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受难
说到包括剧作家在内的作家艺术家怎么处理与生活的关系，还是得回头说到胡风。
抗战爆发前夕，胡风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略论文学无门》。当时，他刚刚从一本日文杂志上读到作家志贺直哉的小说《暗夜行路》。这部小说只有八万字，但作者却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把它完成。这件事使胡风吃惊，也使胡风感动。联想到国内文坛上有些人浮躁的创作风气，他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常常听得见作家们说出这样的意思的话：我对于那种生活的经验不够，所以那篇作品写得不满意……粗粗一听，好象他非常地尊重生活，严肃地用生活来衡量他的作品似的，但其实却正相反。对于那种生活的经验都不够，为什么能够落笔呢？而况且顶好也不过一边是生活‘经验’，一边是作品，这中间恰恰抽了‘经验’生活的作者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中间受难（Passion）的精神！这是艺术的悲剧，然而在现在却正是一个太普通了的悲剧。”
在胡风看来，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作家本人受难的过程。这里有两方面的受难：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受难，在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受难，首先是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受难。请注意，胡风在这里使用了英文词。在英文中，“受难”原指《圣经》里所讲的十字架上耶稣的受难，同时，作为普通名词，这个英文单词也有“激情”的意思。把这两个意思结合起来理解，“受难”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的痛烈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在作家心中唤起的炙热的情感。
胡风在这段话里实际上说到了作家怎么处理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作家应当以一种受难的精神，怀着不可遏制的激情投身到生活中去，沉浸到生活中去，这就是胡风的主张。事实证明，胡风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于这种在生活中受难的精神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胡见把它形象地称为“拥抱”（拥抱创造对象、拥抱时代的心理动态和精神要求）“肉搏”（和现实生活肉搏）因为是拥抱，是肉搏，就不能对生活采取一种追随的态度、作假的态度、卖笑的态度，胡风对这样三种态度深恶痛绝。事实证明，胡风的这些主张也是正确的。
胡风所提出的“受难”、“拥抱”、“肉搏”这些概念，不可避免的打上了那个战争年代的烙印。胡风在理论和批评上最活跃的时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战争的绵延，使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包括胡风在内的那一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获得了具有浓烈的战争色彩、功利色彩的性格，也使那个时代的语境和话语体系染上了浓郁的战争色彩。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来领会“受难”、“拥抱”、“肉搏”这些词汇的内涵，应当看到，它们所描述的作家对生活的态度，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冲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将“生命冲动”这个概念运用到对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和创造性的解释方面，用到对作家艺术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解释方面，是对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合理成分的借鉴。巴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是一位强调人的直觉和体验的学者。他认为，一切抽象的概念、分析等只能歪曲实在，只有靠本能的直觉才能体验到世界的本质。从这种基本的认识出发，柏格森把时间看作是惟一的、可以通过人的直觉体验到的实在。他把这种实在时间称为“绵延”。他认为这种“绵延”就是生命冲动——“绵延”象川流不息的河水，永远处在变化着的运动之中。整个世界、全人类就是在这种生命冲动中不断创造、不断进化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之流”、“绵延”）是柏格森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概念中一个核心的、基本的概念。在柏格森看来，作为世界的基础和本质的生命，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心理体验，是自从世界开端便一举而产生的一大力量，一个巨大的活力冲动。他把这种生命冲动比喻为喷泉涌出，榴弹爆炸，骑兵突击。这种生命冲动的产生，是由于生命不断变化创新的需要。
胡风提出的“受难”、“拥抱”、“搏斗”，是指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强调的是主观的精神状态；我们从柏格森那里借用来的“生命冲动”，同样是指作家、艺术家处理本人与生活的关系时的一种态度，强调的也是主观的精神状态。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张扬着作家艺术家的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饱满激情。在宋代伟大诗人苏轼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充满激情的生命冲动的鲜明显现。
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受难的一生。首先是生活本身给予了他太多的折磨苦难。青年苏轼踏上仕途不久，就强烈感觉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自己当官不能为民造福，而一帮官僚贵族却在疯狂聚敛民财。几十年里，他在京城和陕西、浙江、山东、江苏、湖北、广东、海南等地为官，由于正直、坦率、倔强的个性，他成为官场中一帮小人的眼中钉。在湖州太守任上，他被诬告，不久，即被逮捕，关进监狱，整整囚禁了130天。此后，他一再被贬官职：先被贬到湖北黄州，快60岁时被贬到广东惠州，不久，又被贬到海南儋州……然而，胸怀坦荡、生性乐观的苏轼始终对生活满怀激情，尽管这激情之中含着悲凉之意，同时又洋溢着乐天派的喜气。他从不向任何权势低头，面对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他把得失、荣辱、升沉、起伏统统看作过眼烟云，而在与生活的“拥抱”、“肉搏”的“受难”过程中，以他的生命冲动坚持诗歌、散文创作，坚持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受难。在40多年里，他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4200多篇散文，卓然成为了一代宗师。
作家、艺术家应当怎样对待生活？苏轼用他的受难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被遗忘的审美前提
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说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问题。
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与现实生活的纯粹理性关系不同，作家艺术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一种审美关系。
对于这种审美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许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对审美主体——作家艺术家本身应当具备那些审美经验、审美条件等都有过深入的探讨。但是，人们却忘记了作为审美主体的作家艺术家在进入艺术创作这个审美过程之初应当具备的前提——真诚。对生活是否真诚？对艺术是否真诚？对受众是否真诚？这是检验每一个艺术创作者，每一个广播影视剧写作者的试金石。三点之中，首要的，根本的是对生活是否真诚。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复杂化、多元化和物质化，这个前提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容易被人遗忘。为了给文艺家们提个醒，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这里，我先将它转录于下：
“有人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主动、被动地放弃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有人在执着地寻找文艺所特有的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痛苦的宗教精神。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中国文坛。
对文艺的种种‘侏儒化’、‘失血症’的激烈批评，已经成为昨夜涛声，我们不能不正视眼下无可回避的精神危机：真诚，已经被一些人遗忘。城市化取代平民化之后，在纸媒上和镜语中，大小城镇几乎一律幻化为‘小资’充斥的温柔空间，下岗的人群与进城打工的人群日益边缘化；假话取代真话之后，为求官的写作者与只求财的写作者，再不会因为漠视苦难和掩饰不公正而受到任何谴责；商品意识取代批判意识之后，探索精神自动退位，文艺再难见到奇绝诡丽的奇思异想；‘为消遣’取代‘为人生’之后，所有的审美活动统统纳入媚俗的轨道，‘悲悯’、‘关怀’连同‘良知’等等一并消逝在遥远的星空……。20年前，人们为异化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一刻，万万没有料到，异化现象会在今天成为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
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使真诚这个审美前提显得如此突出又如此重要。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无疑是审美活动。在进入创作状态之际，作为审美主体，作家艺术家的人生态度是否真诚（对生活是否真诚、对艺术是否真诚、对受众是否真诚），应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这里所说的真诚，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诉求，更与外部强加的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无关。这是一种完全内在性的质朴的心灵趋势，是创作主体的独特的文化的心理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成份。它必然的与人类对真理的生生不息的渴望、对生命的无法遏止的热爱、对信念的持之以恒的坚守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就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言，真诚乃是真与善的相互交叉重叠和相互渗透融合。作家艺术家面对生活时的诚恳之心与面对艺术时的真挚之情，应当是一种超越一般道德判断的人类的大爱。当他（她）的身与心贴近普普通通的人群，贴近自自然然的山水，贴近纷纭繁复的社会，真与善在心头的汇聚，会使他（她）油然而生一种实实在在的责任感，他（她）的心灵会被这种责任感所驱遣，所烧灼，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本身，仿佛成为有血有肉的信念，愿意为之付出血肉之躯，为之耗尽生命之火。这时，所有宏大到高与天齐或者细微到难以察觉的生命现象，都会变得庄严起来，神圣起来，美丽起来。这时，他（她）才可以对自己说：创作，开始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已故的诗人昌耀才把自己的创作称为‘行动的血书’。
也许是因为20年前的中国文坛，真诚还不成其为问题（那时刚刚摆脱精神束缚的作家艺术家内心还充满了宝贵的热情和天真），我们至今尚未能在当时出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专著中见到有关真诚作为审美前提的详尽论述。一些论者在极个别地方提到‘艺术构思与酝酿中创作主体情感的趋势和意象体验的真切’，从而将真实性问题由可见的仅仅视为作品本体的问题，明确地转移到更为主要的和主体的问题之中。然而，‘情感的真挚’也好，‘意象体验的真切’也好，都是以人生态度的真诚为前提的。没有真诚的人生态度，真切的意象体验如何获得，真挚的情感又在哪里生根呢？
尽管我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对生活、对艺术、对受众都缺乏真诚的文人和艺人，但是，这些人的浮躁喧嚣毕竟无法盖过真诚的作家艺术家的心声。真诚的人沉默着，真诚的人在庄严地劳动着。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是真诚的。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说，我‘有个问题频繁出现，并至今仍然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就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在德国？’反观我们的有些号称作家、艺术家的人，他们曾几何时思索过这类严肃的、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呢？对于沉醉在‘轻松’的‘休闲’生活中的人来说，思索这类问题的确太沉重、太累。而在君特·格拉斯那里，这种思索是责任，也是幸福。当记者问到格拉斯是否还将坚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塑造心灵时，他回答：‘是的，您的这个塑造心灵的说法，我听起来太亲切了。’同样注重塑造心灵的中国作家史铁生是真诚的。他虽然至今以轮椅代步并长期接受‘透析’，但他却把人的三种困境（孤独、痛苦、恐惧）视为上帝给我们的三次获得欢乐的机会。他自言自语：‘写小说之所以吸引我，就是因为它能帮我把三种困境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他尊重信仰、尊重有信仰的人。在他看来‘信仰的要求是真诚’。‘向内里，求真诚。’我相信，在中国、在我们身边，一定还有史铁生这样真诚的写作者。他们沉默着，他们庄严地劳动着，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沉甸甸的收获，都象金子一般闪光。”
我要说的，在上面这篇文章里都说完了。需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在文艺界尤其在影视圈子里，缺乏真诚的文人和艺人仍然随处可见。真诚，是一种人生态度，人生态度涉及到人的良知、人格结构、内心的道德律令等等，是需要在生活中长期修炼的。对于那种只有自我生存的生存智慧，只顾自己活得好，而漠视苦难与不公正，或者只热衷于成为明星作家的广播影视作者来说，艺术殿堂的大门是永远关闭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