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大叔》是一件什么事呢？这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情景——公共汽车上的吵架，不过，这一次发生在“后现代”社会的香港。一位50多岁的男子在公共汽车上大声地用手机打电话，坐在后面的一位戴眼镜的青年人不堪忍受，便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小声一点。年长的一位感到受了侮辱，转身吵架，骂了些不堪入耳的脏话。这段愤怒的“独白”持续了6分钟。
车上的一位乘客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吵架的过程，并放到了网上（Youtube），顿时走红。“巴士大叔”在吵架时说出的两句最著名话语——“未解决，未解决，未解决！”和“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干嘛和我过不去？！”——变成了短暂的流行语。事后，据说这位“失业的中年男人”“一骂成名”：有人向他提供工作，他还在收费的基础上接受传媒采访，一位社会竞争中似乎是曾经的落魄人，因为粗鲁的行为偶然被手机记录而成名。
这段录像的质量乏善可陈——模糊而不稳定，离专业标准差距甚远。录下的声音也不甚清晰，而且是广东话，大多数中国人听不懂。但是作为媒介制造的公共事件，自有人自愿无偿地担任“翻译”、“字幕”和“配音”的工作，原版还派生出若干搞笑变种。
但手机摄影的原作者并不出名，而这个起哄的公共媒介事件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销声匿迹，迅速被人遗忘了。借助新技术记录的寻常事件毕竟缺乏文化含量。但是，《巴士大叔》的事件也不是全无意义。它显示了新技术制造新闻的能力。无聊的人和乏味的日常生活需要戏剧事件，如果没有，人们便会创造一个。无处不在的手机适应了这种社会需求。当人手一部手机的时候，人人都能成为生活的记录者。手机的普遍化和记者的普通化极大地扩大了记录的范围，但它也使新闻变得偶然和琐屑。虽然这种“娱乐致死”的新闻可能肤浅和短命，但它们挑战着传统的显著、显要和重大事件的新闻价值观，影响着人，塑造着文化。
手机颠覆了社会的价值观和人们传统的生活态度——而这正是电影《手机》想要表达的主题。下面我们通过分析，阐述手机这种最新的时髦技术所具有的隐喻含义，进一步揭示手机使用的后现代寓言。
电影《手机》的戏剧寓言
2003年12月，冯小刚推出了他的贺岁片《手机》，正赶上手机开始在中国风行，因而反响热烈。这部电影是第一部，也许也是迄今唯一一部以手机使用为主题的影片，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手机使用与社会道德和价值变迁之间的联系，以及日益精巧的技术与日渐下滑的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电影的主人公严守一（由著名幽默演员葛优扮演）第一次接触电话的时候是陪一位年轻妇女去镇里给她的新婚丈夫打电话。这并不是一次私密的感情交流：妻子思念丈夫的信息由一位看守电话的老头在高音喇叭中大声广播，所有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分享到了某种暧昧的信息。在一个人际关系紧密、没有多少私人空间的年代，人们对这种常见的个人信息公开化的现象并不大惊小怪。
其后，在新的隐私年代，严守一成为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负责一档理应揭示真情和揭露真相的热门节目（《有一说一》）。但在表面风光的背后，严却是一个花心丈夫和不忠实的男友，而手机以通话、短信，最后是以手机摄影的方式一再地揭穿严的秘密。最终，严的前妻离他而去，心爱的女友也与他分手，那位不择手段的第三者却取严守一而代之，成为那档热门节目的主持人。正如电影编剧刘震云所言，本应带来人际沟通的手机却变成了炸碎人际关系的“手雷”。
电影《手机》汇集了许多与进步、自由、诱惑、背叛和不走运有关的寓言。在严守一看来，所有的坏运气都源于手机，是轻浮的电话和短信赶走了妻子，是手机秘密拍摄的偷情被女友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临终的奶奶希望见严最后一面时，他却错失了这个最重要的消息。被各种无用而破坏性的信息所包围，却失去最有用的信息，这似乎是电影《手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电影《手机》以戏剧的方式挑战了“进步”的观念，生动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与道德变迁之间的紧张关系。严守一的故事在中国现实中并不罕见。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人享有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而受到越来越少的道德限制，人们越来越乐于追求个人的快乐和性的“开放”。这种转变经常被命名为“进步”。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从没有电话的村庄到人手一部手机的都市——也是一种“进步”。从主流新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并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包括实现个人欲望的隐私和保留独立空间的秘密。作为个人身份的手机似乎是最有代表性的进步工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影反映的却是另外一种情景。
越来越精巧的手机日益成为监视私人秘密的工具。“进步”显然是一种双刃剑。严回到农村后，扔掉了他的手机，突出地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对手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情。
影片中的另一位人物——由张国立扮演的费教授——在影片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寓言”的讲解者。他的一些归纳精彩绝伦，由四川话说出来，更显得亦庄亦谐。例如他说，过去上京赶考，一去几年，回来说啥子都成立（此处意味着，说的不一定是真话），现在呢，“太近了，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技术的发展反而让人没有了空间。
结论：手机的未来
对手机的未来从来不缺少乐观的预言。据保罗·莱文森的调查，多数人在只能保留一种传播通信工具时会从众多媒介中选择手机。为什么人们把手机看得那么重要而不可或缺？
移动和互动是手机最重要的特征。在紧急需要的时刻，手机是最便捷的工具。手机也成为汇集所有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功能被赋予手机，并得到发展：电子邮件、视频对话、小说阅读、听广播、看电视，人们几乎可以用手机做任何事情。于是，手机成为人们信息和联络的首选渠道，成为个人和群体信息交流的媒介核心。人们希望随时随地交流信息，随时随地与他人交往。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处理铺天盖地的信息和无所不在的联系。我们希望时时刻刻被永无休止的信息所包围，被各种各样的联系所打搅吗？当我们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可以通讯联络的时候，我们还那么热衷于说话吗？面对新技术的泛滥，身陷信息和交往的超载，确实有太多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首先，虚拟的联系能否代替真实时空的接触？我们最想说什么？我们只想对谁说？手机能否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个人的、群体的、精神的、心理的？令人怀疑。通常的情况是，通过媒介搭建的虚拟关系缺少面对面交流的信任和亲密。
其次，海一样的信息真的能够帮助人们实际地了解世界、建立友谊和从事交往吗？
当人们开始接到手机的节日问候时，短信息常常来自亲友，他们会感到快乐和兴奋，会乐于一一答复。然后，当人们开始接到越来越多的节日问候，常常是群发的没有接受者姓名的短信，于是，这样的答复就成了负担。大量制作和发送的信息不一定能造福于社会，它们常常成为由从众的大众埋单而短信部门获利的游戏，就像《超级女声》事件一样。铺天盖地的信息将我们淹没，甚至陷我们于疯狂。可能我们会像严守一一样，身陷消息之海，却失去最重要的信息。在2007年春节的时候，不堪短信骚扰的人甚至提出了抵制贺岁短信的倡议。新技术还带来许多其他的社会后果：以推销为主的垃圾短信，诈骗信息，偷拍隐私，公共场合的手机声音干扰，病毒等等。从《巴士大叔》案例我们得知，手机还能制造没有多少公益效果，仅仅制造社会笑料以满足无聊需求的短命公共事件。
手机不仅仅是工业化的代理，它同时带来了信息时代的“后现代”表达方式。本文只是对这个人造物品文化后果的几种粗线条的梳理和分析。人人拥有手机的状况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后果，手机传播将会给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更多的话题和更深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