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1918年2月至1918年6月，新闻部与诸司林立。1918年2月，英国政府将外交部新闻局升格为新闻部。由出生于加拿大的英国报业主比弗布鲁克勋爵任新闻大臣。与此同时，北岩子爵受命担任对敌宣传司司长，同时任命了对中立国宣传司司长、情报司司长以及电影宣传司司长。从经费上来看，北岩子爵应该对比弗布鲁克勋爵负责，但实际上此阶段的北岩子爵已可以密切地接触首相和战时内阁。此时的战时使团（the British War Mission）更多的是担当顾问的角色。拉斯韦尔认为，“把对敌宣传司设在英国战时使团里的做法，使本已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了”。
第三阶段，1918年6月至“一战”结束，宣传政策委员会独立。在1918年的下半年，北岩子爵负责的宣传政策委员会（Propaganda Policy Committee）成立，有关宣传的行政权力统一在北岩手下。在这一阶段，北岩的宣传部门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最主要的敌人——德国，并通过“更加血腥的宣传手段来遏制德国，直到足够的美国军队的到来以确保胜利”。
在后两个阶段，随着北岩子爵在宣传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和巩固，北岩式的宣传（控制媒体、不惜制造新闻和高强度）也逐步成为英国对敌宣传的主导。池田德真在书中这样描述：
北岩勋爵非常重视斯温登中校的传单战术。经过他多次努力，协约国军总司令部终于解除了禁令。于是在战争结束前的6个月里，英国发起了传单总决战。在德军的前方和后方，用飞机和气球投下的英国制作的传单总数，有1 830万张之多。雪片般的传单终于摧毁了德军的士气。德军纷纷叛乱。其政治家也意识到他们的敌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德国自信心破坏部”，它的头目便是协约国中最大的流氓——北岩勋爵。
三、德国的“宣传大会”与“宣传帝国”
德国在“一战”时的宣传组织设计决定了其新闻发布战略的被动性。池田德真认为，“德国在武力战中，确实是进攻性的，但是与此相反，在宣传战中，它完全是被动的。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对敌宣传中的被动法如何无济于事的标本”。
概括起来，德国在“一战”中的宣传组织结构更类似于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各个部门在日常的工作中较少协调和沟通，而只是在每周两到三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共同回答媒体提出的问题。
陆军部、总参谋部、海军部、战区（the district）军事当局、殖民部、邮政部、内政部、财政部、食品部，最后到外交部都会参加。主席之职大家轮流担任，而共同合作的新闻记者们则选举一个委员会代表他们发言。
面对有所准备、目标明确以及相对独立的媒体同盟，德国的战时宣传显得仓促和稚嫩了许多。“一战”期间的德国，不仅尚未意识到“控制”媒体的重要性，“宣传大会”式的组织结构，也降低了德国新闻发布的主动性和统一性。主席的轮换制，尽管保证了各部门在表面上享有平等的发布权力，却不能保证信息发布结构、发布流程的相对稳定，也因此降低了新闻发布的效率。战争爆发之时，德国只有一个官员与新闻界有联系。随着战争的推进，军事当局越发感受到协约国强大的宣传攻势，然而军事当局与政府当局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却导致建立统一的宣传部门的尝试纷纷流产。与官方的毫无头绪相比，德国的老百姓对于建立专门的宣传机构却格外热情。
一些老百姓自发组织了瓦格纳文化委员会，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用以散布亲德宣传，但是它的工作机缺乏威望也缺少技巧。德国的百姓以极度的热情努力填补政府遗留的空白，然而这却让德国遭受了损害。
为应对协约国愈加猛烈的“传单总决战”，德国的主要精力放在防御上。这种防御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向自己的士兵收购英法两国用飞机和气球投下的雪片般的传单；二是严密地封锁边界线，防止一些“反战的”、攻击德国的宣传品进入德国本土。德国与当时两个中立国瑞士和荷兰接邻，为防止协约国通过中立国把宣传品送到德国，便在与瑞士交界的博登湖岸上架上铁丝网，以阻止敌方宣传品的“入侵”。
“一战”中德国的被动表现，刺激了一位激进的年轻军人的神经，他便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希特勒。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到，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的宣传炸弹摧毁了其战斗精神而不是德国军事战略失误。在《我的奋斗》“宣传与组织”一章中，希特勒强调，宣传必须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须广征人才，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在他看来，宣传的使命在于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成为组织的忠诚“信徒”。
希特勒执政后，短短几年时间，纳粹党便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新闻传播的具体措施。1933年3月，希特勒设立了纳粹宣传部，由戈培尔出任部长。同年9月，又成立了帝国文化局，由戈培尔任主席，下设7个管理处，分管文学、广播、戏剧、音乐、电影、美术及报业。其中报业管理处由“全德报纸发行人协会”、“全德记者公会”及12个其他有关报业团体及工会组织而成。该处对记者有处分权，包括开除记者之资格。
在宣传部、帝国文化局及帝国报业管理处的主持下，新闻媒体完全受到纳粹的控制。每天早晨，柏林各大报的编辑及其他地方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大楼里，由部长及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要取消，什么运动要发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防止误解，除口头训示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战争爆发前的1939年，“纳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全德三分之二的报纸”。
对于该如何协调宣传系统的内部关系，希特勒也十分关注，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反复强调，宣传组织方面的内部任务，就是注意党内成员不因内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运动的工作陷于衰弱的地步，同时还须注意鼓舞“奋斗的精神”，使成员们不致委靡……
四、宣传模式的组织结构特点
“一战”、“二战”的语境为理解政府新闻发布在组织结构上的宣传模式提供了三组经典的案例，宣传导向下的政府新闻发布具有明确的目标性和与此相配合的组织结构。其第一目的是为了宣传政党主张，实现对民意的动员。与此相配合的组织结构的特点是：集权化的统一领导、相对简单的结构以及媒体从业者的加盟。
1.集权化的统一领导
政府层面的新闻发布权被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有时甚至是一个人），这些成员同时在行政系统中的其他部门具有专属的、实际的权力。实际上他们以“兼职”的方式加入到政府新闻发布的核心领导团队中。如美国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国务卿的加盟，保证了委员会对政府内部宣传资源的整合，并对外拥有调配这些资源的实际权力。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不仅使权力的调配更加高效，也保证了宣传机构的权威性。“一战”中德国民间宣传组织正是由于没有具备官方的宣传威望，而招致嘲笑和质疑。德国首相赫特林（Hertling）最终也没能将统一的步伐加快一点，导致德国的宣传阵营一片狼藉。
统一的权力机构意味着统一的信息出口。这在危机之下尤为重要。口径的混乱甚至可能带来灾难。统一的权力机构还意味着尽可能减少重复劳动。新闻发布所需的资料从生产到传播都只需一个部门专门应对。
2.相对简单的结构
权力的配置在这些少数人团体中被明确地、尽可能互不交叉地固定下来。领导集体中的每个人负责各自的一块宣传阵地，并通过这一阵地与行政系统内的其他权力机构发生关系，其他部门知晓并有责任向宣传机构的相应成员提供新闻发布所需的素材。
从英国宣传系统在“一战”中的变化可以发现，简单意味着高效，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庞大的咨询委员会或使团，往往并未使决策更为周全，反而导致决策的困难。
此外，为了保证部门间的相互配合，宣传部门在行政体系内必须被给予实际的权力和人员编制。在发挥宣传效能的时候，其核心领导集体在对内和对外的权力配置上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既没必要实行轮岗制，也没必要实行主席轮换制。总之，宣传模式下的组织结构以效率为第一考虑。一切有碍于效率发挥的冗余枝蔓都应被去除。
3.媒体从业者的加盟
宣传模式的另一个结构特点是，在这一系统内活跃着大量的媒体界精英。他们或是曾经的媒体从业者，或是正在以顾问的形式兼职在政府的新闻发布部门。英国“一战”时的咨询委员会，其全部成员均为英国当时的报界精英。伯纳姆勋爵是英国的报业主，1903年至1927年任《每日电讯报》的发行人；罗伯特·唐纳德在1893年创办《城市杂志》，1902年至1918年任《每日纪事报》主编，正是根据他的建议，英国才成立了战时宣传机构新闻部；C.P.斯科特在1871年至1929年任《曼彻斯特卫报》主编；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出生于加拿大的报业主，1916年获得《每日快报》的控制权后将其发展为报团；乔治·里德尔爵士，1903年至1904年任《世界电讯报》主席，1918年巴黎和会期间他担任英国代表团与新闻界的联络官。
政府新闻发布若要实现宣传的职能自然离不开媒体的配合。有的政府靠强制性的法条对媒体实现管制，或直接将其收归所有。“二战”中的德国纳粹则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方法。即便如此，纳粹宣传的最高统帅希特勒也有过办报经历，1919年他曾在慕尼黑军区新闻局任职，并于1920年买下《人民观察家报》；“宣传帝国”的直接统帅戈培尔则在担任宣传部长一职之前便创办并主编《进攻》晚报。
媒体人出身的政治家，他们更懂得如何与记者、与受众打交道。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使他们能够选择更容易“见报”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更容易打动人心的话语。
第二节信息模式：战略性与专业化
信息模式的核心在于从组织结构上保证政府新闻发布的职能不仅限于“发布”，而是延伸至新闻发布的“前端”——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新闻发布战略的“情报”基础。这一模式包含了硬件和软件两个分支，作为硬件的实时动态信息收集与分析平台及作为软件的专业信息处理团队。在这一模式下，传统意义上只负责信息“输出”的较为单纯的发布模式将被“信息循环”这一大系统所替代。
一、以信息为核心的新闻发布系统
第一章中提到，社会对信息的膨胀性需求和实时传播的技术发展为“新闻发布”的存在提供了理由。前者意味着政府新闻发布的信息服务属性，因为政府的职能是保障并促进公共利益，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公众对信息的获知需求，政府新闻发布便很难只是政党传播政见、塑造形象的宣传手段，而成为进一步满足公民知情权的信息服务机制；后者则意味着信息模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信息传输的技术保障。20世纪，对世界政治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大众传播媒介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广播、电视、互联网，甚至手机媒体与传统的纸质媒体一起构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多元渠道网络。人们不仅可以从报纸上得知政府做了什么，还可以从广播中听到、从电视中看到、从网络上主动搜索到。下文便以美国政府新闻发布机制在“一战”之后发生的变化，来探讨信息系统如何演变为新闻发布机制的支柱，并以何种方式实现着从“收集→分析→决策→收集”这一信息循环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