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有个伙伴，我十五，他十七，正是青春骚动的年纪。我们在业余美术班相识。我当时学美术纯粹是为了混个好出身，考个什么艺术类学校。而他呢？他就说来话长了。
他个子不高，一脸青春痘，头发貌似郭富城，实则是为了挡痘痘。他父亲早年去世了，家中就他和他母亲两人做伴。听人传言他母亲精神方面有些问题。但我去他家时，他母亲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打毛衣，见家中来人，也只是微微一笑。看不出任何有精神病的端倪。
我当时读初三，他那时已经初中毕业了。同学要么读高中，要么去读了技校。他却什么也没读，就在美术班里待着，老师或许是认为他画得不错，可以当个小老师之类的。至于他为什么不去找个地方接着读书呢？现在想来，应该是家贫。
我们时常关了画室门，两人躲在里面抽烟听音乐。有时是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有时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烟抽没了，两人就凑点钱去小卖部买，那时有一种烟叫湘烟，两块钱一包，拆分了以后便是一毛钱一根。或许，作为新时代的你会好奇，甚至怀疑我是在编故事，不可能嘛，两个十几岁的人身上加起来两块钱都没有吗？不好意思，真的没有。
见过穷人家的孩子吗？我们就是了。
有时翻遍了口袋一分钱都掏不出来时，我们就捡烟屁抽。两人在画室里嘬着烟屁画画，皱着眉头画那些坛子罐子，苹果香蕉什么的。每过一两天，估摸着苹果香蕉快不行了，我们就将它人道毁灭，老师过来问，我们便说坏了臭了，丢了丢了。老师也不好说什么。
抽着烟屁吃着快要坏掉的苹果，我们聊的却是人生和未来。
那时他一直说要去海南。他说南方当时已经沸腾了，到处都是做生意的人，海南现在是最大的经济特区，人人都往那里去，他还说他有个表哥在那里，做大生意，有好几家酒店，有几百栋房子，钱多得不得了。
他叼着烟屁，一脸兴奋地说，你等着啊，我去了就给你寄两条烟过来，好好抽，抽死你，哈哈。我嚷嚷着，好好好，快点来抽死我，快点来啊，哈哈。
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一般就不说话了，各自做出一副向往状，想着那不愁烟抽的日子究竟会何时到来。烟头烫了嘴，才反应过来。说会话，然后又接着傻笑。
有一天他忽然叫我去他家吃饭，大家都是一个工厂的孩子，虽然彼此家里离得不远，但我们基本上都不会去对方家里吃饭的。家家就那两个菜，有什么好吃的呢？他却说，这顿饭吃完我就走了，你来吧。
那天他买了一个硕大的鱼头，足有三斤重，说要做剁椒鱼头吃。我知道吃完这个鱼头，兄弟就要出发了，二话不说，从不下厨的我也帮着去厨房收拾起来。
咔咔两刀，鱼眼睛直凸凸地瞪着我，我看了看鱼眼，放了菜刀，说，你来吧。他卷起袖子，咔咔几刀下去，他母亲走进来，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来吧，孩子。
后来，他母亲在厨房里忙碌，我和他坐在客厅抽烟，他放了一本周华健的磁带，磁带效果有点问题，周华健唱《花心》的时候就像被人掐了脖子。我们两人也没说话，对着抽烟等饭。
鱼头端上来是苦的。他母亲笑吟吟地坐在那里，望着我们，也不说话。我尝了两口，这才意识到什么。他却什么也没说，埋头吃着。我知道他大概是要将他母亲送到一个养老院或者是某个亲戚家里去，海南虽然有一个表哥，但山高水远又是多年不见，人家是否会照顾他都不一定，何况还带一个不清不楚的妈呢？
我吃了两口后，实在太苦了，便佯装学校有事，先走了。
下午学校上课，课间时他叫我出来，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我俩躲在操场的一个角落里抽烟，他从包里掏出一包烟来递给我，我没接，他硬塞在了我手里。南方的细雨如牛毛一般，飘在脸上，就像一双湿润的手在不断地抚摸你。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冲我说：那鱼头有点油盐不浸啊，我连忙笑了笑，说，是啊，那该死的鱼头，呵呵。
上课铃响后，我就走了。他在雨中又站了一会儿，抽完了那根烟。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远远地望着他，他拎了一个小包，一点都不像要出远门的样子，雨中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他站在那里，发了会儿呆，像在想什么，随后他甩了一下手中的包，就这么走了。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就这么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往了沸腾的南方。
后来我们曾通过信。他到了海南后，他表哥给了他一份采购的工作，帮厨房买菜，在信中他还是一番蛮愉悦的样子。再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差不多十年以后，我听说他表哥在海南后期的泡沫经济中衰败下来，席卷了一笔钱逃到国外去了。前两年我去海南旅游时，他专门来找我吃饭，十多年未见，大家的眼神都变了。
生活如洪水，不知怎的，看见他，我就想起那天的那个硕大的，苦的，不对味的鱼头。我还记得那间狭小的厨房里，鱼眼直凸凸地瞪着你，像是执意要看穿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