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对政治的“不谈”到提前“谈政治”，对胡适个人来说是有代价的。据何炳棣回忆，1947年夏季冯友兰到美国纽约，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家旅馆，何炳棣去看他时，提到有一位中国留美学生做了一篇题为《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的硕士论文，“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何炳棣认为，这是冯友兰讥讽胡适的不实之词，“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讥胡要比胡之讥冯温和多了。”冯友兰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呢？大概这和冯友兰1926年之后的哲学经历有关。据冯本人记述，1927年之后他开始受邀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内容“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显著的不同”。
1928年，冯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大学，继续担任中国哲学史的讲授。1929年，他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册的书稿，并在1931年出版，到了1934年该书的上下两册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很明显，冯友兰同何炳棣所谈关于胡适的话里包含着抬高自己哲学史贡献的意思。其实，冯友兰的书确如金岳霖、陈寅恪所评价的那样，也是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自然会分走胡适的一部分光环，但冯友兰自己也承认“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况且，何炳棣言及的那篇硕士论文，讲的是胡适的文化影响，而不仅局限于“哲学史”领域。但冯友兰起码点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论政任务艰巨地摆在面前，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毕竟分身乏术，要对社会负责，对得起良知，还要对自己所信仰的实验主义负责，同时还要进行启蒙，从事学术研究，传播科学的种子。一身而二任，即便天才如胡适，也不会应付自如，凯歌齐奏的。冯友兰所谓胡适1927年之后“没得影响”了，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国民党掌权后胡适最终完成了报刊论政、启蒙的“双轨制”向论政“单轨制”的过渡，故其学术活动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王云五等胡适的朋友都劝过胡适在《努力月刊》办起来之后，尽可以把繁杂细琐的编辑事务交给别人管。
在他们看来，胡适把大好的时光用在难以奏效的论政上，实在不值得，真不如写出学界企盼、胡适擅长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应该说明的是，胡适在最终完成“过渡”之前，还是有不小的学术成绩的，如他所说：“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美国、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其中有二十一万字的《白话文学史》卷上；有十几万字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包括我校印的《神会和尚遗集》（敦煌出来的四个残写本）和我用新材料特写的两万五千字的《菏泽大师神会传》。……《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写出的约莫有十七八万字。”也就是说，即便受到了恶劣政治的影响，胡适在学术创作上还是有骄人收获的。若不是分心于论政，胡适的启蒙功效会更显著。到了30年代主编专门论政的《独立评论》，加上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说，“从此以后，我更忙了”，虽然也从事了一些中国思想史研究，但原来计划中的几个专题研究，就无暇顾及了。比如，胡适等人原本寄希望于教育救国，通过新式教育来塑造完善的国民，奠定中国文艺复兴的根基，可国民党比军阀们更高明，它承继了苏俄的“党化教育”的路数，并同时鼓吹中小学生“读经”，实际上等于掐断了教育的慧根，也等于宣判了胡适教育理想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评论》才有针对性地发表了任鸿隽反对党化教育，胡适、傅斯年等人反对中小学生读经的论政文章。看来，不良政治不仅摧残人性，扼杀民智，而且迫使最有学术前途的人不得不放弃很多学术工作，去做民主体制下不需要做的工作。
胡适论政的目的也不是要彻底改变已有制度。因为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民国建立之始就基本搭建好了。在胡适看来，制度大致是不错的，可惜好制度流于形式，所以要通过论政使政府变得好一些，通过思想革命让民众变得聪明一点儿。胡适也明白，好制度不能执行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清朝统治者专制统治多年，直到垮台国内也没有出现成熟而负责任的反对党，所以一时旧权威倒台，社会上便没有了能行使权威的继承者。二是政府组成不好，好人进不去，即便进去了，其结果是或变成坏人，或好人的作用不得发挥，有劲使不上，如同汤尔和当了几天教育部次长后所感慨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官场自有一套游戏规则，不像局外善良人想象得那样简单。胡适的论政就是要完善政治制度的框架；不断批评政府，令其在舆论面前有所忌惮；唤醒民众，使其懂得现代公民的道理，起来监督政府，讨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强调发展教育，特别是教育要独立，培养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顺民；全方位地传播人类先进的精神财富，包括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批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扼杀。以上各点，恐怕很难事先确定先后顺序。胡适的经历也说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能单打一地论政或启蒙，启蒙也不能自以为是地事先划定重点和非重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度中，启蒙任重道远，近代史上的每个时期都应该扎扎实实地推进，内容的安排既应该考虑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应该放眼长远，进行脚踏实地的基础性安排。
学术界多年来差不多有了一个多数人认可的结论，即近代历史上之所以专制阴魂不散，之所以民国徒有躯壳，是因为外敌入侵频仍，民族危亡之剑时刻高悬，所以知识分子把有限的精力安排到了救亡的呼号上，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系统的、基础性的民主、科学的启蒙工作，于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事实上，我们纵观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完全可以说，上述结论尽管在逻辑上能说得通，但有违于历史实际。《努力周报》的创办以改变丑恶、腐败的政局为目的，在前期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周报的基本内容不是救亡，而是着眼于内政的改善，并兼及启蒙，启蒙的代表性文章就是顾颉刚的古史讨论和胡适对梁漱溟文化观的批评。在蔡元培辞职后的几个月内，周报发起了以人生观讨论为代表的启蒙高潮。综观一年半的周报历程，并没有专门的以“救亡”为中心的话题。1928年《新月》的出世，就是以启蒙为宗旨的，“人权运动”所针对的目标，即专制极权，也是启蒙所要改变的对象。
1932年《独立评论》的发行，直接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面对着民族危亡，国民党当局依然进行着腐败、专制的统治。《独立评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国民党政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揭露日本侵华阴谋，所涉及的国民党政策中包含着妥协的外交，但外交仅是众多政策中的一个方面，《独立评论》对国民党拖延宪政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对宪政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也抨击了国民党经济、文化和教育政策。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起码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报刊来说，对于胡适等人的几个刊物来说，是不确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放弃启蒙，即便论政，其话题也往往没有脱离启蒙的范围，如《努力周报》“宪政的政府”，《新月》“人权运动”，《独立评论》宪政的呼吁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然极度重视救亡，但在他们看来，除了敌寇全面入侵，别无选择地浴血奋战，就像抗战全面爆发胡适等人毅然撤离北平，而更多的时候救亡靠的是整修内政，靠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近现代国民的形成。
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在胡适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影响和改变社会的武器，除了学校的讲台以外，就是创办报纸和杂志了。同人刊物凝聚了知识分子，起到了“准”政党的作用，同人的聚会也具有一定的政党集会的性质。同人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促进了同人刊物的发展。当社会没有了办报自由，也就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当知识分子没有了刊物，也就很难凝聚了。北洋军阀迫于种种原因容忍了《努力周报》，于是一种非官方的声音就有了传播的机会，反对北洋政府的正义大合唱的旋律听起来就显得更宏伟些，尽管合唱的演员们的立场不尽相同。顾颉刚也就在古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启发了一代代人去理性地看待文化传统。国民党时代容忍了《独立评论》，于是读经闹剧就令人感到演得蹩脚，“党化”教育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蒋介石拖延宪政的把戏就总是露出破绽，很多劳民伤财、支撑门面的“建设”就暗淡无光。胡适能当上书生大使去美国奔走抗战外交，显然也与他系列抗战时评打动了蒋介石分不开。而等到国民党不能容忍《观察》、《大公报》了，储安平、王芸生等人也就半推半就地辗转到了北平，加入到反蒋的行列中。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缺少悲剧的向往，往往更推崇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用这个标准衡量胡适，人们会越发感到胡适挺可怜的：他被称为“白话文之父”、“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等，他又自称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一直到他1962年逝世，他也没看到他所播下的龙种到底结出了什么。顾颉刚1949年初的两段日记反映了他这位胡适的追随者对胡适命运的感慨。1948年12月15日胡适坐着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从北平飞往南京，1949年1月中旬去上海，1月17日晚在沪与顾颉刚等聚餐，当天顾颉刚的日记：
适之先生南来，一举一动皆为报纸材料，日报记之，杂志詈之。予劝先生，勿至南京，免入是非之窝。然孟真挟之以自重，恐终须去。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名隳矣。
1月27日日记：
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胡适之先生在焉。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推原其故，盖先生办《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一班朋友藉此多做了官，乃将之拖下水去，而先生则受人之捧，为人所利用也。捧之害人如此。顾颉刚的慨叹中充满了惆怅，也包含着对他所敬仰的师友的同情和惋惜。
顾颉刚与胡适均已作古，即便睿智如他们，当年也预见不到历史的指针指向世纪之交的时候，胡适的名字会无数次被人提起，他的著作会以各种版本和形式被人研究和评判。喜剧耶，悲剧耶？
