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学习过程中，还有另外一股思想脉络齐头并进。早在1908年，鲁迅就提出，科技兴国，但更看重“立人”，即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令飞（鲁迅），1908；迅行（鲁迅），1908）；20世纪30年代，熊十力也察觉到，“欧美学风，渐以东被，三尺学童皆有菲薄儒术，图弃经传之思，而于西学又不得其精意，摭拾名词，长其骄吝鄙倍之习。士气人心，不可复问。先圣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其逆睹今日之事哉？”（郭齐勇，1994）熊十力进一步提出“外王学—内圣学”，认为，中国面临的不仅有“外王学的问题，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内圣学的问题。即重新探索人类的、民族的精神家园，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意义的终极信念。在这一方面，特殊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能否救治人们在工商业竞争的紧张下出现的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的精神或心理危机，即信念、价值、存在与形而上的迷惘，填补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冲击、毁谤之后留下的一大片精神或心理的空间，则是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或哲学问题”（郭齐勇，1994，pp.95-96）。
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学习则更加根本性地决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命运。苏联人类学家柯斯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吸收外来文化并不是进步的基础。此外，吸收也还不是单方面的、被动的取为己有，或迫于强力，接受‘教化’。吸收乃是文化上相互影响的结果，是这一文化和另一文化交相丰富的过程。这样的相互影响，也是进步的极为重要的条件。隔绝、孤立会妨碍文化的发展，使人变野；而不同文化的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则是文化发展的刺激”（柯斯文，1955，p.67）。而更早一些，在20世纪早期，在彼时中国已经无法为世界文明提供我们的思路动力甚至新的源泉的时候，当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中国的门口不断的敲门甚至破门而入的时候，中国的王国维提出东西方文明存续发展的出路八个字：“相互激荡，相互发明”，本身既充满着对家国的忧怀，也代表着没有断了脊梁的中国学者的智慧。
二、费孝通提出文化的自觉开启中国思想界的“狂飙突进”
但是，这个相互激荡、相互发明的过程何其难也。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今天，都经历着针对新、旧殖民主义一番“刮骨疗毒”式“内伤”治理，用发展的眼光重新认识文化自我，充分结合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优势，一方面培植“文化抗体”，另一方面培植文化自新机制，即“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话语，服务于“独立”本身，也贡献于世界文化未来。
“文化抗体”的概念很重要。“文化抗体是使文化机体在受到外来文化侵袭和冲击时得以自我保护和延续的内在反应机制。文化机体对外来文化侵袭的应激反应能力，是文化能否抵抗外来因素侵袭、与其他文化共存于世界文化生态之中的最重要保障。而这种应激能力并非自主产生，而是外来侵袭因素即‘抗原’刺激作用的结果。可靠的文化抗体决不是简单反抗外来因素，而是与外来因素发生结合，成为文化的前沿地带，带动着文化机体对新要素的不断更新的选择，而选择是文化内部各种观念与外来因素相互作用之逻辑过程的结果”（李书文，2008）。这样的逻辑过程，在当今中国的体现有多个案例，比如前文有关“中国龙作为中国形象代表”的争议；在韩国，则有韩国首都汉译由“汉城”改名“首尔”的案例，等等。
“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建筑的代表，“中国龙”作为当前在世界各个角落唯一能够唤起中国人同根同种的文化符号，都在建构中国文化认同过程中发挥着“骨干”支撑的作用。但在商业浪潮冲击下，“星巴克”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附着在“故宫”文化符号之上，因为西方对“西方龙”的厌恶和抵制情绪，传染给了中国一些人对“中国龙”的看法，乃至取消其作为奥运会的吉祥物，甚至还要建议取消作为中国形象代表的行为，都是“文化内伤”的表现。
这样的“文化内伤”患者不止中国。比如美国黑人曾经被白人视为至多是永远在精神上和智力上存在缺陷的下等人，而且更可悲的是，很多黑人已经接受了白人给他们的这种形象。“当人们喜欢我时，他们告诉我说不包括我的肤色。但他们不喜欢我时，他们指出并非是因为我的肤色。不管怎么说，我被锁进了这种恶魔般（infernal）的怪圈之中”（Fanon，1968a，p.116），以至于早期的殖民批评家比如杜波伊斯就明确提出，黑人的首要任务是从白人和黑人的灵魂深处同时祛除黑人的上述形象（张聚国，2000）。我在《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一书中将其称为“第三天性”（姜飞，2005，p.210）。
对待殖民主义的祸患，单纯的反抗是暂时的，后殖民文化批判就是要揭开被用“泥巴”糊住的“伤疤”，彻底疗治文化“内伤”。从文化的自卑中走出来，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用平等互利协商的方式解决新老问题（姜飞，2006年9月14日）。而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深度的文化自觉。
在中国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开始经济复苏的历程。但是，借助改革开放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并没有将富余资金进行有效再投资，增强国家的实力，而是修祖坟，盖房子，购买外国奢侈消费品等等。这就促使学界思考，富裕起来的国人在面临强大的西方工业文明的侵蚀下，文化建设该走向哪里？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他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文化自觉对个人而言，就是要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
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它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要求知道：
·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
·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义涵。
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论坛”上，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作了《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的报告。汤先生提出，除了文化自觉外，“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看看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明确地提出，并深入地探讨以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文化自觉’”。
汤一介先生提出的问题意识，将文化自觉问题引向深入。文化自觉之后就是问题意识的萌发。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思想上的问题。
我认为，问题意识和文化的自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问题不是主要的，更不是目的。理解、升华并解决问题是目的。就像硬币终归是流通的工具，不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在问题意识不断推动文化自觉的广泛思考之后，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需要再向前推进一步。
作为对殖民主义本能反拨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曾经启发了国际范围内理性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有效地推动着千疮百孔的殖民地人民逐渐培养起文化的信心，建构自己独立的国家经济和文化话语，反思历史上的和新形势下变种的殖民主义，朝向一个和平和平等的国际新秩序努力。而这样的“文化自觉”极端表现的“民族主义”却是非理性的，在批判殖民主义所缔造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同时，等逻辑地重新缔造本民族中心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则和本书所说的二战以后广泛的“文化自觉”的思想和潮流背道而驰。
那么，中国的文化自觉，似乎从逻辑上起点应该更高一些。
当这种文化的自觉已经在国家管理者和知识阶层那里化为行动的时候，曾经遭遇粉碎性骨折的中国文化躯体开始逐渐站立起来，中国文化靠其强大的内力与奇谲的适应性再一次尝试站立起来。
但这个站立却是金鸡独立。因为文化的自觉似乎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即中国自我的问题，如何走的问题。至于走向何方，如何在新一轮的文明、文化的历史博弈中不仅奠定中国思想的位置，也要为世界工业文明的未来提供中国的启发，不仅仅是为中国借鉴西方的历程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也是将所有的人都视为人，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平衡、平等、和平、和谐发展的世界的一种需要——想一想18世纪以降德国思想界的努力吧。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适时补上了这个空缺。“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并且最高的政治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思想分析单位，也就是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赵汀阳，2005，p.44）。是在跨文化、全球化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找到一个在民族/国家体制之上的，更具有超验的统摄性的思想方法或体系。在这样的超验的目标下，体现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协商，共存共容的气象。
我非常认同“文化自觉”这一极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思想，认为是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目标的必要阶段。我也非常认同“天下体系”极为智慧和宏大的思想，认为是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现实的思想理论支撑。这似乎开启了中国文化建设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国的思想界要运用自己的智慧，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推动国人从历史视角反思当下，文化从哪里开始自觉，又自觉到哪里去的精神，与18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赫尔德对突破英法主张的文明的普世性，强调德国文化主体性、文化地域性特征，建构德国特有的文化，从气质上是一样的。
当下的中国和18、19世纪的德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很大的类似性在于：第一，都是快速现代化。两个大致都用了30年左右完成了现代工业化的进程；第二，二者都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轴心时代”都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智慧，对各自的文化传统深度尊重，并都努力在当代继续为世界文明的演进贡献本民族的智慧；第三，都面临着新崛起后在既有的“文明世界”确立自己位置的困境。
中国和德国的文化观打造进程也有诸多不同：
第一，德国对文化的特性和民族精神的强调，先是通过文化观的打造凝聚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进而通过德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和价值的论述，作为英法文明式发展道路的反话语。而中国则是科技先行，经济发展之后的文化重新建构问题，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先“文明”了，才来想文化的问题——而且是先学会了“西式文明”，才来想“中国文化”问题——这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1）根据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德国的文化观打造过程中，并不排斥，本来就身处、拥抱来自英法的工业文明的，只是在这样的拥抱和脱离过程中，为这些被“神话”成英法独有的东西套上了地域性的笼头，从而凸显了德意志民族的主体性，由此也打造了德国的文化；（2）中国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是同时糅合了西式文明和中国文明两个自变量，二者在中国文化发展、文化变迁中如何协调发挥作用打造中国的文化？
第二，德国的文化建构不仅解决了德国民族意识觉醒，进而解决了国内统一的问题，还为世界贡献了如何克服工业文明给人性发展带来问题的思想；中国当下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是一种被动反映，反映的是中国国内面临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摆脱“文明休克”状态的需要；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化建设的问题，使得文化自觉、文化重建问题缺乏像当年德国普遍的危机感所导引出来的动力。
第三，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和德国的不同也在于，当下是西方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大背景下，中国同时面对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跨越式转型的挑战，所以，面临的问题比当年德国更为复杂，问题也更为尖锐。
于是，在中国，文化的自觉必须同时朝向两个方向，一个是带着问题意识低头向下；一个是抬头向远，探讨中国为世界文明秩序如何作出贡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