的深入交流，让我感受到他的思想认识深度以及一个出版人的严谨和职业自豪感。如果愿意，请读者和我一起表示对他们的深深谢意！
家人的关爱是我的动力。我有两个妈妈，83岁的老母在夏天拿着蒲扇在我身后扇着风默默陪伴，岳母大气睿智操持家庭，精心调配饮食让我感动和感恩。岳父黄锡惠教授是一位满语专家兼高级编辑，初稿的校对倾注了心血：书稿中随处粘贴的便签上严肃工整的字体，切中肯綮的语言，像一把把小刀，或刮去文中浮饰，或刺破言论脓肿，让我感佩。夫人黄廓博士海外留学的经历使她对问题的认识具有非同一般的视角和深度，两个人的聊天时常是一种小型学术对话，对学术和真理的共同追求，对生活和事业的共同品味饱含在书稿的撰写过程，让我感恩。两个人一起读书是一个快乐的、发现的旅程，是迷路的孩子不断摆脱藤精树怪，在森林的中央和天使下棋聊天的惬意。此时，午夜，完成全书最后一个字。仰望星空，告慰老父在天之灵；俯察涵章，小儿甜睡幸福安康；相对无言，相倚体味那午夜绽放的丁香。
2003年仙逝的媒介生态学的创始人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的著作《技术垄断》（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一书的开头引用了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记载的一个故事，埃及国王吐哈姆斯（Thamus）曾经这样驳斥发明文字的神祗多斯（Thoth）：
（文字）会使你的学生获得大量的信息却没有正确的指引；外表看上去无所不知，其实在很多方面是一无所知；他们自负得好像充满学识，实则丧失了真正的智慧，甚至沦为社会的负担。
阅读至此，汗不敢出。文字的发明之初尚有这么多的批评，文字之后人类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领受其给人类带来的便利的同时，领受等同的甚至加倍的批评也实属必然。至于我自己在前人、今人基础上，写作本书，以一孔之见介入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文化生产，其中隐含的问题就更是难以尽述！李白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我不饮酒，权且以元末诗人和画家王冕的《墨梅》诗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我家洗砚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再次感谢那些曾经在我思想中留下墨痕的学者，希望在不成为吐哈姆斯所说“社会负担”的前提下，继续沿着学术的道路前行，去探求那真正的智慧。
姜飞
2011年10月于北京太阳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