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认为，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传播者个人，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在低语境中，情况正好相反，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鲁斯提（M.W.Lustig）和凯斯特（J.Koester）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话语和传播差异进行了概括，笔者将其列于下表中以便读者阅读：
霍尔着力构建的文化语境观为我们理解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将难以避免地通过人们的话语方式体现出来。例如，一般认为，大部分亚洲文化（包括中国、韩国等国家）、拉美文化以及非洲文化可被看做是高语境文化，因此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交流中将比较含蓄、内隐，甚至经常“顾左右而言他”；而美国、德国、瑞士及多数北欧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这些国家的人们在交流的时候通常直截了当，甚至“想到什么说什么”。那么，仅从这个偏差来看，很多跨文化交流中的误会便也不难理解了。如学者Ihator的研究表明，阿拉伯国家属于高语境文化，意味着以语言的微妙性、重复、展示性和诗的意象为美，这便导致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文本在翻译为英语后充满了形容词，一篇新闻稿读起来更像是政府公告而不是新闻式的声明。
二、美国媒体的商业气质：利益最大化
与境外媒体相处并非易事，不能以看《人民日报》、CCTV的方式来看《纽约时报》、CNN——它们的运营逻辑，是由与我国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
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和通讯社（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美联社等）正在主导着国际媒介的话语权。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一个新闻专题可能引起诸多媒体的“跟风”报道。《纽约时报》上意见专栏（Opinion）上的一则评论，可能引领诸多媒体对某一议题的态度；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与中国“唱反调”的历史由来已久，如1996年，原新华社记者、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和几位在美国工作并对美国比较熟悉的学者、记者共同出版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在对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形象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妖魔化”的观点。这种“妖魔化”似乎在重大的公共危机（如2003年SARS事件、2008年拉萨“3·14”事件）或引起全球关注的媒介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召开期间）中，更容易凸显出来。我们经常能够在美国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和“含沙射影”的评论文章。这两方面原因促使我们将目光投向美国媒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及其造就的美国媒体独特的精神气质。正如沈国麟所说，“意识形态下的新闻报道指的不是哪一篇、哪一条具体的报道，而是一种宏观上的把握”。
了解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离不开自由市场和民主政体这两个线索。
从美国媒体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市场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美国媒体的基本路径。经历了建国初期至19世纪30年代的政党报刊时期之后，美国媒体便开始踏上了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路线。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媒体（集团）与拼杀于自由市场体制之内的其他公司并无区别。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美国媒体的第一准则。也正因如此，一篇新闻作品首先是产品，与一台电视机、一支牙刷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媒体性质则是宣传属性与经济属性并重。两者如车之两轮，同等重要。尚须强调的是，这是就中国的大多数市场化媒体而论，对于中国的党报系统，坚持党性原则和舆论宣传的功能定位始终是第一位的。
自由市场中的美国媒体行业，可以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一个产业，也因此具备一切资本扩张的特性。20世纪末，美国媒介市场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传媒集团的垄断化愈演愈烈。截至21世纪初，世界的传媒市场也几乎被五家集团瓜分垄断：时代华纳（Time Warner）、迪斯尼（Disney）、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贝塔斯曼（Bertelsmann）和维亚康姆（Viacom）。除了贝塔斯曼外，其余四家集团的总部都设在美国。
美国媒体的集中化将通过它们生产的产品体现出来——新闻报道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才能够有流通的动力，才能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惊险一跃，进而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供资本家享用。而一篇新闻报道是否具有使用价值，价值多大，一方面由新闻的直接消费者——读者、观众、听众或者其他媒介使用者（如手机报的读者、网民）所评判；另一方面则由广告商来决定。一份报纸，卖的不仅仅是销量，还有广告。这就是商业的逻辑。美国的商业媒体若想在竞争中获胜，至少不被淘汰，就必须既赢得媒介使用者的“眼球”，也必须获得广告商的青睐。这两者往往纠结在一起。广告商看重的也不外乎是媒体在公众中的关注度、美誉度，他们坚信，一份在公众中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自然可以为产品或企业形象赢得相伴生的关注度和美誉度。
那么，为了赢得公众和广告商的双重认可，媒体内容自然要千方百计迎合这两者的需求。为了赢得前者，在美国的传媒发展历史上，有一段充斥色情、暴力消息的“黄色新闻”时期。直至今天，人们仍可以在一些商业媒体上看到这股浪潮的余毒。为了赢得后者，试想一份报纸怎么可能在头版的新闻中披露与报纸广告商相关的丑闻？这也是为什么新闻传播学者们一直在指责，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的原因。美国记者、编辑和新闻教育者约翰·坦布尔（John Tebbel）在20世纪60年代不无失望地写道：
出版商的两难境地是，他是一个必须谋取利润以获得生存的商人，在公众启蒙（public enlightenment）与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的冲突中，他却经常被发现站在了使报纸得以维持的商业利益的立场上。在很多方面，广告和公关已经主导了新闻界的生产。对政府而言，报纸已经变成政府塑造形象（image.makers）的合作者。广告更全面地控制了杂志，而广播电视则苦于应付政府的管制。总而言之，公众利益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成为经济压力的牺牲品。尽管有许多改进，但前景仍不容乐观。
三、美国媒体的政治气质：“小骂大帮忙”
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媒体已经成为政府塑造形象的帮手，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媒体是自由主义的化身，不屈从于当权者，是公众的“看门狗”。在政治的框架内，美国媒体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呢？美国媒体服务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政党的利益。
对于美国而言，国家利益不同于政党和政府的利益。当权者的党派可以变，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变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媒体认为“对政府实行监督甚至攻击，是维护国家最好的方法”。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不得不承认，冷战遗留的国家利益导向仍在存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赤色”共产的遏制与美国霸权的维持。国际和平基金会美苏关系研究会主席赛耶姆·布朗曾直言不讳地提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具体表现为：
a.遏制共产主义扩展它的势力范围；
b.将非共产主义盟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c.确保重要战略原料的来源；
d.维持美国在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优势。”
如果美国媒体维护的是这样的“国家利益”，那么就不难理解，麦克奈尔所指出的，整个20世纪，西方媒体领域的精英们与政界、商界和军队联合起来所渲染的“红色恐惧”。他指出，在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惧”出现在苏维埃革命成功后不久的1918年并一直延续到1920年。历史学家默里·莱文（Murry Levin）认为，是一个公司、媒体与政府的利益联盟一手制造了红色恐惧。而另一方面，关于苏维埃俄国的带有偏见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进一步支援了美国国内反“共产主义”的攻势。莱文描述到：
报纸，除了很少例外，都把布尔什维克革命描述为一场充斥着大规模屠杀、暗杀、强奸、掠夺以及杀戮的狂欢。经常有报道宣称修女遭到强暴、修道院被焚毁，以及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使用电动断头台，一个小时处死500个人。布尔什维克统治被描述为一个屠杀、充公、无政府主义与普遍紊乱的混合体。
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认为，“红色偏见”是19世纪以来西方媒体的一个普遍特征，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兴起，这种偏见出现的频率与强度提升了。在他看来，“红色威胁论”在整个20世纪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a.阻碍与限制劳工的斗争与利益；
b.把公众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大萧条的注意力引向别处；
c.集结公众对于以下政策的支持：昂贵的军费开支、冷战政治以及通过干涉第三世界来保障公司在当地投资的安全与利润。
正如麦克奈尔所说，“敌人”的性质随着时间几经改变，然而这一传播手段背后的原则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看上去瞄准外国敌人的宣传攻势来动员国内舆论支持带有国内政治目的的运动。
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在美国国家利益的棋盘上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而不变的是，这一角色将直接决定了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立场。
学者郭可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元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七次大的变化：元朝、明朝和清朝早期——辉煌和神秘的中国形象；鸦片战争之后到清朝结束——衰落的帝国和劣等民族的中国形象；国民党统治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希望和崛起的中国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令人恐怖和迷惑的中国形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到80年代初——“田园诗”般的中国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国“9·11”事件——开放的但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的但可能会是麻烦的中国形象。
美国的记者大多是自由主义者，掌握媒体方向的却多是保守主义者。
“一些研究显示，美国大多数主流媒体的记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媒体的报道方向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因为，这些记者在媒体的编辑方针上并不一定具有发言权。占据高级编辑、编委会席位或者高层经营管理职位的人相对而言更为保守，然而，这些人拥有媒体定位和导向的决定权。
因此，尽管秉持公正、客观的专业主义精神，坚守“第四权力”的角色定位，奉行为弱势和边缘群体代言的社会责任，为了国家利益对当局极尽讽刺挖苦的美国媒体，仍然难以摆脱“小骂大帮忙”的宿命。当面对异域的“敌人”或“竞争者”时，美国媒体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当局一方；在涉及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美国媒体也一样会将分寸拿捏得非常清楚，丝毫不会越雷池一步。这一点从美国媒体在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可看出。即便没有战争，拉萨“3·14”骚乱、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风波中美国媒体的立场和表现，也可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