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文化建设三思
中国电影已走过了整整百年的沧桑历程，中国电视也已年过半百。今天，中国影视以其丰富的样式形态和骄人的强势存在，已远远超出了单一的文化系统和文化层面，其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需要我们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此思之再三。
影视文化是人类文化创造中最具时代活力、科技含量、市场价值、国际传播意义与社会影响的文化样式之一。以丰富多彩的视听产品为核心内容、以电影电视为传播媒介的影视文化不仅在传媒文化、艺术文化、娱乐休闲文化的几个系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扛鼎地位（如图示），而且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乃至外交、经贸等各个领域都产生着直接的重要影响。因此，影视文化的建设，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从物质文化层面来看。影视文化借助影视传媒，首先创造出具有相当高科技含量和市场价值的物态化的视听产品，成为人类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物质文化产品样式之一。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电影，百余年来，以其光彩夺目的银幕影像产品，构筑了人类大众文化消费相当重要的领域。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视，在短短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更是以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相伴相随的独特优势，生产和传播着数量巨大的屏幕视听产品。以影视视听产品为核心内容直接拉动着影视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革命。
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小银幕到大银幕，一直到立体电影和数字电影，每一次科技创新和革命，都会直接带来银幕景观的创新和革命。电视更是基于现代高科技的支撑而不断地发展进步，从黑白到彩色，从微波传送到卫星传送，从录播到直播，从模拟系统到全面数字化，电视生产和制作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高科技强有力的推动。有史以来的人类文化创造，迄今为止，不论是从媒介意义，还是艺术意义，还是社会休闲娱乐意义来看，科技含量之高，物态产品之丰富，规模之宏大，还鲜有哪一种文化样式超过影视文化。而影视的视听产品，不仅科技含量高，而且市场价值大，发达国家视听产品的贸易已经构成了它们对外扩张的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如美国的好莱坞及其他相关视听产品的全球推广等等。影视的视听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通过成规模的大众消费往往可以获得高额的市场回报。随着影视自身的不断扩张，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投向影视业，投向影视产品的生产，而大投入往往又带来大产出，这便使影视不仅仅具备了传媒的价值、文化的价值、艺术的价值和科技的价值，而且还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借助科技与市场这两翼，人类的影视文化创造成为人类物质文化创造中比重份额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视听产品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视听娱乐的体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物态化的影视产品的膨胀也可能带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对于大众文化的推动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也可能使人类文化日益表象化、浅表化、浮躁化。
第二，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来看。影视文化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涉及到人类制度文化建设几乎所有的层面和领域。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影视文化在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都与它们不可分割。影视文化传播良好秩序与体制的建构，对影视生产传播效益、效率的提升，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落后的秩序与体制则将极大地阻碍影视生产传播的健康发展。从国际视阈来看，影视的制度建设在国际影视传播秩序建设中，如何将普遍的国际惯例、国际规则与本国、本地区的惯例和规则有机协调，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目前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中，越来越显示出“马太效应”，即强者越来越强，而弱者越来越弱。发达国家借助其科技和市场的优势，在制度层面建构起有利于自己的所谓惯例和规则，这就导致了国际影视传播交流中不平衡的生态和格局，导致了国际影视传播秩序的日益混乱。“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即是针对这一领域的问题展开的。如何建构既符合现实的国际传播一般规则，又能有利于本国、本地区的现实状况的有效制度，对影视文化的建构极其重要和迫切。从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的协调来看，宏观制度包括一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层面，微观制度包括影视生产与传播领域自身多种制度的建设。如中国的影视生产传播中的审查制度如何适应不断进行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影视文化产业化的探索如何能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影视生产传播的法律法规如何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改革和推进相适应，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从影视生产与传播内部来看，存在着大的体制、政策、法规与小的管理运行等方面制度的有机协调问题，如中国影视传媒的基本属性、体制定位，到底是政府机构还是事业单位抑或企业，到底以何种定性为主导，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包括影视内部的生产与传播，如制作体制、员工分配机制等等。
第三，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影视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的生产和传播领域，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心理心态、道德观念、审美趣味等各个方面。首先是价值观，有无数的案例和调研成果可以证明，影视文化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建立和塑造，可以产生直接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包括人们通过影视文化的熏陶，可以改变其人生观、爱情观、家庭观、婚姻观，也可以改变其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等等。由于影视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会考虑将影视文化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整体战略的框架中，予以规范、控制和引导。从群体和个体角度来看，影视文化毫无疑问对于一种阶段性的社会心理心态和伦理道德态度的取向以及特定的思维行为方式的确定和延续，将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一个社会的各个群体、阶层乃至每一个个体，会有怎样的道德伦理判断、是非判断、心理心态流向、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选择，影视文化对此实际上承担着相当大的社会责任。影视文化将感性与理性、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经常熔于一炉，而使每个受到熏染和辐射的人们都有可能受到审美取向和情感趣味等多个方面的塑造，因此，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审美素养、情感素养的培育与影视文化不可分离。不可否认，影视文化对人们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能起到积极、健康、正面的引导和感染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影视文化中那些消极、落后、堕落、低俗等不健康的内容，将对人们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许多有责任感的人们对于影视文化消解深度、解构历史、充斥暴力、引发人们错误的乃至危险的仿效，降低人们的思考能力、道德水准、审美水平等境况，提出了极其严肃的批判、令人深省的警示和充满忧虑的思考。
正是由于影视文化建设在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中有如此重要、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而使得影视文化不仅仅是影视生产者与传播者，影视生产部门、行业和领域的事情，也成为具有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影视文化的创造，既是人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整体建设的结果，也是推动人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当代中国影视文化曾经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也在每个历史时期留下了若干历史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影视文化整体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外影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力度日益加大的当下时期，影视文化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国内生态格局的复杂建构与整合，也面临着国际性、全球性的困境与难题。
影视文化恰如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积极、健康、建设性的一面，也有负面、消极、不健康、破坏性的一面。影视文化既可以拉动科技的进步，创造大众消费的市场，成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探索制度创新的先导，也可能造成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乃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猖行，破坏影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健康秩序与格局。影视文化既可以成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国际影响乃至塑造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强有力载体，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也可以极大地损害、毁坏国家、民族的形象，削弱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影视文化既可以在促进人类的信息传播、资讯交流、经贸交流乃至政治传播等方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也可能以低俗、暴力、色情等内容传播不良的乃至低劣的资讯，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相当大的危害。影视文化既可以有力地整合传统文化艺术，使之获得现代化的传播，同时也可能颠覆、消解传统文化艺术的独特品性。影视文化既可能带来社会交往的活跃、文化交流的繁荣，也可能带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多元化的解构。影视文化既可以大批量地复制影像制品，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新的丰富的视听体验与经验，也可以产生大量的精神垃圾，解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消解人类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度、丰富性、多样性，扮演相当可怕的“魔杖”。
综上所述，从发展战略层面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影视文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必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中国影视文化的建设，由于关乎方方面面，因此我们需三思而后行。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中国电视传媒人的角色转型
——观察电视传媒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由“纸馅包子”这一虚假新闻报道所引发的各种讨论，已经由电视新闻报道本身引申出关于宣传纪律、宣传管理体制、媒介公信力、媒介社会责任、媒介与国家形象等若干个重要命题。毫无疑问，这已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媒介事件和社会事件，不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都将成为载入电视传媒史册的典型案例。关于“纸馅包子”的讨论可以有多重视角，而在这诸多视角中，对电视传媒的批评显然占了上风，这些批评自然无可厚非，而笔者更为关注的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使得电视报道者付出如此高的成本代价，制造演绎出这一轰动中外的假新闻报道？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根据笔者的调查与分析，“纸馅包子”的报道者制造这一虚假新闻，有媒体整体浮躁的原因，有宣传把关不严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动因或许来自当事人急于完成一个预先申报的选题以换取个人生存的基本保障（如与所在媒体签订正式劳动合约）。在这里，笔者并无为“纸馅包子”假新闻肇事者辩护之意，而是可以看出：电视传媒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具体表现在电视传媒以往的受尊敬度和荣耀感正在下降，电视传媒从业者的角色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仅从电视传媒人角色的几次转型，来观察和描述几十年来电视传媒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嬗变轨迹。
一、宣传者、教育者：电视传媒实施宣传教化功能的社会角色
从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视作为党的重要宣传媒体，其功能是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电视传媒人自然也就成了承担这一功能的宣传者和教化者。他们自觉地担当着这一角色，以忘我的境界和对党的宣传高度负责的精神，推出了一大批体现党的宣传意图，很好地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品”，并以此获得了社会的敬重，甚至他们时常会成为党和政府的化身，以其“居高临下”的姿态令社会仰视。从总体上看，电视传媒人在这一时期担当的角色，与电视传媒担当的宣传教化功能是不可分离的。这一角色借助党和政府的权威而使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处于不可置疑的境界。曾记否，对于下一级的政府而言，上一级的电视媒体到基层拍摄、采访，有时甚至被当成同级政府的“钦差”，受到格外的礼遇。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电视荧屏里的记者、播音员等显得那么神圣和神秘，能同这些人物握手、拍张合影照，定然感觉荣幸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