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朱利安尼讲话，几百万人就感觉好一点，因为他的话里充满了悲痛和坚毅，鼓舞着纽约人民，进而激励整个美国。连来访的时任法国总统席哈克都感叹说：“鲁迪（朱利安尼的昵称）就像礁石。”（Rudy the Rock）
两位领导人面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勇气和个人气质受到媒体和公众的高度评价。有媒体评论道，温总理淡定从容、有理有据引发中外记者的称赞，赢得在场人们一片掌声，“战地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也随之传遍五大洲。
温家宝总理选择在地震废墟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选择在“9·11”事件发生的傍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都是对时空语境的恰当把握。
这两个画面能够深深打动媒体记者、感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位领导人在话语中透露了多少关于救援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两次特殊时空背景下的新闻发布会传播着“信息发布”之外的象征意义。“小石堆上的新闻发布会”承载着政府对这场灾难的态度、对灾难中个体命运的关怀和战胜灾难的决心；“9·11”废墟之间朱利安尼的身影传递出相似的互动意义。
政府新闻发布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讲求的是一种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赢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而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内心的控制和人性的归向。
政府新闻发布构造的主观语境旨在提供群体自由平等的参与、共享与表达的机会。仪式化的修辞语境为群体构造了一个特定的时空场域。主题性的集体思考、集体对话在这个场域得以展开，同时关于主题的集体记忆获得了沉淀的可能。“维特根斯坦认为，人是仪式的动物。无论怎样定义仪式，它总是一个与符号、象征、神话和‘前逻辑’相关的过程。仪式一般呈现为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场景、情境，以承载特定的主题，并反映主题之下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即仪式化场域”。在仪式中，人们在情感的相互唤起、意见表达和协商中获得了对话的可能性，得以从日常中的独白进入群体的互动世界。
二、修辞原则二：信誉化主体
上一个原则关注新闻发布的时机和空间问题，信誉化主体的原则将关注谁（who）来发布的问题。
本章第一节中已经提到，中西方文化都很注重修辞主体的信誉在于说服的重要意义。西方修辞学对信誉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说者本身的品质对说服效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阐述如何凭借修辞方法和言说者的努力来实现证明时，摆在第一位的便是“信誉证明”（ethos），即演讲者运用自己的个人品格取得说服的成功。其二是说服修辞运用过程中对道德性的重视，认为欺骗和误导是不道德的，说服建立在严格的逻辑论证和事实依据之上。
中国古代修辞信赖信誉的感召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说服力，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区别或许在于孔子的“正名”、荀子的“制名以指实”要求尊重客观实际中人的身份和事物的名称，如孔子一再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孔子的“正名”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正名字，即要订立一切名字的意义；二是定名分，即“辨上下”；三是寓褒贬，把褒贬的判断寄托在记事之中。胡适认为这三种方法是孔子实行“正名”、“正辞”的方式。而荀子所说的“正名”，是要把社会上已经通用的名，用国家法令予以规定，此后便不得更改。相比于中国古典修辞中对“正名”的界定，西方的“信誉证明”则相对积极和具有创造力，并非墨守于既定的信誉基础，而是强调为了实现说服可以努力营造修辞主体的“信誉感”，以获得民意的支持。
那么，什么样的传播者才可能获得公众更多的“信誉感”呢？一直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霍夫兰、贾尼斯和凯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关于信源可信度的一系列著名实验。所谓信源，简单理解即信息发出的源头，如一场新闻发布会的信源是包括新闻发言人在内的信息发布者；而到了读者那里，一篇关于新闻发布会的报道或许是他们获取相关信息最直接的信源。信源的可信度被定义为“一个传播信源被接受者认为是值得相信和能够信任的程度”。
当研究者把信源的可信度作为一个变量孤立出来，而同时控制所有其他的变量进行试验后，他们发现，比较大的态度变化来自具有高可信度的信息源泉。也就是说，在传播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更信赖高可信度信源发布的信息。但随后他们又发现，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信源可信度的效果——人们对信源与信息内容相联系的记忆——会逐渐减弱。这时，由信源居于主导地位的可信性效果趋于减退或消失，内容本身的说服力开始发挥作用。
这种现象就好像表明，信源可信度的影响在信息传播刚刚发生时发挥着强烈的说服作用，而此时信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则处于“休眠”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源的作用减弱，信息内容的影响才得以逐渐显露出来。因此，霍夫兰等人进行的这一系列信源可信度的实验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即“休眠效果”。
这一实验结果提示我们，高可信度的新闻发布者和发布内容同样重要，前者可能对短期的说服更有效，而后者则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那么继续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信源才可以称得上高可信度呢？社会心理学家们给出了很多有助于提高“可知觉的信任度”的答案，意味着“感觉到的可信度”。既然是感觉，就会存在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的问题。在政府新闻发布的过程中，中西关于修辞主体的要求是值得兼容并蓄的。一方面，需要借助政府新闻发言人身份上的权威性来加强新闻发布内容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同样需要在新闻发布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去营造修辞主体的高可信度，形成“信誉感”的良性循环。
信誉化主体的努力使政治修辞及其传播可能摆脱单向的宣传和操纵，而从“认同”的角度发展新闻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新闻发布主体具有“信誉感”，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信誉”源自政府和公众的双重赋予。政府给了新闻发言人“说”的资格和权力，媒体和公众却拥有“听”或者“不听”的权力。
第二，决定媒体和公众是否“听得进去”的，不是政府赋予新闻发言人的头衔，而是新闻发言人是否真实、出于善意，并服务于公共利益。
注重上述两方面内容，政府新闻发布即便不是由政府官员所发布，也可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现阶段已经有越来越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到重大新闻发布的现场。如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把钟南山院士请到了发布会上。钟南山以医学专家的渊博学识，沉稳地告诉大家，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可防、可治、可控。他还通过新闻媒体告诫社会不要惊慌，而要在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共同抗击病魔的挑衅。钟南山的这些话语通过主流媒体的率先报道而被广泛转载，对安定民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引起一些民众恐慌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在媒体上不断看到钟院士的发言：
2009年5月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道疾病权威专家钟南山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甲型H1N1流感的致死率从目前来看约为1％～1.5％，与普通季节性流感死亡率非常接近，而且其传染性没有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么强。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政府各个部门在面对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钟南山认为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次”，他个人觉得非常满意。
随着甲型H1N1流感疫苗在中国的投入生产、下线和准许接种这一过程的展开，进入9月，人们对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是否具有副作用的关心也持续上升。在这一阶段，钟南山院士又再次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
钟南山说，原来我对接种甲流疫苗态度慎重，是因为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接种疫苗，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有无副作用，“目前，我国大陆已有7个厂家生产甲流疫苗，接种疫苗的群体接近400万人，出现副作用的比例非常低，其中产生不良反应的有两三百人，产生严重过敏性休克的只有2人，副作用与普通流感疫苗相差无几”。
《鬼谷子·符言》中写道：“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
这段话的大意为：按照名分去做，就会既安全又完美；名实相互依存，相互对立，这构成客观事实。所以说：名分从实践中产生，实践从道理中产生，而事理产生于名分和实践相结合的特性，这一特性产生于协调，而这些协调贵在恰如其分。
鬼谷子对名分的看法较之于孔子和荀子或许更加具有动态性，他强调了名分与实践的协调才会产生可持续的信誉效应。美国前总统发言人麦克·麦克凯瑞认为，“诚信是发言人唯一的、最重要的财富”。这一点对于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和发言人的信誉建设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修辞原则三：象征化叙事
向世界说明中国最好的方式是说真话。我们要相信：你不讲故事，别人讲故事，你不讲真故事，假故事就流行。所以我们促进改善国内的突发事件的报道系统，一定要快而准确。2005年7月15日赵启正在北京接受美国《领袖》杂志中国专刊首席代表杨红专访。
政府新闻发布的第三个修辞原则将关注对发布内容（says what）的原则性要求。爱德曼（Murray Edlesman）在《政治的符号运用》（The Symbolic Use of Politics）一书中指出，“人类是唯一能从符号的提炼、选择、简化、歪曲、变换以及创新中重组过去的史实，认识现在的状况，和展望未来的发展之生物”。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政府新闻发布就是在建构并传递一个关于国家、政府或是民族的叙事。
关于叙事，菲舍尔（Fisher）在1987年提出了与当时广泛流行的观点大不相同的意见。他认为，叙事并非只是真实或是虚构的故事，叙事也并非可以不遵循逻辑、不讲究理性。叙事是以言辞或非言语形式描述一个或一连串的事件，由受众自行解释这一系列事件的意义。叙述过程介绍参与事件的人物、人物的行为、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后果。因为一切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反映某种观点、某个视角，叙事也因此是表达观点的一种方式，是潜在的说服，含有期望受众接受修辞者观点的意图。以故事来吸引人，使人接受其中的寓意，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说服的目的。为便于从叙事角度来理解政府新闻发布的文本，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2009年3月2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会议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最近非常关注有关法国拍卖中国兔首、鼠首一事，今天上午有了最新进展，您认为政协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
[赵启正]：关于你问的法国法院驳回了要求佳士得停止拍卖，由圆明园盗窃的兽首这件事情，在国内影响很大，委员们也很关心。
有的中国网友在网上问：“我们一向很崇敬法国文化，这次怎么了？法国文化生病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文化中核心价值就是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法国的价值观并不是由少数法国人来承载的，是由全体法国人来承载的，我想我们应该这样看问题。
大作家雨果这样写过，有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我希望有一天法国解放并涤清了自己，会把这抢来的东西送还给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